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苏联作家
绥拉菲莫维奇
绥拉菲莫维奇，1863年1月7日生于顿河州下库尔莫雅尔斯克镇一个哥萨克军人家庭。他早在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时，就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887年因起草反对沙皇的宣言被开除学籍，并遭逮捕和流放。1890年刑满获释，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绥拉菲莫维奇在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1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在冰块上》、《扳道工》和《冰雪荒漠》等，用简朴生动的语言，反映北方劳苦大众的生活，因期题材新颖，引起文坛注意。
1902年，在莫斯科参加“星期三”文学社，不久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撰稿人。1905年，写了《送葬曲》、《街上的尸体》、《炸弹》等许多特写和短篇小说，及时生动地反映了革命工人的英勇斗争和普通劳动者的觉醒，控诉沙皇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
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和中篇小说《耗子王国》（1912）等。前者描写偏僻荒原上一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揭示资产阶级的贪婪、残暴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堕落，同时表现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后者以20世纪初俄国外省城市生活为背景，描绘了被压迫者的凄惨境遇、小市民的狭隘自私和沙皇警察统治的凶恶，同时指出“生活的火光”就在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俄国公使报》记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它们对人民的大屠杀进行猛烈抨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
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歌颂工农红军的英雄主义，揭露反革命白军的凶恶残暴。
20和30年代，绥拉菲莫维奇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人民教育部的文学处，领导《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创作方面，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铁流》（1924）、《集体农庄的土地》（1933～1938）以及短篇小说《加尔卡》（1928）等。其中《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散乱的旧哥萨克部队突破敌人重围，历尽艰险，终于找到红军主力的感人故事。这部长篇以浪漫主义笔触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一个铁一般坚强的革命集体的形成过程，被公认为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1943年他获得斯大林奖金。
绥拉菲莫维奇于1949年1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他的名著《铁流》早在1931年就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出版，鲁迅在译本的序言中曾称赞它是“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
高尔基
高尔基早期的创作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他的笔名。1868年3月28日，他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罗德城。
高尔基一生写了几百篇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类是现实主义作品。
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以及《少女与死神》、《小仙女与青年牧人》是最早的几部浪漫主义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自由和爱情的主题来反映社会中的问题。
在《马卡尔·楚德拉》中，高尔基通过老茨冈马卡尔讲故事的方法，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手法，刻画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青年左巴尔和少女拉达彼此相爱，对于他们来说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中选择，他们选择了自由，抛弃了爱情甚至生命。
1892年，高尔基写了另一篇美丽的爱情诗《少女与死神》。他以轻快、鲜明、优美的文笔刻画了3个形象：沙皇代表社会的黑暗势力，死神代表自然界的恶势力，而少女则是爱情的象征，是人的力量的象征。沙皇败了回来，路过一个村庄，听见一个正在恋爱的少女欢乐的笑声，他非常气愤，命令士兵把少女交给死神。但这个少女既不害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在爱情的力量下，死神终于让了步，允许少女继续留在人间。《少女与死神》歌颂了爱情战胜死亡，善良战胜邪恶。这首诗实际上歌颂了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捍卫了人间的不可剥夺的幸福权利。
《小仙女与青年牧人》写的是林中小仙女被放牧人的歌声所吸引，不顾母亲和姐姐的劝说，终于来到草原的故事。最初，由于草原生活的新奇和与牧人的爱情，小仙女感到很开心，也很满足，后来暴风雨突然来临，草原上雷鸣闪电，大雨倾盆，小仙女的幸福感顿时一扫而光。她虽然仍然爱着青年牧人，但更向往在母亲身边的生活，于是她来到森林，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幸死去，自己遭到姐姐们的责备与冷遇。后来，在青年牧人的歌声的召唤下，小仙女又回到了草原。欢乐的春天和夏天很快过去，阴晦可怖的秋天即将来临，她感到在草原上孤独、恐惧，牧人也为失去自由而闷闷不乐。最后，小仙女终于在忧虑和惊惶中死去。作品赞美了对理想的不倦追求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谴责了对舒适、恬静、消极的生活的眷恋。
90年代中期，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和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启发，高尔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社会主题和正面形象越来越具体化。1895年发表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标志着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进一步发展。在这两篇中，作者转向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这两篇作品可称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伊则吉尔老婆子》是由两个民间传说和一个生活故事共同组成的。第1个是关于腊拉的神话传说。腊拉是雄鹰和少女生的儿子，长期离群索居，形成孤傲、自私的性格，他杀死了一个拒绝他爱情的女子，人们惩罚他永远过孤独的生活，最后他变成了一个空虚、黑暗的影子。高尔基通过这个神话传说谴责了极端个人主义。
第2个故事描写的是伊则吉尔的一生。她年轻时美丽健壮，向往自由。本来可有所发展的，但她没有正确的生活目的，只追求个人享乐，虚度青春年华，老来成了“一副赤裸裸的骷髅”，也几乎是个影子。作者通过她的一生指出了个人主义的害处。
第3个是关于丹柯的传说。古时候有一族人住在茂密的树林里。后来，一些异族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并且想把他们赶走。丹柯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领着大家走出森林。当大雨来临时，林子一片漆黑，恐怖异常。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丹柯忽然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得比太阳还要亮，整个森林被照亮了。人们走出了森林，而丹柯却死了，丹柯是高尔基理想的英雄，是他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最光辉的形象。作者通过丹柯歌颂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
《鹰之歌》是老牧人拉吉姆在海边讲的一个故事。高尔基在作品中描写了美丽的，似乎正在深思的自然景色，造成了神话般的意境。第1章写了鹰和蛇的对话，第2章写出了蛇的独白，最后以波涛合唱热情赞许了鹰的奋不顾身的精神。
《鹰之歌》中有两个不同的形象，即在奔腾的山泉上飞翔着的鹰，在潮湿的峡谷里俯卧着的蛇。鹰受了重伤，但仍爱辽阔的天空，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战斗、拼搏，它是追求光明，视死如一的革命战士的象征性的形象。
而蛇与鹰截然不同，它对峡谷里那种“又暖和、又潮湿”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它认为，“无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变成泥土。”这象征着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形象。
热情的歌颂和无情的讽刺结合是这篇作品的又一独特风格。高尔基谴责了安于现状的蛇，热情地赞扬了英勇顽强的鹰。
高尔基虽写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但现实主义的作品所占的比重还是最大的。他的现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失业工人、流浪汉、苦力、乞丐、小偷、妓女等。他怀着同情描写他们的不幸生活，有时还表达他们的反抗精神。同时，他又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罪恶。
高尔基也关注和同情妇女的命运。他把自己对妇女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妇女问题的思索写进了许多短篇小说。《有一次，在秋天》写的是作者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同一个妓女的不期而遇。女主人公虽然饥寒交迫，无处栖身，却有着一颗淳朴善良的心。《醒悟》、《游街》、《鲍列司》描写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因为烦闷无聊》的女主人公是车站的厨娘——阿琳娜，她快40岁了，从未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她对扳道员戈莫佐夫产生了感情。可是站长等人由于无聊，寻找开心，残忍地嘲弄了她的爱情。阿琳娜感到悲愤交加、无地自容，最后上吊自杀。高尔基对她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站长等人的市侩习气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是多种多样的。《童话》是以童话的形式描写了一位少女的身世。魔法师为报答少女的好意，同意她提出任何要求，于是她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生。她婚后勤劳肯干，为丈夫和孩子献出了青春、美貌，所有的一切，最后孑然一身，死后很快被孩子们所遗忘。高尔基在这个短篇中第一次提出了“母爱”的主题，后来成为他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
高尔基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品中，还怀着强烈的愤慨和同情，塑造了贫苦儿童的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帝俄时代儿童备受欺凌的苦难生活，并揭示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是一篇十分具有儿童特色的文学作品。作品描述了圣诞夜两个乞讨的孩子冒着严寒沿街乞讨的情形。他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圣诞节故事”的传统格式，不限于只写孩子们忍饥挨冻，却看重描写他们积极同贫困作斗争的勇敢精神。男主人公米沙丝毫不屈服于困难的环境，反而鼓励他的小女伴同严寒以及欺压他们的人作斗争。高尔基热情歌颂贫苦儿童那种英雄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科柳沙》和《孤儿》两篇作品可以说是高尔基早期以儿童为主题的、最具悲剧性的作品。《科柳沙》的主人公是12岁的男孩科柳沙，他因家境贫困，故意撞马车，他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过路人的同情和施舍，帮助家里渡过难关，没想到却白白地送了自己的命。作品很短，但科柳沙母子的形象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孤儿》描写的是阴雨天在墓地的情景。一群神父在安葬了一位太太之后，为了几个戈比同马车夫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把死者临终前托付给他们的孩子忘在脑后。此时，哭肿了眼的孤儿独自站在墓地的十字架下，默默地望着这新坟，不时地叹着气。这篇作品写得较为深沉含蓄。
90年代后期，高尔基的创作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更加深刻了。这由于他参观了1896年在下诺夫戈德罗举行的全俄工业展览会，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商人的生活。他写了《钟》、《闲逸的生活》、《苦恼》等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家精神空虚的作品。《钟》的主人公是个暴发户，是垄断全城政治经济命脉的头，他用剥削来的钱向教堂捐献了一口大钟。5年来，钟声震响四方，显示着“主人”的威严。但在复活节那天，钟不知为什么破裂了。商人深受震动，以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高尔基是为了表明资本家事业的不巩固。
《闲逸的生活》虽然只写一对开杂货铺的老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晚上商店关门后他们算账时的情景，却给我们展现了两个贪婪、刻薄的资本家的丑恶面目。
《苦恼》描写了一个终日感到痛苦无聊的磨坊主的生活。他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工人爬上了“主人”的地位后，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幸福的生活感到失望，他为了摆脱这种情形，整天酗酒放荡，寻欢作乐，逃避现实，结果使他更加苦恼，这是高尔基笔下的第一个对资产阶级事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人物形象。这是他最早描写资本家内心空虚的作品之一。
流浪汉题材的短篇，在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为常见。《叶美良·皮里雅依》是高尔基最早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之一。流浪汉叶美良已经40多岁了，不仅没有一个窝，连面包也没有一块。他长期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他只能饿着肚子，到处流浪。
叶美良由于环境所迫，也因为对富人的仇恨，曾经企图杀死一个商人，而当他手持铁棒在桥头等候的时候，来了一个悲痛至极，想投河自尽的少女。叶美良忘了自己原来的打算，怀着同情劝说这位失恋的少女，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在那黑暗、丑恶的社会背景下，这个不幸的流浪汉的心灵被刻画得纯洁而高尚。
《我的旅伴》和《草原上》是两篇受到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小说。《我的旅伴》中的夏洛克公爵是一个地主的独生子，他偶然参加到流浪汉的行列中，作者通过旅途中许多故事的描写和夏洛克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提示了他这个地主少爷贪生怕死、庸俗下流、懒惰无能等剥削阶级的本质。
《草原上》，作者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一个自称为“大学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同几个伙伴在草原上过夜，趁别人睡熟之时勒死了生病的细木匠，抢走了他的钱财，逃跑的时候却把细木匠的手枪塞到一个同伴的怀里企图嫁祸于人。在这两篇作品中，高尔基描写了两种人，一种是寻求自由生活的流浪汉，他们心胸开阔，犷悍不羁，品质善良；另一种却是自私自利的人。
《切尔卡什》应该是高尔基写流浪汉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开篇序曲中，作者以死气沉沉的大海、沉重的船只和刺耳的嘈杂声为背景，在以这海港为背景下，作者描写了两个流浪汉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切尔卡什是一个饱经沧桑、独立不羁的流浪汉，他雇用破产的农民加弗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在紧张的走私活动中，切尔卡什表现出沉着大胆机智的样子，而加弗里拉却显得胆小迷信。但第二天分钱时，加弗里拉却起了贪心，想杀死切尔卡什，独吞巨款，切尔卡什轻蔑地把钱全部抛给了加弗里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觉得自己“尽管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绝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永远不会这样！”
最接近《切尔卡什》的《马尔华》也是描写流浪汉的名篇。女主人马尔华在律师家当过厨娘，为了反抗妇女在家庭里的奴隶地位，她来到海边当了渔工。她和切尔卡什一样，向往自由生活。她既放荡，却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她虽然贫穷，却鄙视自私自利。她憎恶现实，对任何灾难都无所畏惧。作者歌颂了她那落拓不羁的性格，批判了狭隘自私的华西里父子。但马尔华的人物性格也有局限性，她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怎样为自由斗争，只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安慰自己，她的反抗是无助无用的。
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有一些人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896年的《柯诺瓦洛夫》中的主人公，柯诺瓦洛夫是一个烤面包的能手，他正直热情，当他听到有人朗读描写斯坚卡·拉辛的作品时，他那淡蓝色的眼睛像焰火般发着光，为拉辛受的苦难而放声痛哭，他对面包房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十分不满，最终走向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辽阔的大海，尝受了流浪汉的自由生活。但柯诺瓦洛夫的命运很悲惨，后来他开始酗酒、自暴自弃、忧郁的生活，最后竟然自杀！他的结局给人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内心里已有了反抗和觉醒的萌芽。
高尔基为什么对流浪汉这么感兴趣呢？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村的农民破产，沦落为流浪汉，当时描写流浪汉的非人生活，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另一方面，高尔基曾经在流浪汉的队伍中生活过，他很熟悉这种生活。他在下层人民中寻找正面人物时，发现大多数的流浪汉都爱好自由、敢于反抗、放纵不羁、重义轻财，他们在精神上不仅高于因循守旧的小市民，而且也远远高于资产阶级。
高尔基在运用语言方面是一位要求极为严格的作家。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力求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语言精炼，而且富于音乐的旋律。他广泛地运用了隐喻、象征、对比、讽刺、夸张和拟人化等艺术手法，善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897年，高尔基开始写长篇小说，1899年，他的长篇小说《福马·高捷耶夫》问世。1901年初，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三人》。
《福马·高捷耶夫》的主人公福马出身于暴发商人的家庭，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家产和事业，但他不愿和商人们同流合污。由于福马在同商人社会发生冲突之时，总是孤立无助，结果遭到了失败，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高尔基在小说中出色地刻画了3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福马的父亲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从船老大变成一个大富翁的。他以超人的精力，在争夺金钱的斗争中，成为巨富。福马的教父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家。他的人生格言是：“不做吃人者，就要被人吃。”他比福马的父亲阴险得多，不但能够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而且会想方设法地去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希望他所在的阶级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者。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福马少年时代的同学斯莫林，他继承了老一辈的做法，又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学了一套新的剥削劳动者、吞并弱小同行的本领。
小说的主人公福马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福马的父亲因为是晚年得子，所以对他特别宠爱。福马从小傲慢而胆大，他父亲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样子。父亲和教父在福马小的时候就教给他资产阶级的人生道理，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资本家。但福马对这些却毫无兴趣，当他渐渐长大时，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所以他不满现实，在他的行动中，他的这种态度也流露了出来。
福马的父亲死后，他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他成了百万家财的继承人，但是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不断地进行思索。他最苦恼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只为金钱而活着。他痛苦地探讨生活的意义，却找不到答案。他有强健的身体，旺盛的精力，但是却无处发泄。
