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岭南画派的历史地位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近30年的今天，广东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岭南画派纪念馆提出“岭南画派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命题，开展美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岭南画派，是在辛亥革命后，我国人民奋起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了在中国画中调和中西画法，以写实方法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主题。这种激进的、旗帜鲜明的艺术理念及其创作实践，反映了当时传统中国画，为适应新时代人们正在变化的思想观念与审美需求，所开始的伟大改革。这种伟大的变革，既符合传统中国画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态度，吸收外来美术优点之处为己用，而不被外来美术同化、以至脱离本土文化的民族文化特质，也是对今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

岭南画派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以及清晰的时代背景。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的油画、版画由传教士利玛窦、郎世宁等人传入中国。特别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身兼画家的传教士，为使西方绘画能在中国扎根并得以流传，把西方绘画中的明暗对比法、透视法、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平面性、装饰性处理手法、“以形写神”等表现技巧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不中不西”的新画风。这种画风，虽然很难达到“畅神”的艺术品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冲击了中国人固有的视觉观念，并深为中国观赏者所认可。18世纪中期，岭南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接受并融合西方文化，为传统美术注入新的活力，最为活跃的地区。这是因为：

第一，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起，直到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止，近百年间，广州是全国唯一的一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外商云集，大大刺激了当地经济、文化和美术的发展。

第二，这时广州已形成了以“十三行”地区为中心的“外销画”生产基地。所谓“外销画”，我在《回顾与前瞻——论中国水彩画》一文中曾经写道：“就是中国画师从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用西方颜料与技法，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生产’出大批的油画、水彩画、粉画、玻璃画，并以此作为商品，卖给来广州的外国人，由他们带往欧洲。”[1]生产“外销画”的画室、画馆，到了19世纪初，在广州“十三行”一带，已近三十家。代表画家有关乔昌、关联昌等人。

关乔昌，师承来粤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他的作品曾到英、美展出。其助手和学生关联昌，“以西方的水彩画、水粉画颜料、以及透视、解剖、素描、色彩等技法，描绘了广东商埠风物、小镇村景、花鸟鱼虫、室内静物等。特别是他在很多作品中着意表现中国特有的养蚕、制茶、造瓷等劳动场景，展现了清朝南方社会的风情，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情趣。这种亦‘中’亦‘西’的水彩画，在当时‘外销画’中，很受欢迎。”[2]

第三，这时，有许多西洋画家来到岭南定居、作画或授课，为中国美术的变革增添了催化剂。例如，据有关资料记载，1785年和1793年，英国画家威廉·丹尼尔和其叔托马斯·丹尼丹先后来广州作画。1838年至1839年，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赛尔在广州把珠江景色收入画中。他的这些写生作品被广州外销画师大量复制。19世纪中叶英国画家雅克多·布鲁斯曾在广州从事绘画活动。当时葡萄牙画家马西安诺·巴普迪斯也在此担任美术教师，留下了不少绘画作品。美国画家乔治·威斯特1843年在广州当地画了不少素描。在这些旅居羊城的西方画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在香港、澳门、广州居住20多年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1774—1852）。他开设画室，广收学生，创作了许多描绘岭南风情的作品。如前所述，“外销画”名家关乔昌、关联昌，都是他的弟子。他把广州外销画的画风，由17世纪的荷兰画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画风，转为英国画风。从此，广州的“外销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风格。[3]

第四，岭南在我国近代史上，是最早有人到海外学习西方美术的地区。据《南海县志》（庚戌续修版）记载：“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相传神，从而学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此技初入中国，西人亦以为奇，得未曾有云。”[4]可以说，关作霖是最早去海外学习油画，并在回国后于原籍开办私人美术学校的岭南美术家。随后，鹤山人氏李铁夫，于1885年去英、美学习油画、创作达十多年之久。在国外参加兴中会、同盟会，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被称之为岭南画派“三杰”的番禺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从1905年起，先后到日本学习美术，参加同盟会，高剑父、陈树人，都与孙中山过从较多，辛亥革命前后，矢志革命，功勋卓著。新会人冯钢百，从1906年起，去墨西哥、美国等地留学。他的同乡陈抱一，1916年去了日本。他们回国后，都把自己学习到的西洋绘画技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和教学活动中，为改造中国的旧美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岭南画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广东对全国而言，在政治上，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在经济上，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商业地区。从美术来看，是西方美术家来华传授西方美术，形成中国美术产业最早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家去西方学习美术最早的地区。因此，“岭南三杰”较早接触到了革旧鼎新的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中西文化发生强烈撞击的情况下，走到了时代的前沿。他们的“折衷”中西的主题，推动着中国美术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二高一陈”在日本学画的时候，正值横山大观、麦田青草、竹内栖凤等大家将日本传统绘画与西洋画法相融合，这对于他们艺术观的形成，影响很大。

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一文中写道：“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学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会合一研究，更吸取多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他又说，“对于绘画，要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地革新地整理一过，使之合乎中庸之道，所谓集世界三大成。要忠于写生，取材于大自然；却又不是一味服从自然，是由心灵化合，提炼而出，取舍美化，可谓之自我的写生。……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专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方法。”[5]高奇峰在《画学不是一件死物》一文中也写道：“研究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比较各法，以一己之经验得将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那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都保留着。……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既一己之精神，而复为我现时之作品。”[6]他们的这种融合古今的中西美术“折衷”论，引领了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发展的大趋势。

岭南画派的核心理念是：

一、在创作思想倾向上，要“合乎中庸之道”，做到“真美合一”。就是说，要使自己的作品明劝戒，著升沉，具有感召民众的力量。

二、在表现手法上，深入生活，主题“取材大自然”“忠于写生”，以写实主义手法“取舍美化”，做到“理趣兼到”，表现艺术家“自我”的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在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上，主题既“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洋之科学方法”。就是说，要“取古人之长，……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的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

在今天看来，我们对岭南三杰的作品，可能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但是对他们的艺术主张，确是很值得肯定的。

高剑父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二十世纪科学进步，交通发达，文化范围由国家而扩大到世界。绘画也随着扩大到世界。我希望这新国画，成为世界的绘画。”[7]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民族绘画，已为更多国家的人民接受。我希望作为南国商埠的广东画家们，秉承岭南画派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到时代前面，创作出更多的具有岭南风韵的更新更美的图画。

（2007年11月载《岭南画派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

注释

[1] 《1905—2006百年中国水彩画集·导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2] 同上。

[3] 参见[英]苏立文著、陈瑞林译《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中译者论文《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影响的历史回顾》，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4] 同上，第353页。

[5] 《美术论集（四）》，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60页。

[6] 同上，第62页。

[7] 《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