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总要出上海

丰子恺的家乡有句老话，那就是：“总要出上海。”此话意味深长。放眼古今，从江南水乡小镇走出去，到京、沪等大都市发展而成为大家的例子太多了，如从海宁盐官走出去的王国维，从桐乡乌镇走出去的茅盾，从桐乡屠甸走出去的钱君匋，等等，不胜枚举。

而对出生在桐乡石门镇上的丰子恺而言，进入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对他一生的影响及意义也非同寻常。丰子恺一生中，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前后有三十多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至1929年，十年时间，他在上海办学、教书育人，是他在上海创业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回到上海开始，至1975年他去世为止，前后有二十六年时间，他一直生活在上海。他在上海居住的时间比在故乡石门、第二故乡杭州都要长，可以说，他大半生的时光都是在上海度过的。

对丰子恺来说，上海是他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舞台。正是在上海，他创作了家喻户晓的“缘缘堂随笔”和“子恺漫画”。这也诠释了“总要出上海”的内涵。

其一，丰子恺正是在青年时期从江南小镇走出去，到了大上海，在这个大舞台、大世界里，成就其艺术人生。在上海，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学校，以实践艺术兴学的宗旨，并卓有成效。除了参与办学，他还在上海其他许多学校兼课。前后有十多年时间，他在上海从事艺术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美术、音乐、出版装帧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其二，在群星璀璨的上海文坛，丰子恺与许多大家结交，与他们一起办学校、办杂志，一起做出版、做音乐，一起创造成就，一起书写人生，一起刷新历史。在上海，丰子恺实现了人生中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在上海创业；第一次以“子恺漫画”成名，成为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第一次以“缘缘堂随笔”打响了散文创作的个人品牌；第一次出版了《音乐入门》，之后再版数十次；第一次创作《护生画集》，护生护心，深入人心……太多的第一次，都是在上海这个艺术天地里造就的。

其三，在上海，丰子恺的非凡才华和艺术成就得到全面的开发与展示。他在漫画、随笔、音乐理论、教育理论、翻译等各方面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是在上海相继问世，并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纵观其一生的创作，儿童相、都市相、社会相、学生相、自然相，都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漫画家、散文家、音乐美术教育家、翻译家……他的一顶顶桂冠，都是在上海这所社会大学里获得的。有人说，当你选择了一条路时，那么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便与你无关。确实如此。试想，如果当年丰子恺不去上海，在家乡小镇上做一个小学教员，那么，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是另一番模样。

其四，人生苦乐，祸福相依。在上海，丰子恺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目睹了旧上海的黑暗与腐朽。在上海，他亲身体验了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与喜悦，在文艺界获得了许多荣誉，也在“文革”中经历了痛苦。最后，他病逝于上海。

这样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使丰子恺对上海的情感更加复杂。从当年的出上海、离上海，再重回上海，最后又告别上海，他以一支笔，书写自己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聚散离合的心路历程。“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聚散皆是缘，在丰子恺的人生字典里，一个“缘”字，尽在不言中。当年出上海，既是他与上海的缘分，也是他的人生使命。

其五，丰子恺一生崇尚自由，富贵于他如浮云。陶渊明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是他的理想和追求。客观上，他在上海住得最久，这当然是为了工作，为了谋生；而在他的内心，却无数次想要逃离上海这个大都市，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中去。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终不能尽如人意。故乡的缘缘堂被毁，家园没了，他回不去了。他只能把这些愿望向远在他乡的儿子倾诉，向远在海外的友人倾诉，而更多的则有意无意地写在文字里，画在画里。他的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文与画，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许多时候，挥不去的乡愁、回不去的童年、回不去的从前，或多或少都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不过是不自知罢了。

或许，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而今，我们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全世界都是一个“地球村”了，与丰子恺的青年时代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总要出上海”，走出去才能海阔天空，这样的观念依然没有过时，还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丰子恺与上海的人生经历，能引发我们无限的深思和遐想。而写作《日月楼中——丰子恺与上海》一书，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徐玲芬

2021年元月于浙江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