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左传》记事异同考
“三传异同考”之类的题目昔人多有述作，但都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三传经义的异同。本文则比较《公羊》与《左传》记事的同异，以期能够由此对《公》《左》二传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春秋》三传，解经的路数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来，《公羊》《穀梁》主要是从义例上、义理上解经，重在阐扬所谓的“微言大义”。《左传》则重在解释经文中所记述的事实。在一条经文之下，《公》《穀》一般是解释“经”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表达了怎样的褒贬；而《左传》往往要把“经”用几个字所记的一件事的前因后果、经过情形详加铺叙。因此宋代学者朱熹曾评论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1)此说颇中肯綮。
《公羊传》虽然主要是以问答的形式发挥义理和解释义例，但在某些场合也有一些记事。全书记事的地方总共有六十余处。记事详略悬殊，字数少的只用七八个字。例如桓公六年《经》曰“蔡人杀陈佗”，《公羊传》解释说：“淫于蔡，蔡人杀之。”这样的记事虽说语焉不详，可毕竟也算是解释了经文，比经文更进了一步。也有的地方则记事甚详，解释一条经文就用数百字。例如宣公二年《经》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宣公六年又云“晋赵盾、卫孙免侵陈”，《公羊传》为了解释先前曾“弑君”的赵盾所以在此处复现，就详细地记述了晋灵公如何作恶、如何使人暗杀赵盾、后来终被赵穿杀死的全过程，仅此一处就用了六七百字。
《公羊》中有几处记事是《左传》所没有的。例如僖公九年记葵丘之会，由于齐桓公骄傲自大，“叛者九国”；僖公二十一年记楚人捉放宋襄公的过程；庄公十三年记鲁人曹子在柯之盟中手持武器胁迫齐桓公等等，都是《左传》所不曾述及的。除此之外，《公羊》所记大多数在《左传》中都有所反映。把《公羊》与《左传》关于同一件事的记述做个比较，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内容基本相同，文字也很接近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公羊》：
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
《左传》：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按这两段记事，除一为“有司曰”、一为“司马曰”，一为宋襄公边说“不可”边述理由，一为事后总述理由外，余皆相同。
二、内容基本相同，文字相差较大
例如《公羊》：
卫宁殖与孙林父逐卫君而立公孙剽。宁殖病将死，谓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孙氏为之。我即死，女能固纳公乎？”喜曰：“诺。”（襄公二十七年）
《左传》：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襄公二十年）
按这两段虽没有什么相同的字句，所记的事情却是一样的。
三、所记之事主干相同，枝节有异
例如成公二年，《公羊》：
师还齐侯，晋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马前。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逢丑父。
《左传》：
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乃免之。
按这两段记事，事情的骨干部分是逢丑父伪装成齐君，打发齐君去取水，使他乘机逃走，自己替齐君做了俘虏。这一点二传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一些细节，例如《公羊》于取水逃走的过程上多了一点周折，抓获假齐君的晋军将领一为郤克，一为韩厥，逢丑父最终的结果也不一样。像这样二传记事“大同小异”的情形还有多处。
四、详略取舍不同
例如文公十四年：
《公羊》：
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菑于邾娄，力沛若有余而纳之。邾娄人言曰：“接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虽然，貜且也长。”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纳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
《左传》：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接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按邾人的原话很可能说了一大堆，《左传》但取其中最要紧的一句。再如僖公二年：
《公羊》：
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也何？”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郭见与？”献公揖而进之，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马出之内厩，系之外厩尔。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
《左传》：
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下略）
按二传详略悬殊。《左传》单刀直入，《公羊》则多所铺垫。