福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折磨着他，于是他的不满终于成为反抗。一天，在庆祝一条新轮船下水的宴会上，当他的教父同许多资本家举杯喝酒的时候，福马站出来痛骂全城的资本家：“你们这些恶棍！你们建立的不是生活，而是监狱！你们创造的是束缚人的锁链！你们是杀人犯！……”正当福马痛快淋漓地揭发资产阶级罪行的时候，周围的资本家把他绑了起来。马耶金眼看吞并福马财产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宣布福马神经错乱，于是福马就被送进了疯人院。
中篇小说《三人》通过贫民窟3个青年走的3条道路，描写了小城市居民的生活。
其中的一个青年雅可夫是酒店老板的儿子，他性情懦弱，逃避斗争，想通过信教来打发日子，结果也就走上了绝境。
另一个青年是铁匠的儿子工人巴维尔，由于接近了进步知识分子索菲亚，他走了光明之路。索菲亚是邮递员的女儿，革命小组的成员。她是《母亲》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先驱，是她把巴维尔指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小说中的主人公伊里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家庭。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做一个小买卖人，住上一间屋子，娶上一个老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却被妓女的抚养人，一个老财迷挖苦。第二天，他偶然走进了老财迷的店铺，一时冲动竟然把那个老财迷勒死了，顺手还拿走了几千卢布。从这以后，伊里亚的生活好像有了保障但是心里却充满了矛盾，他不满现存的社会，最后自杀，他的生活道路是不幸的。
《三人》在当时赢得了读者，并获得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表扬。
在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任何人像高尔基那样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验，像他那样深刻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像他那样身受老板们压迫和剥削。高尔基的作品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欧洲爆发工业危机的19世纪末，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1900～1903年的危机年代里，俄国有3000多家企业倒闭，10万多工人被解雇。工人失业，农村破产，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开展，工人们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的口号。
高尔基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之一。他开展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到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列宁《火星报》创刊以后，他从这个报刊中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和斗争的力量。因为高尔基本人参加了革命实践，又接受了列宁的革命思想，他的文学创作逐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海燕》的出现，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海燕》这部作品中，高尔基把自然现象都赋予了某种社会意义。如狂风、雷、闪电、乌云等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海鸥、企鹅、海鸭等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而太阳则是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海燕则是象征着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海燕是作品歌颂的中心形象。
这首诗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暴风雨逼近和即将来临时的情景，在3幅自然画面的背景上，步步深入地刻画了英勇搏击，不畏艰险的海燕的形象。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作者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群鸟的丑态，采用了讽刺的手法，衬托出海燕勇敢的战斗英姿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暴风雨来临了，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群鸟早已飞得杳无踪迹。只有海燕“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它由“飞翔”而“飞舞”，由“欢乐”而“大笑”，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最后，暴风雨迅猛来临：“狂风吼叫……雷声轰响……”当暴风雨一触即发之际，海燕作为“胜利的预言家”发出洋溢着战斗豪情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是一首表现时代精神、歌颂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这首诗发表以后，立即成为革命人民跟沙皇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沙皇当局十分害怕这首诗的影响，连忙封闭了《生活》杂志。1901年4月，又把已经患了重病的高尔基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高尔基被关进监狱这一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抗议之声遍及整个俄国。沙皇政府不得不对公众抗议之声让步，在5月的时候将高尔基释放，改为囚禁在家中。
尽管这样，沙皇政府仍然害怕高尔基与地下党、工人以及革命学生发生联系。9月的时候，沙皇政府把高尔基放逐到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城市。但是当时高尔基的病情十分严重，医生认为必须去南方治疗，因而沙皇对他的迫害当时并没有得到机会实现。高尔基的朋友们对当局施加的强大压力终于产生了效果，10月份，他去南方休养治病。
在高尔基临行前，当地的革命青年巧妙地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来为高尔基送行。高尔基来到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和工人，群众高唱着革命歌曲，在与他们敬爱的作家告别。警察命令车子提前开走。火车在口号声中离开了车站：“高尔基万岁！”“言论自由万岁！”“打倒专制主义！”
1902年5月～9月，高尔基被流放到阿尔扎马斯。这里的居民，除了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和教士，其余的都是商人。专制政府把高尔基流放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使他不再宣传革命。
从1902年9月开始，高尔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经常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有来往，他还及时地阅读列宁的《火星报》。他丝毫不畏惧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对《火星报》给予大力的帮助，还为《火星报》筹集资金。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高尔基坚定地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我真诚地、永远地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对工人阶级能最终地战胜‘旧世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无论是在俄国的文学史上，还是在高尔基自己的活动中，高尔基几年来在《知识》出版社和《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的活动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1900年参加了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在文学创作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这是当时进步文学的核心。
《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由一批与《知识》出版社有联系的莫斯科作家组成。高尔基是这些团体的思想上的领袖，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丛刊第一集中发表了高尔基的长诗《人》，这首长诗是《知识》丛刊带纲领性的作品，诗中进一步发展了高尔基在《底层》中提出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必须反抗压迫，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民的创造力量。从此以后，高尔基还在丛刊中发表了剧本《消夏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小说《母亲》、《夏天》等重要作品。
进入20世纪后，高尔基想利用舞台来宣传革命，因此他开始写剧本。高尔基最开始写的剧本是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活动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1898年，在俄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情况下，富有革命精神的革命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柯创办了这个剧院。这个剧院坚持上演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剧目，是帝俄时代戏剧革命的先驱。
1901年，高尔基为这个剧院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小市民》描写的是帝俄时代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过着空虚的生活。
老别斯谢苗诺夫是一个专横顽固、愚昧无知、害怕新生事物的保守人物。他是一个宗法式的、保守的小市民典型。他的儿子和女儿则是“文明的”市民。他的儿子虽然表面上不满意他的家庭，还有社会，而且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给开除了，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后悔了。他的女儿则苦闷无聊，想自杀又没有成功，也渐渐地和她的父亲妥协。
别斯谢苗诺夫父子之间的冲突是表面的、不真实的。剧本的真正冲突是这一家人和养子工人尼尔之间的冲突。火车司机尼尔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他乐观热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相信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因此他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富有改造生活的激情，宣称“没有不变的火车时刻表。”他也知道，要通过斗争才能够改变现存的制度。他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
高尔基剧本的影响使沙皇政府十分恐惧。《小市民》这个戏剧，直到1920年10月，莫斯科艺术剧院才获准演出。观众把《小市民》当成了政治宣传书，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2个月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又演出了高尔基的第2个剧本《底层》，观众对它的反应比第一个更为热烈。
高尔基自己说过，《底层》是他20年来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
首先出现在观众观众面前的一幕是“一个像窑洞一样的地下室”，一幅阴森可怕的墓地图景。这里居住着一群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他们在这里仍然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夜店的老板是一个残暴的吸血鬼，他剥削、压榨着每一个房客，老板娘是比她的丈夫更贪婪、狠毒，想借刀杀害她丈夫的女人。
夜店的房客是同老板们相对立的。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尽管这些人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健康的东西。贝贝尔坚强、有毅力、心胸开阔，幻想过另一种生活。娜思佳向往着纯真的爱情。锁匠克列士勤劳正直，戏子则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剧本告诉人们，像专制俄国这样摧残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的控诉。
鲁卡是一个外表善良、对人亲切的老人。他处处都安慰别人，向人们散布着幻想。可是在第3幕的结尾，在一场斗殴打架中，娜达莎被打得半死，贝贝尔一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夜店一片混乱，这时鲁卡却不见了。
在第4幕中，剧情的发展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鲁卡劝说贝贝尔去西伯利亚寻找“黄金宝地”，但是贝贝尔却是作为一个犯人去西伯利亚服苦役。鲁卡对戏子说，某地有一所免费治疗酒精中毒的医院，但是戏子却上吊自杀了。鲁卡所宣扬的那条与现实妥协的道路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
《底层》表现了高尔基戏剧创作的许多重要特点。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异乎寻常的情节和舞台效果，但却带有深刻的哲理性质。在《底层》中，作者没有着重描写流浪汉的个人生活，但却强调他们的个人特征。
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底层》时，高尔基亲自出场观看。整个演员队伍是人才济济。剧本新颖而深刻的内容和演员们的出色演艺使演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据说当时观众都欣喜若狂，一再向作家欢呼，高尔基亲自出场答谢15次之多，当最后一次高尔基独自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雷鸣，加上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小市民》和《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把高尔基称为“艺术剧院的社会和政治路线的创始者”，因为《底层》的上演使下层人民群众登上了戏剧舞台。
高尔基中期的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争夺太平洋上的统治权和瓜分中国的斗争。但是沙皇政府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皇寻求保护的想法去冬宫游行。他们抬着沙皇的相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的歌曲，带着致沙皇的请愿书向冬宫走去。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然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天有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标志着革命风暴的来临。在这支工人队伍中，高尔基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听到了开枪的信号，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愤怒斥责，亲眼目睹了这幕流血惨剧。高尔基非常愤怒，回到家里立即写了《致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的控诉书》。他痛斥彼得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大胆揭露凶杀的主犯是沙皇。控诉书最后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暴行。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控诉书的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他们认出这是高尔基的笔迹。“流血星期日”后的第2天，高尔基被捕，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关在了彼得堡罗要塞里。
面对高尔基被捕这一事实，整个欧洲似乎都要站出来为这位作家辩护了。
法国著名人士联名电慰高尔基，当时的俄国刚被日本打败，威望一落千丈，加上国内各种困难重重，所以不得不对各国的呼声加以考虑。沙皇政府无奈再一次让步，将高尔基释放了出来。
即使是在监狱里，高尔基还是写了剧本《太阳的孩子们》，这个剧本和《消夏客》、《野蛮人》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剧本。高尔基在这些剧本中，一面揭露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消夏客”、“野蛮人”，一面又刻画了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了他们的正确道路。
高尔基患有肺病，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肺病又严重起来，出狱之后，他不顾当局的限制，去克里米亚养病，但是他被那些宪兵们严加监视。
即使是这样，高尔基还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联系。
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是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前夕，他们是在彼得堡的一次讨论武装起义和《新生活报》的秘密会议上见面的。《新生活报》在战斗的环境中出了5个星期，警察经常从报贩身上，甚至从买报者身上查到报纸，也禁止报摊和商店出售它。12月初，这份报终于被查封了。但在高尔基的促进下，莫斯科又筹备了另一份布尔什维克报刊——《斗争报》。这份报纸在准备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是1905年的下半年，在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给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反动的黑色百人团企图加害于高尔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专门派遣了一支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来保卫高尔基的住宅。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了。1906年1月，高尔基写了《致全国工人的信》，这封信的打印稿，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在信中写道：
“……无产阶级虽然受到损失，但并没有被敌人打败。革命已经被新的希望巩固起来，革命的力量大大得到扩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向着决定性的胜利前进……”
1906年2月，高尔基秘密从芬兰出发经过瑞典、德国、瑞士和法国，最后前往美国。
高尔基在柏林的时候，为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宣传工作。他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德国人民把他看成俄国革命的象征来欢迎他，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以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非常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多次在美国报刊上出现，引起许多人的同情。高尔基一到美国，数千人去码头上欢迎他，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刊登高尔基到达美国的消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代表美国文学界参加了欢迎他的盛会。
因为高尔基在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地破坏高尔基的威信。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高尔基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准许上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这时，俄国大使馆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这样一来，他们居然达到了目的。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旅馆拒绝租给高尔基和他的夫人房间居住。这件事情使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最后，高尔基和夫人接受了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始终是斗志不减，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
1906年春夏两季，高尔基在马丁夫妇的别墅的领地，写了政论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前者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后者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也在这时，高尔基完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剧本《敌人》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这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
这个剧本讲述的是：某工厂有两个厂长。一个叫米哈伊尔，一个叫札哈尔。工人们要求开除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如果厂方不同意，他们就要罢工。刚刚休养回来的厂长米哈伊尔闻讯后大怒，责怪札哈尔做事不果断，把工人们都给惯坏了。他认为宁可关闭工厂，也绝不能让工人们得寸进尺。因为工人们已经散发了很多传单。可是札哈尔怕这样做会闹出乱子，所以很是犹豫。
工人代表请求厂长同他们商谈。米哈伊尔却对工人们大发雷霆，最后竟然还拔出手枪来威胁工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夺过手枪把厂长打死了。
米哈伊尔死后，他的妻子大吵大闹，认为是因为札哈尔的犹豫不决和软弱使她的丈夫被杀害。但是札哈尔害怕把事情闹大了，所以决定工厂继续开工。
