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葡囚来信”
葡萄牙人触摸到中国十一年后的1524年，在广东提刑按察使司的大牢中，两位葡萄牙囚犯克里斯托瓦·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和瓦斯科·卡尔渥（Vasco Calvo）买通狱卒，写信给停泊在“广海一带”一位不知姓名的葡萄牙船长，央求葡印总督派人解救他们。信中追忆使团在华的活动，诉说葡人在广州狱中的悲惨遭遇，描述广州城池地形，谋划葡人如何攻占广东——这就是著名的“葡囚来信”[1]。
维埃拉是葡萄牙第一个来华使团的幸存者。作为他们使团大使的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当时已经瘐死狱中[2]，而转到同一牢里的葡萄牙囚犯，大都被执行死刑，只有维埃拉等4人活下来，其中包括并非葡使而系入此狱的葡萄牙商人卡尔渥。卡尔渥三年前抵达中国海岸进行走私贸易，被中国海军俘虏，投入维埃拉等人所在的监狱。
维埃拉的信，追述了葡萄牙使团的来华过程：
1514年，明正德九年，即葡萄牙人触摸中国边境小岛屯门的次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命令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明史》中称“加必丹末”）率领一支船队从里斯本出发，准备组织和护送使团朝觐中国皇帝明武宗。
一路凯歌东进的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了中国的情况，虽然其中不乏虚假的传闻，但通过南亚、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强盛帝国，除了藩国使臣，中国政府严禁其他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当然也不能进入内地经商。葡萄牙人不敢像先前对待东南亚小国一般恣意诉诸武力，他们欲仿效当时中国周边诸国与明政府的朝贡贸易方式，通过派使团朝觐中国皇帝，打开与中国的贸易之门。
使团人员由葡印总督选派。1517年6月17日，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护送充任大使的多默·皮列士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船队共计8艘帆船，每艘船上都配备了指挥官和中国领航员。
皮列士，曾经当过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此时为马六甲的药物经管员，不久前刚完成了他的《东方志》一书，其中一章专记中国。他并没到过中国，书中有关中国的信息，来自马六甲的中国商人。虽不乏称许中国之语，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不屑，并说用10艘印度总督攻占马六甲的舰只就能控制中国[3]。就是这样一个满脑子想武力征服中国的人，现在却欲以和平使节身份进入中国。
8月15日，使团船队抵达广东屯门，在未经明朝海防官员允许的情况下，皮列士率领3艘大船，直驶广州。船队9月底一到广州，即竖起国旗，鸣放三响礼炮，广州城中“铳声如雷”，居民大为惊骇。
当时，处理外国事务的海道副使汪
去了北京，广东按察使司佥事顾应祥带管海道，处理外夷事务。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奇异外貌、举止傲慢的夷人。会见后，他立即派人到广西梧州向两广总督陈金禀报。
明朝的总督一职，本为中央都察院派驻地方总督军务的命官，有时称提督、总制，军务完了即罢。明王朝建立后，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不能兼任，权归中央，听命于朝廷。景泰三年（1452），广西浔州（今桂平）、梧州的瑶民、僮民再度起义，反抗官府。而广东总兵董兴和广西总兵武毅因无上司的节制，互相推诿，致使局势恶化。为扭转局面，兵部尚书于谦奏请朝廷，特遣右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主持镇压两广瑶民、僮民起义，规定自总兵以下皆受节制，开两广设置总督之端[4]，这也是明朝设置总督常官之始。天顺元年（1457），两广总督被撤。成化初，平定广西大藤峡“瑶乱”后，为便于协调两广军政事宜，复设两广总督，并建总督府于粤西重镇梧州。
陈金，湖北应城人，正德十年（1515）任两广总督。听了广州官员的禀报后，他即令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先赴广州，言自己随后就到。
广州的广东地方官在珠江边迎候他们先后到来，其场面煞是壮观：
江中舟船如云，旌旗飘扬，彩棚夺目，地上百姓载歌载舞。一大广场上，有一个刻工精美的石码头（指蚬子埗）。他在那里登岸。这些财政、军事、司法及政务官员使用的颜色、服饰及前呼后拥的仆役看得人眼花缭乱。一些步行，一些骑马。马袋装饰得怪里怪气。所使用的肚带及饰物比我们在盛大的场合使用的还要华丽。当天，城墙头丝质彩旗飘扬。连塔楼旗杆上迎风招展的大旗也是丝质的。旗杆之高大，完全可以作圆形大船的桅杆。此地富甲天下，丝绸如山。华人用黄金打金箔，用丝绸作彩旗，如同我们使用廉价的漆、粗麻手帕一般。[5]