从以上四种情形来看，《公羊》的记事肯定与《左传》有着某种联系。
《公羊》的记事会不会是依据《左传》的？这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时至今日，“刘歆伪造《左传》”、“《左传》自《国语》割裂而来”等等说法已很少有人相信了。人们一般认为，包括有“君子曰”、解经语的《左传》在秦以前就已存在。《左传》的成书，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大约在战国的中叶，公元前375—352年之间。(2)《公羊传》在汉代才写成定本，看似很晚，但其实渊源有自。《公羊传》的传授，据徐彦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3)按这个传授系统很有问题。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曾为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师，距汉景帝有三百余年，而从子夏到公羊寿只传了五世，这中间很可能有缺环。《四库提要》云：“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指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4)这些人我们虽然无法排定其次序，但在《公羊》的传授史上都曾占有一席之地。从公羊高到公羊寿，都是父子相传，汉人言之凿凿，也许不至于有什么大错。公羊高当是战国中晚期人。若公羊高还有所师承（不必是子夏），那么可以认为，《公羊传》至迟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了，只是一直口耳相传，不曾形诸简策（而且不断有传授经师的话附益进去）。直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和胡母子都写了下来。因此，《左传》与《公羊》的产生孰先孰后殊难辨清。看来在孔子死后，七十子后学确实是“人人异端”、“各安其意”，《春秋》一经，同时有数传并行，《左传》《公羊》《穀梁》《邹氏传》《夹氏传》是其荦荦大者。(5)
即使《公羊》的产生、传授晚于《左传》，其记事部分也显然不是依据《左传》的。比较庄公三十二年的传文：
《公羊》：
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于是从其言而饮之。饮之无傫氏，至乎王堤而死。
《左传》：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按即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
按对此事的记载，《左传》简于《公羊》，但会不会是《公羊》取材于《左传》然后又加以增饰铺陈呢？从这两段传文来看，不会是这样。因为叔牙所说的“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云云，绝不是从“庆父材”三个字中所能繁化衍生出来的，必是在最初的记载中本有这样的内容，《左传》把它删节了，《公羊》却保留了。同样的情形也见于有关庆父自缢的记述：
《公羊》：
（庆父）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请。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则杀矣。”奚斯不忍反命于庆父，自南涘北面而哭，庆父闻之曰：“嘻，此奚斯之声也，诺已！”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輈，经而死。（僖公元年）
《左传》：
（庆父）及密，使公子鱼（按即奚斯）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按即庆父）曰：“奚斯之声也！”乃缢。（闵公二年）
按在最原始的记载中，很可能有季子答复奚斯之请的话，《左传》只以“不许”二字代之，行文至为简洁。而且从《左传》的“哭而往”三个字中也是难以衍出“奚斯不忍反命于庆父，自南涘北面而哭”这些意思来的。因此《公羊》的这段记事显然不会是袭自《左传》的。此外，前面曾引述过的文公十四年有关晋人纳邾君一事的记载，也有力地证明了《左传》绝非《公羊》记事的蓝本。如果我们说，《公羊》的大部分记事与《左传》是同源的，换言之，《公羊》的始祖与《左传》的作者所依据的是大体上相同的一些历史资料，这一推测可能是与事实相符的。
尽管《公羊传》主要是解释《春秋经》的义理和义例的，但它也并不是无所据依地独逞臆说，而是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的，只不过在我们今日所见的《公羊》书中，这些事实绝大部分没有写下来。例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曰：“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解释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这里当然主要解释的是《春秋》的“褒贬”，但这种解释也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母欲立之，己杀之”就透露出了这一事实的梗概。相信当年《公羊》经师递相传授之际，一定也要讲述这一事实的经过情形，这些事实他们一定是得之于各国史记，而这各国史记，也正是《左传》编纂的资料来源。为什么这样说呢？
尽管《公羊》与《左传》的记事有种种的不同，但有一点却很值得注意：《公羊》记事的大多数除事情梗概与《左传》相同外，往往都有一句甚至几句文字也与《左传》几乎全同或基本相同。请看下表：
