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赞美自然与儿童，也是丰子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代表作有《华瞻的日记》《儿女》《颜面》《自然颂》等。

《华瞻的日记》作于1927年初夏，发表在当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上。丰子恺站在儿子华瞻的角度，写出了一系列在大人们看来有理，而在儿童们看来十分无理甚至怪异的行事，如“家”的分配法，如爸爸的“痴”和“剃头”等，与其说是在赞美儿童，不如说是在警示大人。类似的散文还有《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

丰子恺三十岁时创作的散文《儿女》，更以绝妙的文字，真切地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感受。

他在文章中不断地赞美儿童，羡慕其可贵的童心。当他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寓所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石门湾乡间，自己仍回到上海的寓所中独居时，心里非常想念孩子们那“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比较起他们来，自己的枯坐或默想，敷衍或应酬，分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一个炎夏的下午，他回到石门湾的家中，傍晚，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阿韦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引发了瞻瞻的共鸣，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而软软与阿宝则用散文的、数学的兴味，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丰子恺看着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吃西瓜一事中，不禁感叹：“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而自己比起孩子们来，“真的心眼已经因了世智尘劳而蒙蔽，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1928年10月12日，丰子恺作散文《自然颂》，发表于1929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在收入《缘缘堂随笔》时改名为《自然》。1928年12月15日，他作散文《颜面》，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还有《闲居》等文章，也是他崇尚自然的代表作。

在丰子恺看来，“美”都是“神”的手所造的，假手于“神”而造“美”的，是艺术家。艺术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现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心，普及于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

丰子恺在《闲居》一文中写道，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常把几件家具搬来搬去，一月中总要搬数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动一寸，脸盆架子不能旋转一度的时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现了。那时候，他坐在主角的位子上，环视上下四周，有君临一切之感，“一切都朝宗于我，一切都为我尽其职司，如百官之朝天，众星之拱北辰”。就是墙上一只很小的钉，望去也似乎居于适当的位置，成为全体中有机的一员，尽自己专任之职。而作为主人的他，则统御这个“天下”，想象南面王的气概，得到几天的快适。

有一次，他闲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曾经对自鸣钟寻了一回开心。他把钟从墙壁上拿下来，用油画颜料把它的脸皮涂成天蓝色，在上面画几根绿的杨柳枝，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用糨糊粘在两只针的尖头上。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油画了。凡在三点二十几分、八点三十几分等时刻，画的构图就非常妥帖，因为两只飞燕恰好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而且追随在一块，画面就保持均衡了。经他这么一改造，这个自然、和谐、美观而实用的自鸣钟，俨然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自鸣钟，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丰子恺故居石门湾缘缘堂里，供人观瞻。

丰子恺在《儿女》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在而立之年对于艺术与儿童的认知，影响了他后来一直所奉行的艺术观，也使他始终能保持可贵的赤子之心和积极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

丰子恺漫画《到上海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