这是欧洲人所描述的当时的迎候情景。文中说广州“富甲天下，丝绸如山”，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入城后，宁诚、郭勋先与葡人相见。令他们诧异的是，这个外夷首领（指费尔南·安德拉德）见了他们后，居然只是颔首，腰杆笔直，无下跪举动。
陈金听说宁诚和郭勋受到外夷怠慢，怒不可遏，命令杖责通事（翻译）二十大棍，并吩咐市舶提举吴洪赐，领外夷到光孝寺“习礼三日”。葡人被引到光孝寺，第一天练跪左腿，第二天练跪右腿，第三天练磕头，之后才被允许进见[6]。可知当时官员们是多么看重夷人的态度和礼仪。
但广州官员，对这些未见于《大明会典》名录的葡国使团人员，仍按朝贡之礼待之，将他们安排在怀远驿居住，“城中达官贵人登门拜访。当地官员根据接待大使的规定，下令为他们提供一切”[7]。
怀远驿在广州归德门外西南的十八甫蚬子埗，是外国朝贡使者住宿之处。明代继承宋元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洪武三年（1370）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设市舶司，“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广东市舶司负责占城、暹罗、满剌加、真腊诸国朝贡事，浙江市舶司负责日本朝贡事，福建市舶司负责琉球朝贡事。后来市舶司一度罢废，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复设，并分别在广州、泉州、宁波设怀远驿、来远驿、安远驿，接待贡使。市舶司官员查验朝贡表文、勘合，辨其贡道、贡期，检验贡物，确定进京人数，供应贡使饮食物品，采买正贡以外的“附至番货”。
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不久后离开广州，在珠江及沿海一带候命和打探中国情况[8]，只留下皮列士一行等候朝廷消息。次年，即1518年的2月10日，朝廷对葡萄牙进贡之事有了批复。当时国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9]，朝廷认为佛郎机过去没有进贡过，不知此次进贡是否有诈，还说佛郎机依恃武力，在满剌加国及苏门答腊国剽劫，如果朝廷也封它为藩国，那些备受其害的藩国知道了，将无法让它们敬顺朝廷。因此，朝廷命令广东布政使按礼节犒劳使者，给予他们一些地方特产，让他们回国，而他们带来的货物，付给银两[10]。
将朝廷批复结果告知葡使后，葡使要求广东官员再报。可能是当时葡使通事火者亚三[11]贿赂宁诚，走通了皇帝身边宠臣江彬的门路，广东官府为葡使向朝廷再三禀报[12]。1520年1月23日，明廷终于批准葡使前往南京，觐见打着御驾亲征宁王之乱[13]旗号至此的武宗。
于是，葡使一行26人乘了3艘快船从广州出发，在火者亚三引领下，于5月到达南京。一到南京，乖巧精明的火者亚三，贿赂武宗近臣江彬，江彬将火者亚三引见给武宗。武宗对于边疆异域文化有浓厚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听说火者亚三懂葡萄牙语，遂将其留在身边，并盛情接待了葡使，还多次与皮列士下西洋跳棋，让葡使出席朝廷宴会[14]。
这时，流亡在外的满剌加末代苏丹马哈穆德，派遣使臣抵达中国，控告葡人用武力夺取满剌加，要求明廷援助其复国。御史丘道隆、何鳌奏请武宗，要求驱逐佛郎机人。但武宗不予理睬，反而与葡使相约赴北京宫廷，商谈两国贸易事宜。
按照预先约定，皮列士等使团人员先行北上。1521年1月，他们抵达北京城。武宗也随后回京。
在北京期间，火者亚三仗着皇帝的恩宠和江彬的势力，颐指气使。在四夷馆，见到礼部主事梁焯，他不行跪拜礼。梁焯大怒，命人对其施以杖刑。江彬见此，对梁焯不屑地说道：“亚三与皇上一起玩耍得多么好，怎么肯向你这个小官下跪呢？”[15]
皮列士进宫递交了他带来的三封信札：一封是葡王曼努埃尔一世致明武宗的；第二封是费尔南·安德拉德致武宗的，这封信在广州已被翻译成中文；还有一封是两广总督陈金举荐葡人使团的。当通事向武宗翻译葡王信时，武宗发现其与已译成中文的费尔南·安德拉德的信大相径庭。通事慌忙辩解，说译文是为了符合中国习惯。武宗雷霆大怒，官员随即逮捕了通事。接着，北京大臣们交章上奏，说佛郎机人侵略古里、满剌加等国，现又借行商之名，图谋侵略中国，不宜允许他们进入中国的任何地方。于是，官府下令禁止葡国使团人员进入皇宫。
武宗突然于4月15日崩于豹房，时年仅三十一岁。
在给武宗举哀期间，葡人不懂中国规矩，仍要商谈通商之事。
与此同时，费尔南·安德拉德之弟西蒙·安德拉吉（Simão de Andrade）奉葡王之命来到广东沿海，受到中国舰队拦截后退驻屯门，在这里，他们“未经允许，擅自修筑工事，建炮台、堡垒、哨所，像对待非洲黑人那样对待中国人，他们赶走了中国商人，俘虏船员、掠夺钱财和货物，纵容部下肆意抢劫百姓，俘走他们的妻女并任意欺侮、蹂躏”[16]。1520年9月，西蒙携大批掠夺物和准备贩卖的中国儿童潜逃。
武宗无嗣，内阁首辅杨廷和说服皇太后张氏，令与武宗血统最近的堂弟、封于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献王之次子朱厚熜接位，是为明世宗。