（续）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左》尽管有异同，但在一件事情的记述中每每可以找出一两处用语几乎全同，这应是《公》《左》采取了同一资料的最好证明。特别是像“舟中之指可掬”、“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此奚斯之声也”等等语句，其表现力之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得出来的。一定是在《公》《左》之前有一种历史记载，有上述那类生动的描写，《左传》的作者据以编成《左传》，《公羊》的始祖据以传授《公羊》。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部并行的解经著作中会有同样的警策的语句。
《左传》与《公羊》，前者在战国时已有定本，后者二三百年间递相口授，二书对同一件事的叙述产生差异乃是必然的。口头传授，于义理方面也许还不至于太走样，于叙事方面则极易失真，极易传讹，这正是朱熹所谓《公羊》记事多误的原因。而且口头语言往往啰唆、芜杂，两汉的经师在写成定本的时候也没有进行多少文字上的加工，因此使得《公羊》的记事往往不如《左传》洗练、可信。有时候，《公羊》甚至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细节，使本来一些十分出色的描写显得缺乏逻辑性了。例如宣公十二年记晋楚邲之战，晋军大败逃走，《左传》曰：“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公羊》则曰：“晋军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看来，历代《公羊》经师在传授中牢牢记住了“舟中之指可掬”这一极生动、极形象的描写，然而却忽略了或者说忘掉了原文中“争舟”二字，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没有这两个字，那么晋军败走与“舟中之指”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也是口头传授极容易发生的毛病。正因为《公羊》记事有如是种种缺欠，故而历来不为人所重视。
以上我们说明了《公》《左》记事的材料基本上是同源的，但也有个别地方对同一件事，二传所记截然不同，例如襄公七年：
《公羊》：
郑伯将会诸侯于鄬，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强，则不若楚。”于是弑之。
《左传》：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
按这两段叙述郑君被弑的缘由，全然不同，但也并非绝对相排斥，《公羊》说是因为郑君臣在对外政策上（投靠晋还是楚）有严重分歧，《左传》则说是郑君数度“无礼”于大夫。《公羊》所说可能是深层的原因，《左传》所说则可能是表面的借口，故二者可能并不矛盾。造成《公》《左》差异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对同一原始资料的取舍不同，或者是由于所见的原始资料本来就有异。也就是说，《公》《左》依据的材料虽大部分相同，也仍有少部分的差异。
《春秋》原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这是毫无疑义的。不止鲁国，“晋之乘，楚之梼杌”(6)，这种编年史各国都有。但在当时，除了这种纲要式的编年大事记之外，各国恐怕还都存在着别种体裁的史书。这些史书不像《春秋》那样只是干巴巴的几条，而是一些首尾完具、颇富文采的记事篇什。一部活生生的春秋时代的历史，是靠这些史书得以流传的。《左传》的作者正是根据这些材料编成了一部解经的《左传》，《公羊》学者也是根据这些材料解释《春秋》的。
不管孔子与《春秋》有怎样的关系，《春秋》在战国时已成为儒家研习的“经典”是没有问题的。也许是《春秋》特具的史书性质所决定的吧，对于《春秋》的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最初的研究者，都没有完全摆脱对与《春秋》相关的其他历史资料的依赖。即使是以解说经义为主的公羊学派，也是以各国史记作为发挥经义的基础的。这种风格似乎与其他诸子把历史故事当作论战武器的做法有较大的区别。
此外，从《公》《左》记事有着大体相同的材料来源这一点出发，对《左传》的成书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老问题。但在我看来，提“《左传》的编者”也许更为准确，更可以避免产生误解。因为在《左传》之前，各国都存在着一些不同体裁的历史记载，《左传》的编者（我们姑且称之为左氏）采择这些历史资料，加以编年的组织，以适应解释《春秋经》的需要，同时也加进了一些解经的话语，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左传》。这些历史资料有不少描写得生动细致，《左传》中有表现力的文字其实在《左传》以前的各国史记里就已经如此了。人们常对《左传》记事的文学技巧赞叹不绝，看来，左氏“代人受奖”了，真正值得称赞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各国史官。
（原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
(1)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2) 参看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3) 《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序》之徐疏。
(4)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公羊传注疏”条。
(5) 参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与《汉书·艺文志》。
(6) 《孟子·离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