这个剧本中，最反动的是米哈伊尔夫妇和他们的弟弟尼古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另一类是札哈尔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试图用欺骗手段调和阶级矛盾。他和米哈伊尔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真实的。第三类是和哈尔的弟弟那种不愿当资本家，也不愿接近工人，终日无所事事的人。
在工人方面，最突出的人物是工人代表辛佐夫，他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他忠心耿耿。他明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但还是留下来与工人们共度难关。其他的工人也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团结互助的精神。青年工人阿基莫夫出于对厂长的仇恨而开枪打死了厂长，他的家庭负担很重，这时另外一个青年工人自愿充当他去入狱，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顾全大局、富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品德。这个剧本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可能上演的，因为它是一部歌颂工人革命斗争的剧本。
《敌人》这部作品比《小市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高尔基在国内外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创作活动使他不能回国。1906年10月，他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
1907年春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5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路线取得了胜利。
高尔基在后来的回忆录《列宁》中描写了列宁在会议期间给他的印象：
“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说出了他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对列宁有了一定的了解，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唯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早在1905年，高尔基就开始准备写小说《母亲》。这部小说的第1部是在1906年9月在美国完成的，第2部则于1906年底在意大利完成。
《母亲》的人物和素材来自真人真事。1903年，一批革命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后来扎洛莫夫在法庭受审时发表了演说，他被判决终生流放。他在监狱里的时候，高尔基给了他极大的关怀，鼓励他和同志们不要害怕审讯。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只限于写真人真事。他根据1905年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概括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运动，使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文学领域。
《母亲》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工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是高尔基精心刻画的革命英雄。巴威尔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跟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威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随后他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向工人做宣传工作。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工人群众对他充满了敬意。
巴威尔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但是大多数工人只知道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并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巴威尔代表先进工人，积极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但是，由于巴威尔还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群众还没有觉醒，所以，最后斗争还是以失败告终，巴威尔也被捕入狱了。
通过这场斗争，加上监狱生活对巴威尔的磨炼，巴威尔逐渐掌握了如何去斗争。出狱以后，巴威尔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举行五一游行做准备工作。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来镇压群众的这次游行。但坚定勇敢，毫不动摇的巴威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武装警察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巴威尔因为领导了五一游行而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即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宣判了旧世界的死刑。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成熟的革命者。
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高大的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高尔基突出地描写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气概。在任何严峻的考验面前，巴威尔总是一马当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面对蛮横无理的厂主，还是沙皇的爪牙，或者是在法庭上，他都毫不畏缩，英勇无畏。高尔基通过巴威尔这个形象，成功地表现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过程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品德。
《母亲》中的中心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芙娜。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这位灾难深重的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觉醒的过程。母亲开始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受尽折磨，逆来顺受，胆小怕事。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又毫无权利，还经常被丈夫打。
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形象，在她的儿子和革命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精神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儿子第一次告诉母亲，他在读“禁书”的时候，母亲感到十分的害怕。但是工人小组在家里的革命活动使她慢慢地受到启发，觉悟有所提高。她逐渐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狱中与儿子见面的时候，她因为自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
五一游行的时候，母亲和儿子一齐走向了街头。她被儿子和同志们的行动所感动，她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正义性，真理的无穷力量，因此使母亲更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活动中来。
在巴威尔第2次被捕后，这时的母亲已经是一位有着高度觉悟的革命工作者。她扮成各种女人，如修道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和革命书刊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更加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的结尾，母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印有儿子演说稿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她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不顾暗探的毒打，她大声地疾呼：“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
母亲是20世纪初俄国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的艺术典型。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巴威尔和革命群众代表的母亲，这两个光辉的形象以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在世界文学史历程上，《母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小说的情节是革命运动的产生、扩大和蓬勃发展。它具体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可以说，高尔基是在《母亲》这部作品中奠定的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母亲》标志着高尔基在正面人物描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06年的某天，高尔基乘坐着纽约驶来的一艘远洋巨轮开进意大利西海岸的海湾，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南欧胜地——那不勒斯城。
高尔基作为俄国的著名作家，在2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高尔基到达那不勒斯城的第一天晚上，来到剧场观看话剧的时候，大厅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员们从幕后走了出来，观众也都纷纷起立，向高尔基欢呼：“高尔基万岁！”“俄国革命万岁！”“打倒沙皇！”乐队演奏马赛曲，整个剧院都在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这是一个热情的城市。在高尔基来到的第3天，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周的时间匆匆而过。高尔基一心渴望参加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美丽的那不勒斯市，选择了幽静的喀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
高尔基就是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上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第2部。他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了7年，一共写了6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3本短篇小说集，5个剧本和若干短篇小说。他每天从清晨起床就开始写作，每天要坚持工作14个小时左右。他每天写到下午2点钟左右，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晚上再坚持写作若干个小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岛上旅行，洗海水浴和捕鱼。晚上有时候会在家里或朋友家举行音乐晚会或文学作品朗诵会等活动。
高尔基一直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的独生子马克西姆的深切关怀中体现出来。高尔基尽自己的努力培养儿子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感情，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在他的儿子马克西姆第一次离开喀普里后，高尔基给他写了一封信：
“你走了，而你栽的花，还留着，还在生长，我看见这些花，就愉快地想，我的好儿子走后在喀普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花。
如果你随时随地，在你的一生中只给人们留下好东西——花、思想和关于你的美好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那时你会感到自己是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会使你的心灵丰富起来。你要知道，给予永远比取得更为愉快。”
高尔基对待儿子，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知心的朋友。高尔基给儿子的信总是写得真挚亲切，从不用教训的口吻，字里行间充满着幽默感和对儿子的爱。
高尔基在喀普里居住的时候，正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沙皇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大批革命者惨遭屠杀、监禁和流放。大部分革命的“同路人”消沉、变节。在哲学方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时髦。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赞美变节的反动作品。面对这种状况，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充斥于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反动逆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高尔基写了揭露专制警察政权的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剧本《最后一代》，写了批评文学界悲观情绪的政论文《个人的毁灭》、《论犬懦主义》。
革命道路却是崎岖坎坷的，谁也无法摆脱曲折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高尔基在思想上也犯过错误，为了争取和教育高尔基，列宁在这些年间两次来喀普里进行访问。第一次在1908年，第二次是在1910年。
1907年的伦敦党代会之后，高尔基和列宁之间虽然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但1908年4月间的这次会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不轻松。因为这时在喀普里同高尔基在一起的，还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是3个在政治上要求党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机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哲学上，他们攻击唯物主义，宣传“寻神论”和“造神论”，即寻找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
高尔基受了他们的影响，也主张“造神论”，而且，在高尔基的心目中，这3个人是知识渊博、极有才干的“大人物”，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没有他们。
而此刻的列宁正在紧张地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各种各样气焰嚣张一时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反击。但列宁懂得，这是高尔基思想探索中一个复杂的时期，而对于党和无产阶级来说，争取高尔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列宁暂时中断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作，来到了喀普里。
列宁一直把对高尔基的态度与其他意见有分歧的人区分开来，他对高尔基采取了特别耐心的态度。列宁在喀普里岛一共住了6天，每天都是在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列宁此刻也不能说服高尔基。
1910年6月，列宁第2次来到喀普里。这次会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由于高尔基这时的政治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看到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哲学是修正主义的，认识了“造神论”的危害。其次，过去的多次会见周围总是有许多人，这次他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间还比较长。会见是愉快的，气氛十分融洽，对双方都有良好的作用。他们经常促膝畅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高尔基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了列宁。他接受了列宁的劝告，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写作推迟到革命胜利以后。高尔基还向列宁讲了许多故事，谈到自己的故乡，谈到伏尔加河，谈到他的童年和外祖母，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列宁专心致志地听他讲，那双眼睛充满了真诚与友爱。
这一次，列宁的喀普里岛之行是愉快的。高尔基陪同他游览了岛上的古迹：14世纪岛上一位封建主建筑的修道院；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提庇留宫殿的遗址。
高尔基陪列宁攀登维苏威大山，目睹冒着滚滚浓烟和汽团的火山口的奇景壮观，参观了庞贝城的遗址。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说列宁是这样的，列宁是“一位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于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对于高尔基来说，列宁是最理想的人。
这次访问使列宁对高尔基更加了解了，因此也更加信任他。正因为这样，在1913年，当高尔基在《再论卡拉玛佐夫气质》一文中重复“造神论”的错误时，列宁立即坦率地给他写了两封信，严厉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列宁指出，任何“神的观念”都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和工人”的工具，“美化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他们用来束缚落后工人和农民的锁链”；主张“造神论”就是“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去诱惑小市民的灵魂。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在再版这篇文章时候将有关“造神论”的段落删除。
意大利的喀普里，是高尔基各方面都成熟的时期。
在这个期间，高尔基同国内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同时还有一些革命者也络绎不绝地来喀普里访问他。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在创作上也是一个丰收期。这时写的重要作品有《夏天》、《奥古洛夫镇》、《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童年》以及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怪人》、《崔可夫一家》等。
1909年，高尔基创作了中篇小说《夏天》，这部作品表现了俄国农村的觉醒。小说通过一位职业革命家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反映了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农村进步力量的成长。作者塑造了一批先进的农民形象，也揭露了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小说以革命家的被捕而结束，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这时期很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描写偏僻城镇小市民的作品。高尔基构思的以奥古洛夫镇为中心的3部曲就是这样的作品。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和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是3部曲的前两部。
《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描写了小市民玛特维和他父亲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奥古洛夫镇》展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小市民世界。这些作品描绘了半个世纪以来小市民世界的停滞生活，1905年革命打破了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高尔基认为，所谓“奥古洛夫精神”是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保守、自私、涣散的俄国的集中表现。这在当时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但高尔基在这些作品中对小市民的反动性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估计不足。这种看法与高尔基在当时的错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1年底，高尔基创作了《意大利童话》，这时的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革命运动重新在高涨。
《意大利童话》这个集子由27篇美丽的童话故事组成。它描写的是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人物和生活。从古代传说、乡土风情，一直到里巷琐事。作者虽然写的是意大利的生活和自然景色，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俄国及欧洲新的革命高涨。
高尔基的肺病这时越来越严重了，这使他不得不推迟回国的日期。高尔基只好去意大利的北部去养病。非常幸运的是，为他治病的医生成功地运用了一种新疗法，病情很快地好转了。
1913年12月底，这时正是革命重新高涨的时刻。高尔基离开了喀普里向他的祖国归来，结束了一段异地漂泊之旅。刚刚归来的他尽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同时也立即受到沙皇宪警的监视。
