郑板桥·潘鹤·钱绍武

夜读《板桥家书》，颇有所感。见其云：“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通体不能悉举，且就一二言之：《哀江头》《哀王孙》，伤亡国也；《新婚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悲戍役也；《兵车行》《丽人行》，乱之始也；《喜达行在所》三首，庆中兴也；《北征》《洗兵马》，喜复国望太平也。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进而指出，“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因而，“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见《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题高”，系指诗之题材，能够高扬时代精神，揭示历史进程，使其作品起到“端人品，厉风教”的社会作用。他赞扬杜老之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指出了在诗的创作中，题材制约内容，“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题材立意的高低，决定了诗的社会效益。如果诗家所选题材，“非赏花即宴集，……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这里又道出了诗人思想境界的高低，决定了选取题材立意的高低。

纵观近百年文学史，足见板桥所言极是。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无不燃烧着“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这与那在国家危难之时，只知道于雨巷中彳亍不前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近三十年来，就美术而论，学术机构官僚化，理论研究市场化，美术创作商品化，比比皆是。震耳欲聋的炒作，声不绝耳；唯利是图的变态钻营，屡见不鲜。这种浊流，在西方“反审美”“反崇高”所谓的“当代艺术”横扫全国的情况下，与之沆瀣一气。一些描绘物欲横流的“消费人生”的作品，或者毫无生活目标的“游戏人生”的作品，犹如过江之鲫。这些现象，构成了难出好作品、难出人才非常平庸的境况。

在这非常平庸的境况中，也有“高绝千古”者。以雕塑而言，于全国则有两座高峰：一是南粤的潘鹤，一是北京的钱绍武。两位艺术家均已八十多岁高龄。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中，他们的作品——诸如潘鹤的《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孙中山》《开荒牛》《鲁迅》，钱绍武的《李大钊》《孔子》《杜甫》《曹雪芹》《闻一多》等等，全都表现了“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使人观之，“痛心入骨”。而其精湛的艺术水准，又使之达到了时代的巅峰。

如若仔细品味，二位先生在艺术追求上，也有不同。潘鹤的作品，从命题到表现的境界，洋溢着儒家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体现了“善”与“美”的融合，显示了积极进取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而钱绍武的作品，则具有老庄的道家风骨。每每雕琢复朴，以虚涵实，得意忘象，强调“真”与“美”的统一，蕴藉着气韵流荡的阴柔之美。

《周易》云：“以文化人。”唐释皎然《诗式》也称“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宋李觏《上宋舍人书》主张，文章“诚治化之器”。宋邓椿《画继》则认为，“画者，文之极也”。为诗，为文，为画，皆天下之公器，“不可以一字苟吟”。只有先端正自己的人品，选取发人奋进的题材，才能创造出弘扬民族精神、表现时代风采的作品来。那些打着“反审美”“反崇高”的招摇过市者，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文化领域，迎合外来势力，折断民族脊梁。当然，我们并不是唯题材论者，自古以来，风、雅、颂并行不悖。那些表现身边生活，且赏心悦目，能够使人积极向上者，同样受到欢迎。

潘鹤、钱绍武的作品，是当代雕塑界，必将载入史册的高峰。

乙未元春初五夜于西海漱玉楼

（原载2015年3月2日《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