在世宗即位前夕，杨廷和联合皇太后张氏，说服当时的司礼太监魏彬，诛杀武宗幸臣江彬，处死火者亚三。世宗即位后批准礼部、兵部决议，正式宣布断绝与葡萄牙的往来，遣其使臣回国。
葡萄牙人以委曲之姿展开所谓“使团外交”之时，也祭出他们一路东来屡试不爽的武力。
1521年5月，葡萄牙派遣迪奥戈·卡尔伏（Diogo Calvo）率舰队到达广东屯门。广东地方官令其撤出中国水域，但葡人却借口“接济使臣衣粮”而退守屯门，“设立营寨，大造火铳”，凭借地理优势先向中国海防巡逻队发动攻击，挑起屯门之役。
时年五十六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
奉命迎战。初战因为葡方火力强劲，明军败走。败后，汪
重整旗鼓，借助风力将放满草料和油料的小船接近敌方船队，又令人暗将葡船凿漏，发起进攻，葡军最后失败。迪奥戈·卡尔伏率残兵逃回马六甲，其他葡人被捕入狱。
屯门海战后，明政府要求中国战船凡见到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要将其击毁。
1522年4月，受葡萄牙国王派遣，马丁·阿丰索·德·梅勒·科迪尼奥（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又译“末儿丁·甫思·多·灭儿”）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东方，企图在中国修建城堡，构筑殖民据点并开展通商活动。8月初，运载着300多名葡萄牙士兵的6艘战舰驶入屯门。之后，在西草湾[17]，葡军与明军展开激战。明军在备倭指挥柯荣和百户王应恩的指挥下最终击败了葡军[18]。
葡萄牙人除了在广东沿海走私贸易，挑起战事，还不时干起抢劫百姓、蹂躏妇女、掠买人口的勾当，民间一直传言红毛鬼佛郎机人喜欢吃小孩[19]。这可能只是传闻，但葡萄牙人与当地人走私贸易后掠买儿童，却是事实。因而在当时的广东民间，葡萄牙人给人以嗜利贪财、凶恶恐怖的印象。
因为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域的野蛮行径，加之倭寇猖獗，嘉靖皇帝于1522年罢去浙江、福建两个市舶司，唯存广东市舶司，不久之后广东市舶司也被罢置，全面禁止大明臣民从事任何海上贸易，强化了明朝开基以来的海禁政策。有大臣建议将皮列士使团人员作为间谍处死，但朝廷最后还是宽恕了这些葡萄牙人。5月22日，葡萄牙使团离开北京。
经过四个月漫长之旅，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他们立即被广东当局逮捕，先关进布政使司的监狱，后转到按察使司监狱，这些人后来不是病死就是被处死，幸存者维埃拉和系入此狱的葡萄牙商人卡尔渥最后得到机会，写信向外求助，要求攻打广州、营救自己。
对葡萄牙的首个来华使团，广东地方官员在开始的时候虽然不满于其倨傲无礼，但还是将其视同当时其他的朝贡贸易之国，安排其在贡馆居住，并为他们赴北京朝觐多次奏报，可谓礼遇有加；但当葡萄牙使团不被朝廷认可、遣返广州后，广东地方官本可以如朝廷一样将其遣返回国，但他们却以监禁或处死的加码惩处显示对朝廷决策的拥护，并欲以此撇清之前与葡使的干系。
[1] 参见〔葡〕巴洛斯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4—160页。
[2] 一说多默·皮列士后来离开广州，被中国官府放逐苏北，在那里，他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子，生活了二十七年，并劝化了不少基督徒，直到他死为止。参见E. Bretschneider，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II，Munshirm Manoharlal Pub Pvt Ltd，pp.137-139.
[3] 〔葡〕巴洛斯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1页。
[4] “于谦请以翁信、陈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01页。
[5] 〔葡〕巴洛斯：《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转引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页。
[6] 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正德间，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
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暮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予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吩咐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0页。