高尔基，一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又将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开始新的耕耘。
高尔基后期的创作
1913年底。高尔基回国后，在彼得堡距离不远的一个芬兰村庄——穆斯塔米亚住下来了。这样，他与年轻作家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高尔基在《论自学的作家》一文中曾经说过，还在喀普里的时期，从1906～1910年，他就阅读过“民间作家”寄给他的400多部手稿。1914年，他主编第一部《无产阶级作家文集》。
高尔基对青年作家是十分爱护和关怀的。十月革命前夕步入文坛的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受到高尔基亲切的教诲。
一位青年作家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原是西伯利亚某个城市的排字工人，爱好文学，尤其热爱高尔基。1916年，他贸然将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寄给高尔基，高尔基很快给他写了回信，赞扬小说是“很好的作品”，答应将它收入《无产阶级作家作品集刊》，并热情地鼓励伊凡诺夫：
“您无疑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您的文学才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如果您不想埋没自己，不愿把精力无益地浪费在琐事上，您就应该认真努力自修。您的文字不大通顺，您写了许多错别字。您的语言虽然鲜明，但词汇贫乏……我劝您要专心地学习！要读书，要研究别具风格的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艺术手法。列斯科夫的词汇尤为丰富……总之，您应该认真提高自己……不要写得太多。宁可少写，但要写好。”
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高尔基也一直是非常关心的。1916年前后，他打算请国内外著名作家为13～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想请挪威航海家南森写《哥伦布传》，英国的作家威尔斯写《爱迪生传》，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达尔文传》，他自己写《加里巴的传》。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3部曲。1914年完成了3部曲的第3部即《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纪事》杂志上。
1912～1917年间，高尔基创作了《俄罗斯浪游散记》。书中包括29个短篇，都是根据高尔基年轻时的经历和见闻写的。
《一个人的诞生》是这部作品的第一篇文章，因此带有纲领性。故事发生在1892年这个饥饿年。
讲故事者和一群“饥民”曾在苏呼姆修筑公路，完工以后准备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工。旅途中，“饥民”中一位孕妇掉了队，马上要生孩子。讲故事者听到树林中有人哭泣，于是他对这位产妇产生了怜惜之情，便代替助产士帮她接生。婴儿平安出生，母亲感到十分的幸福、高兴。
小说的结尾，讲故事者抱着新生的婴儿，搀着这位母亲，继续向前走去。
作品似乎告诉读者，尽管目前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今日诞生的人应该过上另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第27个短篇《大灾星》也是颇为著名的作品。
《大灾星》讲述的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夜，讲故事者在市郊荒凉偏僻的胡同里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情景：一个女人在雨水中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跺着脚。讲故事者把这个喝醉了的女人送回了家。原来她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女工，她的家在地窖里，家中还有一个患病的小儿子。这个女工虽然面容已经被毁坏，但她却是一个善良、朴实、乐观的人，也是一位热爱儿子的伟大母亲。孩子虽然有疾病，但却是一个天真、可爱、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孩子。
同高尔基的早期短篇相比，这些作品的技巧更为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书中的人物也有着独特的、鲜明的性格。
但是，高尔基也有其思想的局限性。
高尔基的局限在于是他认为在文化和科学都很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且反对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因此他对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表示怀疑，否定十月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在起义取得胜利以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对态度。
高尔基对俄国各阶级的错误分析，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革命主要任务的错误认识是高尔基激烈地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高尔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撇开农民单独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才能掌握政权。然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却认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争取政权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也是进一步发展文化的首要前提。
高尔基只能看见生活中的阴暗面，却看不见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最初日子里所做的大量工作。
列宁一面严厉批评高尔基的错误，一面却坚信高尔基必定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工人和红军战士纷纷给高尔基写信，或去拜访他，希望他回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然而，十月革命之后将近一年，高尔基才同列宁见面，这发生在列宁被刺之后。
高尔基后来在回忆录《列宁》中，描述了他同列宁的这次见面的情景：
“我们的会见是很友好的，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伊里奇明察秋毫的锐利的眼睛，是带着明显的惋惜神情注视着我这个‘迷路的人’。”
就像1910年在喀普里的时候一样，高尔基又回到了列宁的身旁。高尔基重返革命行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现实生活的教育和列宁的帮助使高尔基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他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建设。
高尔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以后，致力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他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艺术和历史文物保管委员会。
高尔基不仅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而且努力保护活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促使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高尔基作为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言论在国外有相当的影响，使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
在文学创作方面，高尔基于1918年发表了回忆柯罗连科的片断和短篇小说《我怎样读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发表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这篇作品的重点是展示托尔斯泰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它是由1900年以后与托尔斯泰接触时所写的日记，以及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后所写的信札等组成的。
高尔基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精神上的恭顺和宗教信仰都感到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热爱生活的态度和惊人的文学才能表示高度的崇敬。
这篇作品是高尔基深刻而且大胆地刻画这位伟大作家的矛盾形象的艺术杰作。
这是高尔基迷途知返的一段旅程，作为一位革命文学家，失误是难免的，但他一直是一位人民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战士。
繁忙的工作和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使高尔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乐观。1921年夏天，高尔基的肺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列宁写信坚决地劝他出国去治疗。在列宁的劝告下，高尔基去德国养病。
高尔基在德国和捷克的两年半期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他的创作热情却在急剧增长。这期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我的大学》，还部分完成了《回忆录》、《日记片断》和《一九二二—二四年短篇小说集》。
《我的大学》标志着作家创作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高尔基在发表《我的大学》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带自传体性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
《守夜人》反映了高尔基第一次漫游俄罗斯途中在多布林卡和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两个火车站当守夜人的生活。
《柯罗连科时代》写了第一次漫游后返回故乡的生活以及他与柯罗连科最初的几次会面。
《论哲学之危害》描述了1890年高尔基跟随一位学化学的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情景。
《柯罗连科》主要是写第二次漫游后作家与柯罗连科的交往，柯罗连科对他在创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这组作品中，高尔基离开喀山后7年的生活得到了片断的反映。它们在时间上是《我的大学》的续篇，在主题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了青年主人公进一步的思想探索。作者原来想将这组作品作为自传体小说的第4部，总标题叫《在知识分子中》，但他的这一构思没有能实现。
《我的大学》和上述的短篇发表后，评论界肯定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这些作品对研究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用。
回忆录在高尔基20年代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高尔基一生中，共写过30多篇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年代写的。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的逝世对于高尔基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基心中想的只有列宁和俄国，他立即开始写有关列宁的回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列宁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我正在写关于他的回忆。我热爱他，对我来说，他没有死。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他热爱并坚信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忆与列宁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接受列宁的帮助，于是发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坚决走列宁所指的道路，此后果然从未发生动摇。
1924年春天，高尔基完成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但他本人对它却很不满意。这就是著名的回忆录《列宁》。
这部回忆录共有2部分。第1部分写革命前高尔基与列宁在伦敦、巴黎、喀普里的会见，第2部分写十月革命后2个人之间的接触。
第1部分高尔基是从伦敦代表大会写起的，对这次大会的气氛及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表现的坚毅和刚强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接着，高尔基又写了同列宁在巴黎、特别是在喀普里的见面。作者从两方面来写列宁。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家的列宁，列宁到达喀普里后一下船就向高尔基坚决表示：“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和解”，但“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列宁又是一个乐观、愉快的好同志。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高尔基写道：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对我的心又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在第二部分，高尔基写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高尔基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比做“巨大而沉重的海船”，列宁则是它英明的舵手。高尔基结合自己所犯的错误，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预见性。这一部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材料丰富。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时候，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就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从而使这一部分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二是感情充沛。高尔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充满了对列宁的怀念之情，常常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叙述。
高尔基曾写过6篇关于革命家的回忆录，其中有《米嘉·巴甫洛夫》（索尔莫沃的工人革命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依尔·维洛诺夫》（喀普里时期结识的工人革命家），但是最为人传诵的是关于列宁的这部回忆录。
高尔基还写了更多的关于文学家的回忆录。除前面提到的关于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回忆录以外，他还写了关于布洛克、托尔斯泰夫人、普利什文、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
这些回忆录中不仅记载了这些人物的人与事，而且因为他们都与高尔基有过交往，所以难免有许多地方也写到作家高尔基本人。通过这些回忆录，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这位追求真理，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形象。
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高尔基亲眼目睹法西斯分子是如何迫害民主力量的。
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没有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他就可以回国去，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仑托。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是因为与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因为这时的高尔基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10多个小时，到索仑托后仅仅4个月就完成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对这部小说又做了2次修改。1925年3月，他开始写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书直到1927年，他才写完了第2部。
1925年，苏联驻英国大使，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克拉辛来索仑托访问高尔基。此后便形成一个传统，无论苏联的哪一位来意大利，都必然来拜访高尔基。
高尔基非常热诚地欢迎来自祖国的每一位客人，其中有学员、工程师、演员、工人、海员等许多种职业的人。当然，来他这里更多的是作家。
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对年轻的苏联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仅是一大批已经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是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试作，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40～50件之多。
远在1917～1918年间，当高尔基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马克西姆就站到了列宁的一边。1917年4月，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同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他不断地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列宁。
例如：1918年上半年，马克西姆写信给列宁，他说：“爸爸开始改正错误——‘变得左一些了’。”1919年，马克西姆曾想参军上前线，但是列宁反对他这样做，列宁对他说：“您的前线——就在您父亲的身旁。”
马克西姆深刻地领会了列宁说的话，并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懂得，帮助像高尔基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儿子的职责，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921年，他作为外交信使出使德国，高尔基去德国养病后，马克西姆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他掌握四门外语，也经常为父亲做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车或者去完成父亲的委托。
20年代中期，苏联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一切使高尔基非常激动。他特别盼望能返回祖国，可是他又希望写完长篇史诗后再回国。
在1926年的一封信中，高尔基说：“在俄罗斯有许多有趣的事物，我真想亲手去摸一摸。但我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边了，不写完它，我是看不见俄罗斯的。”
但是，在1928年春天，当高尔基刚写完史诗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归乡之心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他终于中断了写作，5月28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高尔基到达了莫斯科。
在通往白俄罗斯车站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或者高举旗帜、或者拿着各色彩色的气球、或者捧着鲜艳花朵的欢迎人群。欢迎人群中既有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工人，又有作家和学者。当高尔基走出车厢的时候，千百只手向他伸过来，把他举了起来。高尔基感到无比幸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高尔基回国后立即去列宁墓地，在这位朋友墓前，他默默地站了半个小时。
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高尔基就开始积极投身到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去了。
在高尔基回国的第3天，他提出一项建议。创办专门登载特写的大型杂志《我们的成就》。高尔基认为，苏联劳动人民应该树立一面镜子，他们在这面镜子中不仅能见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而且应当看到科学、文化、生产各个方面的成就。
与青少年的会见，使高尔基感到特别振奋。在一次中学的集会上，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相继讲话。男孩讲的题目是《论目前形势和教育的任务》，女孩讲的是《论科学的意义》。高尔基写道：“那个男孩，也许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说出了我闻所未闻、使我大为惊奇的话。”
高尔基还亲自到街头去观察生活。为了使自己不被群众包围，他有时还会进行化装改扮，会穿上旧大衣，贴上大胡子，戴上假发，打扮成一个工人模样，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场上，同工人们谈话，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却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高尔基有一个旅行全国的庞大计划。所以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多久。
