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月乎　残月乎》说开去

当画家在作品中描绘夜景的时候，可曾想到高悬于群星之间的月亮，是“新月”，还是“残月”？

当观众欣赏一幅描绘夜景的图画的时候，可曾想到高悬于群星之间的月亮，是“新月”，还是“残月”？

如果没有，那么请看1978年7月2日《光明日报》所载《新月乎　残月乎》，免得在创作或者欣赏美术作品的时候，犯下“科学性错误”。

作者在此文中，把一位画家的版画《群星灿烂》，拉到了“科学”的审判台，指责作者竟敢“任意安排”画面，“让蟾宫听人摆布”，犯下了“科学性错误”。我把登载这幅木刻的报纸找来一看，不对了，单纯朴实的画面，不禁使我感奋，使我叫好！

在此画中，夜幕垂空，图书馆内灯火辉煌，陆续走进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正是那些为使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勇攀高峰的灿烂的“群星”。

尽管这幅作品没有宏伟的构图和绚丽的色彩，但它质朴、自然，很有情趣，非常感染人。

文章作者对于这一切，只字不吭，只是对画面左上方为了构图的需要、略微弯向右下方的月亮，做起了文章。他认为画面上的这种月象，“尚指的是残月，只能是农历每月二十六、二十七下午一点钟左右的情景”，而在夜间，绝不能出现这样的月象。为此郑重宣布：“蟾宫”不能“听人摆布”，画家无权“任意安排”画面。

这就是说，作者认为：客观世界不是创作的原型，而是创作的蓝本；艺术作品不应该高于生活，而应等于生活，应对生活进行机械的重复。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画家描绘“永久”牌二八型自行车的时候，前轴只有画出32根车条，后轴画出40根车条，才能“不犯科学性错误”。艺术家若以这样的准则进行创作，其作品只能成为罗列各种自然现象的杂货铺，没有丝毫的可取之处。

在《群星灿烂》这幅画中，是“新月”，是“残月”，还是其他什么时间的月亮，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画家的本意，不是考察月亮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于利用夜景来烘托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的精神。在这个总的前提下，“蟾宫”可以“听人摆布”，画家有权“任意安排”画面。当然，如果画家把国光苹果或者京白梨悬挂在夜空硬叫读者承认是月亮，那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违反生活的真实。不过，《群星灿烂》中的月亮毕竟是月亮，与国光苹果和京白梨到底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因而我们说：在文艺作品中塑造艺术形象，其目的不是为了再现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而是为了通过对客观世界各种现象和过程的能动的描绘，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内容。艺术家绝不能为了避免犯下“科学性错误”，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刻画自己的艺术形象，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片面地追求表面细节的“真实性”，忽略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走上自然主义的道路。

事实上，某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之所以有着感人肺腑、震撼心魄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些艺术形象并不是客观世界各种现象和过程的翻版，而是比普通生活更强烈、更典型、更带普遍性。在唐诗、宋词、元曲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好风碎竹声如雪，韶华三弄临风咽”“闻道烽烟动，腰间宝剑匣中鸣”“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些千古绝唱的佳句，其形象是何等的鲜明，艺术感染力又是多么的真切！如果按照上文作者的立论来衡量，这些诗句岂不全都犯下了“科学性错误”？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再发愁，也不会长出“三千丈”的白发；马的骨头再硬，也敲不出“铜”的声音；笙吹得再好，其乐声也无法表现得像“雪”一样白；将士再勇敢，宝剑也不会在剑匣中喊出口号来；自然，“离人泪”更不会使“霜林醉”。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仍然怀着非常欣喜的心情传诵着这些诗句，就是因为人们懂得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的现象，艺术家的劳动是工蜂般的劳动——采集的是花粉，酿出来的是蜜。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李贺的《咏马诗》：如果一匹马的筋骨能够发出铮铮然的铜声，它将是多么的强健，真可谓“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样的马，有谁不爱呢？正因为如此，广大读者并不责怪诗人在写出“云破月来花弄影”“长沟流月去无声”这些名句的时候，为何没有标明这些月亮是“新月”，还是“残月”；是初一的月亮，还是十五的月亮。

我认为，艺术家只有打破“科学”的束缚，从自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艺术形象进行典型化的概括，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来。

写于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