[7] 〔葡〕巴洛斯：《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8] 费尔南·安德拉德于当年9月初收到马六甲要塞司令的召回命令，之后他率领船队满载黄金及其他贵重货物从东涌启航，返回马六甲。1520年7月，他返回葡国，受到国王接见。
[9] “佛郎机”是Falanchi的音译，源于法兰克族（Franks）的称呼。公元5世纪时，该族在法兰西北部到德意志西部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后来，曾与法兰克王国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回教徒用“佛郎机”来称呼欧洲的天主教徒。当中国人看到航抵广州的葡萄牙人时，也称其为“佛郎机”。1571年西班牙王国占领了吕宋岛，将吕宋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由于西班牙人也是欧洲天主教徒，于是中国人亦称其为“佛郎机”。
[10]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壬寅：“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巡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值〕。’”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1962年影印本。
[11] 关于火者亚三的身份、汉名、籍贯，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对其身份，有人认为他就是一名翻译，有人认为他是葡萄牙对中国政府声称的大使；其汉名、籍贯有江西浮梁人说、中国回回商人说、东洞庭傅永纪说等等。可参见金国平、吴志良：《“火者亚三”生平考略——传说与事实》，《明史研究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244页。
[12] 《明史》有佛郎机人“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的记载。参〔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0页。
[13] 宁王之乱，亦称“宸濠之乱”，指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由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叛乱波及江西北部及南直隶西南一带（今江西省北部及安徽省南部），由南赣巡抚王阳明、吉安太守伍文定平定。
[14] 据黄佐纂《广东通志》卷六二《梁焯传》：“又番人写亦虎先与其甥米黑儿马黑麻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时彬及钱宁用事，二夷人者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馔于刑部，或从乘与，馂珍膳于会同馆，或同仆臣卧起。而大臣被诬者皆桎梏幽囚。以是轻每〔侮〕朝官，焯每以法约束之。”转引自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5]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1页。
[16]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4页。严从简也说：“（佛郎机）退泊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每发铳声如雷。”〔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0页。
[17] 关于西草湾的位置，学界争议颇大，有新会、香山、东莞诸说。
[18] “（葡人）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1页。
[19] “（佛郎机）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广之恶少掠小儿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0页。嘉靖初，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上《重边防以苏民命疏》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搜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厄测。”〔清〕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点校：《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