1928年7月，他开始在苏联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伏尔加河、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最后他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和列宁格勒。
1929年夏天，他又作了第2次旅行，先到北方的列宁格勒、索洛夫卡、穆尔曼斯克，然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随后还到了罗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
这2次旅行中，高尔基几乎游遍了他的祖国。他到了遥远的边区，参观了工厂、农庄、工学团，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青少年和儿童。他看到了新人的成长，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高尔基把这些印象都写进了反映俄罗斯新面貌的特写中去。还在国外时，高尔基就向往着“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高尔基回国后写的《苏联游记》、《英雄们的故事》和许多政论文，可以说是他“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断。
《苏联游记》共包括5篇特写。这本书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把新的苏维埃国家和过去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
第1篇特写开头就是对旧俄时代巴库的描写。第2篇特写集中描写儿童的成长。第3篇特写描绘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与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紧密相连的，还有他的政论文。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虽写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他最后的10年是写政论文最盛的时期。
1932年，高尔基在一篇带纲领性的论文《论剧本》中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
高尔基在30年代写了好几个剧本来表现这个“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这个时期写的剧本有《索莫夫和别的人》、《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时，他写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中篇小说《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30年代初，高尔基打算写戏剧3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到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和《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他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计，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无药可医。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布雷乔夫周围的另一种人，却是革命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他们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
布雷乔夫的教子拉普捷夫是一个坚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他在剧本中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雷乔夫的雇工多纳特，知识分子嘉钦都是拉普捷夫的忠实助手。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革命。这些开始觉醒的人已经不甘心为资产阶级的“主子们”做奴隶了。
剧本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雄壮的革命歌声在街头巷尾回荡，传到布雷乔夫家中。害怕革命的人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垂死的布雷乔夫望着窗外，女儿舒拉跑向窗前，注视着游行队伍，向往着窗外新的生活。这一结尾似乎宣告了新生活即将来临。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对苏联30年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剧本“决不矫揉造作”，不采用说教的方式，不从形式上进行模仿，不单纯追求戏剧效果，而是“简洁、朴实”地刻画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
第2个剧本《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第一个剧本有着共同的主题和登场人物，不过描写的是1917年7月10月这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剧本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陀斯契加耶夫。他跟布雷乔夫一样，比周围的资本家聪明。但他是一个“两面派”，他的口号是“适应”。他大言不惭地用达尔文的话来教训人：“必须适应环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能适应环境。”
陀斯契加耶夫的“适应”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他的社会理想是大资产阶级当权的美国，他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财产，以便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地位。他是社会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在苏维埃年代，他将成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剧本中，同陀斯契加耶夫相对立的，是一些新生活的创造者：拉普捷夫、多纳特、李雅比宁、大胡子兵等。
多纳特是一位守林老人，他的形象比在前一个剧本中的人物有所发展。他被现实生活教育，而且阅历丰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找到真理的人物形象。
李雅比宁是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普通士兵，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胆略，革命信心和那种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剧本的结尾，出现了一个大胡子兵，他是到陀斯契加耶夫家来搜寻革命的敌人的。他虽然是一个群众角色，但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
在1910年，高尔基写过一个剧本，名叫《瓦萨·日列兹诺娃》，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的剧本。到1935年底他又改写了这个剧本。改写后的剧本同1910年的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写得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1932年，联共中央颁布了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了当时存在的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在许多发言和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高尔基的这些活动，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30年代，苏联文学界对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1906年，高尔基在《母亲》中首次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革命现实。
在20年代，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在这一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到了30年代，如何从理论上对新的创作方法进行阐述并给它一个合适的名称，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高尔基积极参加了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尔基在与作家谈话时和文学论文中多次谈到：“应该探索、发掘和表现新人的优点……我认为必须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
1932年10月，在高尔基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文学家的座谈会。1934年召开的第1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
20、30年代是大批民间出身的作家进入文学界的时期，因此高尔基非常注意提高无产阶级文学的技巧。他认为技巧是用最完美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
他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谈技艺》、《论文学技巧》、《论散文》、《论剧本》等文章中谈到艺术技巧的许多具体问题：典型和性格、情节和结构等。他也特别重视文艺作品的语言。
这些年间，高尔基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贡献。高尔基热爱成长起来的文学新苗，对他们加以百般呵护，耐心培养。
高尔基要求青年作家细心地观察现实，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品在意境、内容和语言各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高尔基对苏联文学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赞扬。1932年，苏联隆重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活动40周年，授予他列宁勋章，并建立了以高尔基命名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艺术剧院、列宁格勒大剧院也都以高尔基命名。他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改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州改名为高尔基州。
高尔基的晚年，有2件大事发生。
第1件是他的爱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突然病逝，第二件是他与老朋友罗曼·罗兰首次相见。
1934年的5月，高尔基遭到巨大不幸，他的儿子突然病逝了，这使他异常悲痛。可以想象得出，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之情。
在那些沉痛的日子里，苏联人民的慰问和同情使高尔基深深感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联名写信给高尔基：“我们同您一起哀悼，共同感受突然袭击我们的悲痛。我们深信，您那无坚不摧的高尔基精神和伟大的意志一定可以战胜这一次沉痛的考验。”
事实证明，高尔基精神的确是无坚不摧的，他仍然回到他繁重的工作中去。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50多个民族的近6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对建国近20年来苏联文学的一次大检阅，显示了各民族文学的繁荣，也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闭幕词中，他号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战士们亲密而牢固地团结起来”，热烈欢迎新的读者朋友。高尔基被选为全苏作家协会主席，他在文学界的领导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
1935年6月，高尔基同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相见。
两位作家之间的往来达20年之久，但直到这一年罗兰来到莫斯科，两位作家才实现第一次相见。两人友谊从1931年起直到高尔基逝世为止的五、六年是这段友谊的高潮。
这种真挚、高尚的情谊在世界文坛上一直传为佳话。
由于繁重的工作，高尔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1936年5月，克里米亚的气候干旱而又炎热。高尔基乘火车来到莫斯科，莫斯科也是闷热异常。6月1日，高尔基在哥尔克村患重感冒，这使他的肺病和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高尔基的身体健康情况，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似的向哥尔克飞来，大家都希望敬爱的作家早日恢复健康。
气喘使高尔基不能躺下来，他终日坐在圈椅里，顽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每当他感到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同周围的人谈天。
1936年6月18日上午11时10分，世界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高尔基在哥尔克逝世。
6月20日，莫斯科的红场被上了黑纱，高尔基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会后将高尔基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高尔基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巨大损失，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是的，在他伟大的著作中，我们仿佛见到了大师的音容笑貌。大师没有离我们而去，他活在永远思念他的读者心中。
特列尼约夫
特列尼约夫，1876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和童年在顿河地区度过，生活困苦。1896～1899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所教会学校学习。1903年毕业于彼得堡考古学院和神学院。1898年开始发表作品。1906年因作品触怒了反动当局而被驱逐出顿河地区。
农民生活是他作品的基本题材，如《一眼孤井》（1910）、《在市场上》（1913）等。1915年出版第1部短篇小说集《统治者》，激烈地抨击官僚政客、教会、资产者和贵族，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
十月革命后，特列尼约夫几乎完全投身于戏剧创作。悲剧《普加乔夫精神》（1924）反映了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柳波芙·雅罗瓦娅》一剧（1926，1936年上演，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是他的代表作。剧本描写国内战争年代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新人的成长，把社会冲突和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他注意心理刻画，通过细腻的笔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平凡又高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
从1931年起，他常住莫斯科。《涅瓦河畔》（1937）是他30年代的重要剧作，生动地描写了1917年的革命事件，是苏联文学中最早刻画列宁形象的作品之一。
卢纳察尔斯基
卢纳察尔斯基，1875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开明的高级官员家庭。
他在中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向所在地区的工人进行革命宣传。189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进瑞士苏黎世大学，师从于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阿芬那留斯，因为共同的信仰，他与侨居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有密切联系。
1898年，他回莫斯科从事地下工作，次年被捕，在狱中和流放地度过6年左右。1904年赴日内瓦，担任布尔什维克周刊《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坚决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受到列宁的肯定和器重。在1905年他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做过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报告；不久返回彼得堡，协助列宁创办《新生活报》等，再度下狱。
1908～1910年参加鲍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报派”的派别活动，在经验批判主义影响下提出“造神说”。主张把人类的集体潜力加以神化，创造一种“劳动的宗教”。
1912年完全脱离“前进报派”，重新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卢纳察尔斯基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组织上正式回到布尔什维克行列。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掌管宣传，1918～1920年兼任革命军事会议特派员。1927年起协理外交事务。1929年起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学术委员会主席。次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1933年被委派为驻西班牙大使，同年12月26日于赴任途中在法国病逝。苏联共产党中央发布讣文，称颂他是“功勋卓著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
卢纳察尔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期间，曾大力改革和发展全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整顿科学研究机构，建立工农知识分子队伍，引导老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争取和团结西方文艺家，积极推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和出版事业，并亲自在高等院校讲授俄国和西欧文学史。他参与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1925），提倡文艺创作的多样化和各种流派、风格及手法在社会主义大前提下争鸣竞艳，支持一切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主张对艺术家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他们热烈希望为革命事业服务”。
从1902～1933年，卢纳察尔斯基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宗教、建筑等许多领域，其中文艺论著所占比重最大，共约2，000种。十月革命前，他一再阐述文艺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理论，说明艺术的阶级性以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推荐高尔基和尼克索的创作，批判颓废派和沙文主义倾向。十月革命后，他坚决抵制否定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潮，极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评论从拉季舍夫到柯罗连科等俄国古典作家，着重指出他们作品的现实意义，点明其可供借鉴的方面和应该排斥的方面。
他积极参加20年代初～3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创作问题和文艺学的历次大论战，在极“左”派攻讦下维护高尔基及其他老一辈文艺家，热情支持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革拉特科夫、潘菲洛夫等后起之秀。他的《列宁和文艺学》（1932）在苏联第一次系统地辑录和阐发了列宁有关文学的言论，为30年代初期国内开展的列宁文艺论著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1933）论证苏联新的文艺创作方法，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纲领”，其中包括浪漫主义等种种手法。他曾写过评介西方作家的论文，主编过歌德、巴尔扎克、雨果等的作品的多卷集，并同罗曼·罗兰、巴比塞、萧伯纳、布莱希特有私交。在西方，他是“大家尊敬的苏联思想和艺术使节”（罗曼·罗兰语）。
卢纳察尔斯基的主要剧作有《国王的理发匠》（1906）、《浮士德与城》（1918）、《奥利佛·克伦威尔》（1920）、《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22）和《康帕内拉二部曲》（1920～1922，第3部未完成）。
作者借用历史人物或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来表现当代的社会冲突和思想矛盾，剧本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对陈腐事物的揭露讽刺。
卢纳察尔斯基的一部分文艺理论著作和戏剧，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由鲁迅、瞿秋白等介绍到中国。以后又比较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他的论俄罗斯和西欧文学的文章，对中国文艺工作者产生过积极作用。他的重要论著有：《文艺学、评论和美学著作八卷集》（1963～1967）、《文论集》（1957）、《戏剧和戏剧创作》（2卷，1958）、《在音乐世界》（1958）、《论国民教育》（1958）、《戏剧集》（1963）、《论造型艺术》（2卷，1967）。
革拉特科夫
革拉特科夫，1883年生于俄罗斯一个贫农家庭，自幼随父母到处流浪谋生，当过渔场上的童工、药店和杂货铺的学徒、印刷所的排字工等。1902年中学毕业后，去外贝加尔任教。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流放3年。
1914～1917年，革拉特科夫在库班任教，在白卫军占领期间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工作。国内战争期间当过红军志愿兵。1920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结束后去莫斯科工作。从1932年起，先后担任过《新世界》杂志编委、高尔基文学院院长等职。
