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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又过了两年。罗老师39岁时，在外人眼中无疑是一个成功者。

在校内，他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没的说，承担着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课题项目，名字常年出现在学校优秀教师公告栏上。

在校外，他时常受邀开办讲座，名片上除了“××大学副教授”外，还有一连串的头衔——“××大学客座教授”“××公司顾问”“××协会理事长”，这些头衔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据说他外出一次两小时的讲座，就能拿到5000块以上的酬劳。

一次，我为考博去找他，拿着一本书问他应该着重看哪些内容。他看了一眼参考书封面，就告诉我：“这本不用看，写得不好。”我问他为啥不好，他说，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书里的观点都是四处摘抄的。我说这书封面上的作者名字不是你呀。他说这是他受人所托“代笔”的，那人出书是为了评职称，他则只是为了赚一笔稿酬。

我问他写这么一本书能赚多少钱，他说没多少，一万多点。

我说您也不像缺这点钱的人啊，怎么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他只是笑笑，没再说话。

那时候，罗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眼见着每况愈下了：以前一头浓密的黑发成了“地中海”；时常咳嗽，他说是因为平时太累、吸烟太多的缘故；走几步就喘，满头大汗，大伙坐车去饭店的路上他都会睡着，醒来后又说不好意思，自己昨晚忙到凌晨4点多。

但在饭局上，他却很亢奋。两杯酒下肚，说还是刘老师眼光毒辣，第二套房买了之后，武汉房价真的又暴涨了一轮。2015年买的那套房子现在已经翻了番，按照现在的房价，他至少能赚100多万。

有人劝他趁房价高赶紧卖一套，这样不但能少些压力，还能把以前的贷款清了。罗老师却摇摇头，说卖了住哪儿？买了新房后，妻子把岳父岳母接到武汉来养老了，就住在以前那套二手房里。

硕导借机问罗老师他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了，他说父亲前些年已经离世，母亲现在在武汉治病，一个弟弟帮忙照顾着，但以后估计还是自己的事。

他叹了口气又说，两个弟弟都不成器，一直在外打工，小弟连婚都没结，根本无力照顾母亲。他是家中长子，又是学历最高、最有出息的，以前为了读书，没能给家人做什么贡献，现在有能力了，得负担起来。

我说你这边的房子够大，把老太太接过来不就行了？罗老师却苦笑着摇摇头：“你是还没结婚，不知道家里的事情有时比外面更复杂。”

那天，罗老师没给我解释“更复杂”的意思，后来还是在陈校长的口中，我才大概知道了罗老师说那句话的原因。

2017年初，罗老师找到了陈校长，想“走后门”申请学校家属院的“指标房”。

陈校长很生气，因为按照政策规定，罗老师在武汉已经购有两套住房，根本没有资格再申请学校专门给无房教师的“指标房”。陈校长埋怨罗老师说，当初买房时劝过你再等等，也说了学校对新进教师有住房待遇，房子已经空出来了，只是政策暂时没有出来，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就会有“指标房”，但你偏沉不住气，非要自己买。

罗老师则苦着脸说，当时实在是不买不行，刘老师一直在催他，两人几乎天天为了房子的事情吵架。而这次他来“走后门”的原因，是刘老师不让患病的婆婆跟自己一家同住，让他“有本事再去搞套房子”。于是他就想到了学校的“指标房”——虽然没有产权，但2000块钱一平，只有校外房价的1/10。

陈校长很生气，拒绝给自己的弟子“开后门”，并直接告诉罗老师管好自己的老婆，“人的欲求是没有尽头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并非是罗老师第一次找陈校长“开后门”，就在跑“指标房”不久之前，他还找过陈校长，求他给刘老师办一个“正式编制”。刘老师当年以大专学历进入学校工作，本来就是陈校长帮忙的。随着学校竞聘上岗政策的日渐严格，她越发感觉到自己“人事代理事业编制”的岗位不稳，于是要求罗老师帮她上下打点，想办法去掉“人事代理”4个字。

但无论是“转正”还是“要房”，陈校长都没有满足自己的得意弟子。罗老师没办法，只能暂时租房，将出院后的母亲安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