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为革拉特科夫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材料。1900年发表短篇小说《走向光明》。1902年开始同高尔基通信。在高尔基热情帮助下，成长为无产阶级作家。1909年写出反映政治流放犯生活的中篇小说《失去继承权的贵族》。1917年高尔基在《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独生子》（即《深渊》）。
早期作品主要描写工人、贫农和流浪汉的生活。他的作品大多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水泥》（1925），描写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格列勃·楚马罗夫团结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奋发图强，克服困难，使一个停产几年、破烂不堪、人心涣散的水泥厂迅速恢复了生产。书中男女主人公格列勃和达莎被誉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的始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动力》（1932～1938），生动地塑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聂伯水电站建设者的英雄形象。小说表明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穷动力。卫国战争期间，他的中篇小说《宣誓》（1944）热情地歌颂了撤退到乌拉尔的列宁格勒工人的忘我劳动精神。
战后，他写了自传体3部曲。第1部《童年的故事》（1949）描写19世纪末俄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对地主、财东的初步反抗。第2部《自由人》（1950）描述主人公费佳随父母外出流浪，在黑海渔场干活，受到渔场工人革命斗争的教育。第3部《荒乱年代》（1954）写费佳和父母被迫返回霍乱流行、饥荒严重的故乡，以及农民生活极端痛苦，走投无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启发下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
革拉特科夫终生勤奋写作，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曾两次获得列宁勋章。他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鲁迅曾称《水泥》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
阿谢耶夫
阿谢耶夫，1889年出生于利沃夫城一个保险代理人家庭。190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13年开始发表诗作。
阿谢耶夫的第1本诗集《夜笛》（1914）带有象征派诗歌的痕迹。1913年他开始与马雅可夫斯基交往，这促进了他独特风格的形成。
阿谢耶夫曾参加过在远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一经历成为他的诗集《炸弹》（1921）的主要题材。20世纪初，他加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未来派文学组织“创造社”。1923年加入“左翼艺术阵线”团体。长诗《斯维尔德洛夫暴风雨》（1924）、《谢苗·普罗斯卡科夫》（1928）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他的代表作长诗《马雅可夫斯基正在开始》（1940）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并热情地肯定了马雅可夫斯基传统，具有回忆录和政论抒情诗的特点。晚期的诗集《沉思》（1955）与《和睦》（1961）是思考20世纪人类历史命运的哲理抒情诗。
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歌手。斯大林称他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在艺术表现上，他属于未来主义派。
1890年，马雅可夫斯基生于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省巴格达季村，他的父亲是林务官。1908年他16岁时便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曾3次被捕入狱。后来，他把“搞社会主义艺术”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离开了党，走上个人奋斗的道路。1911年他进入绘画学校，与未来派诗人布尔柳克等出版了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加入未来主义派。诗人在自传中写道：“大伟（布尔柳克）具有超过同代人的匠师的愤怒，而我具有知道旧世界必然崩溃的社会主义激情。于是，俄国未来派就诞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以满腔革命热情否定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
十月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这首长诗从主人公“我”与玛丽雅的爱情悲剧写起，引申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诗人称它是早期创作中纲领性的作品。在1918年长诗第二版序言中诗人谈到诗的思想意义时说：“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4个章节中的4个口号。”但诗中的“我”是作为孤独的反抗者出现的。
诗人坚定地迎接十月革命。他称十月革命是“我的革命”。在革命后他写了《我们的进行曲》（1917）、《向左进行曲》（1918）、《给艺术大军的第二道命令》（1921）等大量抒情诗。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诗人写成剧本《宗教滑稽剧》（1918），这是第1部反映十月革命的剧本。在长诗《150,000,000》（1920）中，作者通过1.5亿苏联人民的代表、俄罗斯勇士伊凡和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两个对立的形象，歌颂了苏联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都采用了未来主义手法。
从1919年10月到1922年2月，诗人在“罗斯塔（俄罗斯电讯社）之窗”工作。马雅可夫斯基密切配合国内大事，进行宣传鼓动，他写了许多短诗、歌曲、寓言、诗体杂文，板话等。所有他作的但未署名的作品，有数千件之多。1929年，诗人把它们汇编成小册子《森严的笑》。
2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开会迷》（1922），无情地嘲笑了整天忙于开会的官僚主义者。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写到他看见在一个房子里：“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噢，活见鬼！那半截在那儿呢！砍死人了！杀死人了！我满屋乱转，大声叫喊。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秘书用异常平静的声音回答说：“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20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诗人最后写道；
假使
能再召开一次会，
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
1922年3月6日，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说：“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的评价鼓舞了诗人。
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成了著名的长诗《列宁》。1927年，写了著名的叙事长诗《好！》。20年代后半期，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抒情诗，如《给聂德同志——船和人》（1928）、《苏联护照》（1929）、《突击队进行曲》（1929）、《关于库兹涅茨克的建设，关于库茨涅茨克的人们的故事》（1929）。此外，马雅可夫斯基还写作（并参加演出）了两个剧本《臭虫》（1928）和《澡堂》（1929），作者用怪诞的情节和喜剧手法讽刺了蜕化变质分子、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马雅可夫斯基深切同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诗，如《滚出中国》（1924）、《莫斯科的中国人》（1926）、《忧郁的幽默》（1927）、《歌就是闪电》（1929）等。1927年，当中国工人和广州军队占领上海，诗人写了《最好的诗》。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献给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一首最有名的诗，表现了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同情和关心。在大革命失败后，诗人仍然对中国人民寄予很大的希望，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致中国的照会》（1929）中，他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军阀。
马雅可夫斯基对诗的创作极其严肃，为了用确切的字眼表达思想，他把一行诗写成十几种不同的表达法。他把做诗比作镭的开采，“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那么，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而这些恰当的字句，在几千年间都能使亿万人的心灵激荡。”
1930年2月，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0年2月，他举办创作20年展览，还写了总结自己一生的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在展览会上他初次朗读了这首长诗的序曲，受到热烈欢迎。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他在《致大家》的信中说，这是由于“个人原因”。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在诗歌艺术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诗人。他的诗句结构特殊，把一句诗分成若干行排列——即“楼梯式”，使诗的节奏更加鲜明。
叙事长诗《列宁》（1924）是关于列宁和革命的史诗，诗人第一次在诗歌中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光辉形象，歌颂了列宁及其伟大事业。长诗在列宁逝世后的当年完成。全诗由序诗和3章正诗组成。第1章叙述列宁出生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需要自己的领袖。长诗第2章，是占中心地位的一章，叙述俄国解放运动第三阶段的历史，主要叙述俄国的革命运动和列宁的活动。列宁的生平活动与祖国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着。长诗第3章，叙述列宁的逝世和苏联人民的悲痛情景及他们继承列宁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创造列宁的形象时，马雅可夫斯基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领袖看作“上帝的赐予”、“帝王的风采”、“天才”、“超人”等。诗人说，他“生怕那甜言蜜语的美侮辱了列宁”。那么，诗人表示，他将冒着“被踩成肉酱”的危险，也“要把渎神的话炸弹似的掷上云霄，向克里姆林宫怒吼：打倒！”诗人说：“这些崇拜的仪式，这些纪念的制度，会用甜腻腻的圣油掩盖住列宁的淳朴。”
马雅可夫斯基强调列宁是群众的一员，和人民有血肉的联系：“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兴趣，他也和我们一样，克制自己的病痛”，“他属于人世”，是“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与此同时，列宁决不是眼睛盯着食槽的庸夫俗子。
列宁是人民的领袖，同时又从人民中吸取力量。马雅可夫斯基着力刻画了列宁淳朴平凡的性格，列宁在平凡中见伟大，淳朴中显崇高。诗人说：“他和你，和我，完全没有区别，要说有，那就是他的眼角被深沉的思想多打下了几个皱褶，而嘴唇也比我们善于讽刺，比我们坚决”，不过，“这不是飞扬跋扈、扬鞭驱车从你身上碾过去的那种暴君的‘坚决’”。“他对同志满怀着深厚的爱，他对敌人坚决得赛过钢铁”，列宁是“最人道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身上普通人的和领袖的特质高度地统一起来了。列宁的形象对苏联人民异常亲切，但列宁是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诗人非常注意列宁和党的关系，把对列宁的歌颂和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事业的歌颂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列宁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也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力量。
长诗中交替着叙事和抒情的笔调。长诗的语言富于表现力。诗人时而用谈话和叙事的语气讲述历史事件，时而用热情亲切的语调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时而用愤怒的音调斥责敌人，时而用嘲笑的语气同那些坚持陈腐的美学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争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诗歌的丰碑，它对于文艺塑造领袖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长诗《好！》（1927）最初叫《十月》，后改为《1917年10月25日》，最后将要出版时才定名为《好！》，并附有一个副标题：《十月的诗》。
《好！》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赞歌。它以艺术的形象再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当时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诗共19章，可以分为4大部分。
第1部分（1～6章），叙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革命前夕的国内形势，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实行，党和列宁组织人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冲击。最后一章是十月革命的伟大场面：工人赤卫队和水兵们袭击冬宫，临时政府的30几位部长被革命工人和士兵逮捕了。
长诗第2部分（7～9章）：关于党、人民和国家。诗人反映了“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强调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长诗第3部分（10～16章）：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艰难和人民的奋斗。诗人叙述千百万人民同党和政府分担艰苦，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冬天，“牙齿冻得格格地响”，“肚子想要吃东西，把腰带——勒得更紧，拿起了枪——走上前线”，诗人忆起自己在那些艰苦岁月，曾因御寒取暖被木柴的煤气熏昏，他曾吃过马肉充饥，和自己家里的人共食比指头多一点点的一撮盐。诗人写道：在这艰苦的年代，社会主义的祖国比任何时候更为可爱。“我选过许多温暖的国家，但是只有这个冬天才使我真正体会到爱情、友谊和家庭的温暖。只有睡在这样的大冷天，大伙儿紧紧抱着，牙齿格格发颤，才能够真正明白对人们不能吝惜棉被和关怀。”
长诗第4部分（17～19章）：讲到建设和在红场上对烈士的怀念。最后一章诗人用最高亢的音调歌唱祖国的未来：“我赞美祖国的今天，但我要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明天！”
长诗《好！》语言丰富生动，诗人把宣传鼓动语言与抒情语言结合起来，往往一章中语言的多样形式相交织。长诗是诗人作品中韵律最丰富之作。长诗每一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
诗人曾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朗诵过30多次《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在一次朗诵《好！》的晚会上，当诗人朗诵到第19章中的诗句“列宁在我们的脑中，枪在我们手中”时，一位青年红军战士站起来说：“还有你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富尔曼诺夫
富尔曼诺夫，苏联俄罗斯作家，1891生于科斯特罗马省谢列达村（现为伊凡诺沃州富尔曼诺夫市）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历史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富尔曼诺夫曾在前线救护列车上工作。1917～1918年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担任领导工作。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时期任恰巴耶夫师政治委员和红色陆战队政治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土尔克斯坦战线全权代表、军政治部主任，主编《红色军人》报。曾获红旗勋章。
内战结束后，富尔曼诺夫在国家出版局文艺部工作，兼任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书记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执行委员，从事创作活动。191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中、长篇小说，诗歌，特写，政论和文艺评论等，反映革命前的生活或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1922）、长篇小说《恰巴耶夫》（1923）和《叛乱》（1925）均取材于国内战争，突出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描写红军的英雄主义和新人的成长过程。
《恰巴耶夫》是他的代表作，写国内战争时期人民英雄恰巴耶夫的英勇事迹以及恰巴耶夫师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革命军队的过程，通过对政委克雷奇科夫的描写，成功地刻画了党的领导者的形象，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之一。
爱伦堡
爱伦堡，1891年1月27日生于基辅一个工程师的家庭。1907就读于莫斯科第一中学，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被开除学籍。1908年被捕，遂即脱离组织关系。不久获释，于同年12月流亡巴黎，1910年开始发表诗作，都是模仿象征派诗歌的习作性质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5～1917年间，爱伦堡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报》军事记者，到法德前线采访。战争使他产生了怀疑、悲观情绪。这在诗集《前夜之歌》中有所反映。这个时期他还写有军事通讯，后来编辑成集，以《战争的外貌》（1920）为名出版。1917年7月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部门工作。1918～1923年间还出版了诗集《火》（1919）、《前夜》（1921）、《随想》（1921）、《国外随想》、《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同时对此感到“既狂喜又恐惧”。
1921年春开始，爱伦堡以苏联报纸记者身份长期驻在国外。20年代初，发表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1922年发表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受到列宁的注意。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生活，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矛盾复杂的思想。这个时期发表的其他小说，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则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主题。在有些小说中，如《十三个烟袋》（1923）和《德·叶·托拉斯》（1923），加强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文化内在矛盾的分析。
1931年他周游欧洲各国，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回国后参观访问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工地，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个时期写出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成长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作为《消息报》记者几次去西班牙，写出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表现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法国，他目击法国的沦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获1942年度斯大林奖金。卫国战争时期，在《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和道德，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并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些政论使他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后来收集出版了3卷政论集《战争》（1942～1944）。
二战结束后，他完成2部长篇小说：写战时生活的《暴风雨》（1948年度斯大林奖金）和写战后生活的《九级浪》（1951～1952）。50年代中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第1、2部；1954～1956）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论文，60年代发表的内容庞杂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6卷，1961～1965），在苏联文艺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
1967年，爱伦堡因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逝世。
费定
费定，1892年2月24日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14年毕业于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系，后赴德国深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费定归途中被德国当局作为敌侨扣留；十月革命胜利后受聘担任苏维埃政府驻德使馆翻译。1918年回国，先后参加过反击尤登尼奇的斗争，担任过红军和地方报刊编辑。
国内战争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政论、特写和短篇小说，其中小说《基谢尔叔叔》（1919）和《果园》（1920）曾获得当时文学界的征文奖。1920年在彼得格勒同高尔基相识，后来写了长篇回忆录《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37～1942），详细记述了两人长期亲密的友谊。
1921年，费定参加“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20年代的主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个早晨的故事》（1921）和《安娜·季莫菲耶芙娜》（1922），中短篇小说集《脱兰士瓦》（1926），长篇小说《城与年》（1924）和《兄弟们》（1928）等。其中，两个短篇写革命前外省小市民及地方官吏的愚昧、自私和冷酷；中篇小说《脱兰士瓦》反映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富农势力的嚣张；两部长篇小说都以十月革命引起的社会大变动为主题，一方面揭露欧洲资本主义及旧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没落，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坚强意志，同时指责革命者缺乏人性和善良，宣扬艺术家只有同革命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这说明作者虽拥护革命，却未能真正理解革命的性质。在艺术上则反映了他多方面的探索。
20年代末和30年代，费定曾多次到德、法、意、瑞士等国访问。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盗窃欧洲》（1933～1936）和《“阿尔克图尔”疗养院》（1940）。前者主要写荷兰一个林业大王的家世及其在苏联的经历；后者写瑞士一个肺结核病疗养院里的各种人物。两部作品对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广泛深刻的揭露，但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生活和苏维埃新人的描写比较简单。
1941～1945年参加卫国战争。这期间创作的剧本《感情的考验》（1942）和大量短篇、特写，充满爱国主义热忱。战争结束后，他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出席1945～1946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写了特写集《纽伦堡的审判》（1946）。
费定最重要的作品是战后初年发表的两部曲《早年的欢乐》（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这两部长篇小说主要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表现个人和革命事业的关系，艺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命运等，塑造了伊兹维柯夫和腊高静两个血肉丰满的布尔什维克形象，画面广阔，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语言优美，被认为是当代苏联文学中优秀的长篇小说，获1949年度斯大林奖金。1961年开始发表的《篝火》原计划是两部曲的续篇，叙述主人公在30年代及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遇，但未完成。
费定晚年发表过许多演说和文章，批评战后苏联文学创作中某些故步自封、狭隘简单、粗制滥造的倾向。他强调“打开窗户”，提高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费定于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9年起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1967年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71年起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主席，1977年逝世。在我国，鲁迅曾于1928年翻译介绍他的《果园》。
帕乌斯托夫斯基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1911～1913年在乌克兰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学习，后肄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曾当过工人、水手。十月革命后在报社工作，1912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
帕斯乌斯托夫斯基的早期作品表现出追求异国情调、充满幻想的倾向，如《闪烁的云彩》（1929）等。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描写苏联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将文献材料与艺术构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作者的成名作。
1933年，作者完成传记小说《查理·隆谢维尔的命运》，该作品描写一位拿破仑军官被俘后，决心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终身被禁锢的命运。另一本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作者的经历，是作者创作历程和道德探索的总结。
1956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金蔷薇》，实际是一部总结创作经验和研究其他许多大作家创作活动的作品。其他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柯尔希达》（1934）、《黑海》（1936）、《北方故事》（1938）等。
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写作富于抒情色彩的短篇，借景抒情，文笔细腻，语言生动，格调清新。
凯尔巴巴耶夫
凯尔巴巴耶夫，1894年生于土库曼斯坦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前后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23年，凯尔巴耶夫开始写作，尝试过不同体裁，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和剧本。在诗歌《妇女界》（1927）、《一个被奴役的女人》（1928）、《走向新生活》（1928）、《干枯的嘴唇》（1929），短篇小说集《现实》（1931），中篇小说《拜兰节》（1934）、《勇士》（1935）等作品中，凯尔巴巴耶夫着力于描写土库曼妇女过去的痛苦生活，反对封建残余，宣传妇女解放，号召人民建立新的生活。
卫国战争期间，他写有中篇小说《库尔班·杜尔德》（1942），长诗《艾拉尔》（1943），诗剧《马赫图姆库里》（1943），剧本《爱祖国》（1941）、《兄弟们》（1943）等，歌颂前方战士的英勇无畏和后方农业生产者的忘我劳动。长篇小说《决定性的步骤》，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第1部反映革命历史的著名作品。中篇小说《白金国的爱素丹》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塑造了土库曼集体农庄女庄员的动人形象。
凯尔巴巴耶夫的长篇小说《涅比特·达格》（1957）反映石油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天生的奇迹》（1965）描写土库曼著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阿塔巴耶夫的事迹。
凯尔巴巴耶夫1942～1950年任土库曼作家协会主席。曾为土库曼科学院院士，荣获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被认为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之一。
潘菲罗夫
潘菲罗夫，189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过肃反委员会工作。1923～1925年在萨拉托夫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4～1927年任《农民杂志》编辑。
20年代下半期，潘菲罗夫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1931～1960年两度任《十月》杂志主编，是第二、三、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潘菲罗夫于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创作多以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为题材。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4部，1928～1937）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的产生和发展，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和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塑造了新农村建设者斯杰潘·奥格尼约夫、基里尔·达尔金、斯乔莎等鲜明形象，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多方面反映农业集体化过程的作品。
卫国战争时期，潘菲罗夫写有大量的特写和小说。战后发表《为和平而斗争》（1945～1947，获1948年度斯大林奖金）、《在受难者的国家里》（1948，获1949年度斯大林奖金）、《伟大的艺术》（1954）等。
50年代完成3部曲《伏尔加河——母亲》、（《打击》1953；《沉思》，1958；《以青年人的名义》，1960），真实地描写了苏联战后的经济生活，其中《沉思》集中反映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农业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变化。
索波列夫
索波列夫，1898年生于一个军官吏家庭，曾就读于彼得堡海军学校。1918年，索波列夫志愿加入海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年在海军报刊工作，并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积极发起和组织“红军和海军作家联合会”。1931年退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932年，索波列夫发表的长篇小说《大修》是他的成名作，它刻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部分俄国海军官兵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对帝俄海军衰落过程的理解和对革命高潮出现的信念。
卫国战争期间，他以《真理报》和海军总政治部军事记者身份，深入波罗的海、黑海等海军前沿阵地。1942年发表的特写集《海魂》（1943年获斯大林奖金），真实而鲜明地描绘了海军战士保卫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业绩，以及他们的“海魂”所燃起的仇恨与怒火。
战后发表的《绿光》（1954）是索波列夫的代表作，描写一艘快艇向敌后派遣侦察员的一次军事行动。侦察员在返航途中遇到急湍的海流，舢板无法通过。他们决定沉没舢板，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游回快艇，最后终于见到了快艇上发出的“绿光”——幻想和希望之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年轻的艇长列绍特尼科夫、水手长哈卓夫的形象，描写了他们之间动人的友谊和海军战士的优秀品质。
索波列夫的创作多以大海为背景，反映海军的生活。他曾担任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主席（1957～1970）、全苏作协书记处书记（1958～1971）、最高苏维埃代表和主席团成员。1968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
1920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魔障》和长篇小说《白卫军》等作品。他的作品以幽默辛辣的文笔著称，但因在“红”、“白”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中立”立场引起争议。
布尔加科夫晚年坚持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又译《撒旦起舞》），小说有一实一虚两条线索，一是撒旦及其随从在人间的见闻，一是大师的小说，写耶稣之死。最后大师和玛格丽特在魔王的带领下离开了莫斯科，飞向永恒的栖身之地，意味着大师和爱情远离了莫斯科。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极富魔幻色彩，被评论界称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出生在一个商店职员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过征粮队等。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同时开始创作。1924年成为职业作家。
他的早期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等，以顿河地区为背景，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
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创作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期间还写了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卫国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写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
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卫国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苏联人的遭遇，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深刻思考，对苏联当代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影响很大。1965年，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
列昂诺夫
列昂诺夫，1899年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诗人、新闻工作者。列昂诺夫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从事新闻工作。复员后去莫斯科当工人，陆续发表了《布雷加》、《叶果鲁什卡之死》等短篇小说。
他的成名作《獾》（1924）表现了十月革命初期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贼》（1927）通过原红军政委维克申堕落为盗贼的经过，表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对革命干部、群众的腐蚀，1959年作者在这部小说的新版本中增加了维克申醒悟回头的情节。
从30年代起，列昂诺夫着重描写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新生事物。《索契河》（1930）第一次刻画了艰苦创业的共产党员乌瓦杰夫的形象。《条条江河归大海》（1933～1935）歌颂了革命前遭到过流放、和平建设时期在平凡的岗位忘我劳动的老布尔什维克库里洛夫。《斯库塔列夫斯基》（1932）叙述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建设新社会的栋梁的故事。
《俄罗斯森林》（1953）写热爱祖国和人民、献身林业科学的维赫罗夫教授同用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格拉齐扬斯基教授之间的学术之争，表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变化，通过新老两代人在和平建设和战争中的成长和进步，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鞭挞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俄罗斯森林》是首次获得列宁奖金的文学作品之一（1954）。
列昂诺夫还写过许多剧本。《侵略》（1942）描述一个失足青年在德寇入侵时奋起抵抗而英勇牺牲的故事，作者突出强调了个人主义同爱国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思想。这部作品获1943年度斯大林奖金。
列昂诺夫的创作主要反映苏联20年代到50年代的社会生活，60年代以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1963）和《最后的一次散步》（1979，片断），则是反映苏联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他的小说极富哲理性，常常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列昂诺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1888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后做过小学校长。1920年起先后主持高尔基儿童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从事流浪儿童和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他的教育原则是既要严格要求，也要尊重人，并且通过结合生产劳动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1937年以后，马卡连柯迁居莫斯科，专事著述。第1部作品是特写集《1930年进行曲》（1932）。代表作《教育诗》（1936～1935）是根据高尔基的建议所写，叙述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他善于描写集体，也善于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刻画个性鲜明的学童形象。这部作品是作者教育经验的总结。他的许多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例如《父母必读》（1937）和《塔上旗》（1938）就是体现他的家庭教育和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作品。
他还写过政论与文学评论。他的教育工作和创作一直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和鼓励。
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1901年12月24日生于加里宁州基姆雷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远东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贫苦。1912～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1918年加入共产党。1919年受党委派去苏昌游击队工作，由普通战士提升到旅政委。复员后，1921～1924年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1926年在克拉斯诺达尔及顿河罗斯托夫做党的工作。1926年底去莫斯科，此后完全从事文学工作。1956年自杀。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法捷耶夫和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年轻的一代进入文学界，成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力军。1923年发表了第1篇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1924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当时有些作家把革命运动描写成盲目自发的群众起义，而他在早期作品中就把革命运动描写成千百万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的有组织的运动。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发表后，给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主人公游击队队长莱奋森的形象，小说强调了高度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书中显示了劳动人民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和莫罗兹卡在革命斗争中怎样成长，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怎样堕落成为叛徒。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计划写6部，完成4部，1929～1940），也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书中勾画出当时滨海边区广阔的生活画面：当地专制政权的被推翻，远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它初期的情况，外国干涉军的侵入和资产阶级的阴谋叛乱，共产党领导下游击运动的兴起，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觉醒。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真理报》记者，写了一系列讴歌苏联人民英勇战斗的文章及特写集《在封锁日子里的列宁格勒》（1944）。根据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进行斗争的事迹写成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获1946年度斯大林奖金），描述了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机智的、奋不顾身的斗争。1947年12月3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作品中忽略了党组织对爱国青年的地下活动的领导。法捷耶夫研究了后来发现的材料，在增订版（1951）中增写了党组织对“青年近卫军”的领导，描写了共青团员们与老地下工作者的联系。“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奥列格、邬丽亚、谢辽萨、刘巴和万尼亚及其他成员的英雄形象，显示出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最后一部计划以现代苏联工人阶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只写了几章。
法捷耶夫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鼓舞下写成的，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作品的特色是把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
法捷耶夫曾针对苏联多民族文学问题以及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文学遗产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主要的论文收集在《三十年间》（1957）中，它反映了作者30年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一系列文艺问题的观点的演变。继高尔基之后，法捷耶夫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早期的某些论文含有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
法捷耶夫多年来领导苏联作家组织：1926～1932年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领导人之一；1934年担任苏联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作协成立后任主席团委员，1939～1944年担任作协书记；1946～1954年担任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1954～1956年担任作协书记。
法捷耶夫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从苏共18大起连续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20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三次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50年起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访问。
法捷耶夫的《毁灭》最早由鲁迅译成中文（1931），对中国广大读者起了很大的影响。
奥斯特洛夫斯基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他的不朽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革命人生的赞歌，也是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受尽贫穷生活的苦难。1914年，全家迁居秀彼多夫卡。他11岁就在车站食堂当“小伙计”。1918年，他只有14岁，就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曾为解救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下狱。191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红军，1920年负重伤后复员，转到劳动战线，这时他才16岁。
此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斗争、工作、重伤、疾病、寒冷和饥饿摧毁了他的健康。他藏起残废证，拒绝休养，更积极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像钢铁一样在“烈火中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
1924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就瘫痪了。他决定拿起艺术武器。为了从一个粗通文字的工人成为作家，他有时一天读书20小时，他学习了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名著，自修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他咬紧牙关，开始写书。这时他又遭到新的不幸，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了。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头。1930年11月他开始写作，1933年6月，完成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引起热烈反响，1934年他就收到了31700封信，许多工人、农民、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们，其中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都纷纷访问他。
受着人民深切热爱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生活会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幸福，可怖的悲剧被销毁了，被消灭了，整个生活充满了创作的战胜一切的喜悦。”1935年10月1日，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1934年底，他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该书于他逝世前6天定稿，下葬前夜出版。小说描写国内战争年代乌克兰人民的斗争。
除了两部小说外，作家生前的演说词、论文和书信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生动地表现了这位革命战士高尚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3）的问世是不朽的功绩。在伟大历史变革的烈火和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的经历，苏维埃新人性格的形成和培养过程——这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的第1部描写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童年和他在内战时期的革命活动。保尔这个12岁的工人之子，因怀疑神父的话而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因救朱赫来而被捕入狱，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考验。接着他参加了红军，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成了模范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
小说第2部描写保尔因受重伤复员后，和阶级敌人、坏分子，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自己的缺点、疾病以及各种困难的斗争，表现他的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还通过保尔的爱情生活，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作家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少年保尔和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初恋。
除了保尔·柯察金，作者还描绘了其他许多革命者的形象，如保尔的战友，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薛尔基、娃莲以及丽达·乌斯金，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托卡列夫等。
长篇小说许多地方充满了抒情气氛。作者还常借内心独白来发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有时主人公的感触与作者的议论结合在一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时刻都寻求准确的词句。书中有许多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格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创造了完整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的光辉英雄形象。小说对全世界各国革命青年都有巨大影响。小说及其主人公对于我国读者是十分熟悉的。它鼓舞着我国无数青年战胜困难，走向革命。小说中，保尔在战友墓前的一段内心独白已成了革命人生的箴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格罗斯曼
格罗斯曼，生于1905年，乌克兰犹太人，以二战小说《生活与命运》著称于世。战时他以《红星报》随军记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占领下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波兰境内纳粹集中营的实情。
这些情况他大都记在了自己的笔记中。此外，他还对苏联面对纳粹突然袭击时缺乏防备、将领们的好大喜功，以及苏联公民与纳粹通敌等现象做了含蓄的批评。
格罗斯曼著有畅销史著《斯大林格勒》。此番他在俄罗斯女学者柳波芙·维诺格拉多娃的协助下，将笔记重新编选成书。他说，这些笔记能够保留到现在，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别的记者不会浪费时间记录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奉命而作，都是些政治正确的新闻八股。”比沃对路透社说。格罗斯曼所记录的很多事实，最后都被《红星报》的编辑删掉，未曾公开见报，其中多数因为文中提及战场上死伤惨重，以及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
格罗斯曼也对别尔季切夫大屠杀期间乌克兰人所扮演的帮凶角色感到震惊。纳粹在此地残杀了2～3万名犹太人，格罗斯曼的母亲也在遇害者之列，这使他长期难以释怀。
他还记录了纳粹设在波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营，营中遇害者多达80万人，但他隐去了甘当德国人马前卒的乌克兰警卫的国籍。
格罗斯曼的报道《地狱名叫特雷布林卡》，以对少数逃出集中营的幸存者和部分纳粹军官的采访写成，被公认为他最具影响的篇章，亦曾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引为证据。
格罗斯曼说，格罗斯曼笔记的出版差点夭折，因为英国出版商从中看不到卖点，最后，是从美国反馈回来的消息挽救了这本书。比沃说，美国读者显然更感兴趣，因为那里对大屠杀研究历来兴趣浓厚，而格罗斯曼又是此类研究中的名家。
斯大林去世后，格罗斯曼受到冷落，其作品《生活与命运》在赫鲁晓夫时代不获出版，他被告知，再过200年，也不会给他出版的机会。格罗斯曼死于1964年，死前尚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还能面世。他之所以还怀有最后一线希望，是因为已把另一份手稿交托友人保藏。后来，手稿被拍成了缩微胶卷，终于偷带出境。
柯涅楚克
柯涅楚克，1905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当过铁路工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4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7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25年，柯涅楚克开始在报刊发表小说，1929年毕业于基辅市国民教育学院文学系后致力于戏剧创作。1933年发表革命历史剧《舰队的毁灭》，后又发表《普拉东·克列契特》（1934）、《银行家》（1936）、《真理》（1937）、《鲍格丹·赫梅里尼茨基》（1939）、《在乌克兰草原上》（1941），他曾5次荣获斯大林奖金，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戏剧创作倾向：表现重大的政治主题和新社会中新人的成长。
卫国战争爆发后，柯涅楚克创作《乌克兰草原上的游击队员们》（1941）、《前线》（1942）、《佩金斯先生访问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1944）等剧本。《前线》经过斯大林亲自审阅修改，并在《真理报》上连载。剧本尖锐地批判了军事指挥员的保守与宣传报道中的浮夸，塑造了有主见、有干劲的青年指挥员的形象。剧本中的郭尔洛夫、奥格涅夫、克里库等人物成了生活中的专用语。剧中的讽刺与幽默给柯涅楚克的创作增加了新的色彩。
战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粉饰现实生活的戏剧，如《请到兹翁科沃伊来》（1946）、《马卡尔·杜勃拉瓦》（1948）、《雪球花林》（1950），都有这一缺陷，带有时代的痕迹。
1954年，柯涅楚克发表剧本《翅膀》，涉及苏联农业政策、个人崇拜、肃反等问题，同时对赫鲁晓夫上台后的政治措施予以肯定与赞扬。他的《星星为什么微笑》（1957）、《在第聂伯河上》（1960）、《一页日记》（1964）都有类似的内容。
柯涅楚克晚年只发表一部描写爱情故事的剧本《心的记忆》（1969），一反过去的创作倾向，没有直接涉及国内政治形势。
柯涅楚克的剧作政治性强，注重配合当局的政策，语言风趣，他自称他的特长是“讽刺喜剧”。
特瓦尔多夫斯基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偏僻农村，童年生活贫苦。1939年他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毕业。1940年加入共产党。
长诗《春草国》（1936）的出版使特瓦多夫斯基一举成名，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通过对一个单干户中农尼基塔·莫尔古诺克从矛盾、彷徨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描写，展示了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卫国战争时期，他担任随军记者，创作了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塑造了一个勇敢刚毅、活泼乐观、善于克服困难的英雄战士的形象。它由30首各自独立成篇的诗章组成，并保持了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传统风格，语言流畅，幽默生动。
特瓦多夫斯基战后完成的长诗《路旁的人家》（1946，1947年获斯大林奖金）。描述了战士安德烈·席符采夫一家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4年间的悲惨遭遇。1950年，他着手创作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1961年获列宁奖金），这些诗篇以“旅途日记”的形式，写作者从莫斯科到远东旅行的见闻和感想，通过回忆和新旧对比反映工业建设的沸腾场面和山河巨变。
1962年，他发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主人公焦尔金在战场负伤后“无意中来到了阴间”，目睹各种反常的可怕现象，最后设法脱身回到人间。长诗以“死人的王国”影射30～40年代的苏联社会。诗集《近年抒情诗抄，1959～1967》（1967，1971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收有42首短诗，其中大多富有哲理性。
特瓦尔多夫斯基两度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主编（1950～1954；1958～1970）。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新世界》发表的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有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1～1965）、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和他本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
他主张“写真实”和“写普通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赢得世界声誉，首先在于它“密切关注普通人”，亦即关注“通常所称的‘小人物’”，并在某些文艺问题上同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杂志进行争论。
特瓦尔多夫斯基曾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1952～1956）、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6）、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曾3次获列宁勋章。
柯切托夫
柯切托夫，1912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在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当过造船工人、农艺师，卫国战争期间任战地记者。194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列宁格勒作协书记、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苏联作协理事。1955～1959年任《文学报》主编。1961～1973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57年曾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
柯切托夫于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其早期作品有：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中篇小说《在涅瓦平原上》（1946）和《市郊》（1947）；反映战后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天空下》（1950，1961年改名为《农艺师同志》）。代表作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1952）表现造船工人茹尔宾祖孙3代的生活，歌颂苏联工人阶级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被文学界誉为50年代苏联文学中描写工人阶级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青春常在》（1954）描写苏联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
50年代中期以后，柯切托夫先后发表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58）和《州委书记》（1961），它们反映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变化，作者着重表现苏联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的光荣传统，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对文艺界的现状表示不满。作品发表后引起争论。1964年，他发表回忆录《战时札记》。
60年代后半期柯切托夫发表长篇小说《落角》（1967）和《你到底要什么》（1969）。《落角》描写十月革命后彼得堡红军和工人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同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反对派及自卫军的猖狂反扑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你到底要什么》叙述西方帝国主义间谍披着艺术家的外衣在苏联进行的颠覆活动。评论界指出，这两部小说都着眼现实，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存在概念化的缺点。
斯捷尔马赫
斯捷尔马赫，1912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于文尼察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农村当教师。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
斯捷尔马赫的第1本诗集《早安》（1941）反映了青年人的劳动和生活。卫国战争期间，他陆续发表了诗集《为了灿烂的朝霞》（1942）、《春天到来之前》（1942）、《自由的乌克兰必将生存》（1944）等作品，这些诗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
战后，斯捷尔马赫曾在乌克兰科学院艺术、民间创作和民族学研究所工作，后成为专业作家。长篇小说《大家族》（第1部《在我们的土地上》，1949；第2部《大熟荒地》，1951，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这部作品展示了20～30年代乌克兰农村的巨大变化和乌克兰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接着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人血不是水》（1957）和《面包和盐》（1959），前者描写乌克兰农村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后者则反映1905～1907年革命。这几部小说组成3部曲，于1961年获列宁奖金。
60～70年代，斯捷尔马赫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真理与歪理》（1961）、《丰盛的晚会》（1967）、《怀念你》（1969）、《四个浅滩》（1979）等。
斯捷尔马赫熟悉乌克兰农村生活和民间文学，他的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创作中善于借鉴吸收民间语言的精华，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
恰科夫斯基
恰科夫斯基，1913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医生家庭，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1年加入共产党。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战地记者，1955～1963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62年起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71年荣获“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37年恰科夫斯基开始发表作品。第1部长篇小说3部曲《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1944）、《丽达》（1945）、《和平的日子》（1947），反映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斗争。
他随后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1949，1950年获斯大林奖金）、《生活的年代》（1956）、《我们选择的道路》（1960），中篇小说《远方星辰的光辉》（1962）、《未婚妻》（1966）等。
长篇小说《围困》（共5卷，1968～1975，1978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描写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的斗争生活，但以写重大战役和苏德双方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为主，并涉及当时苏联的重大外交活动。
长篇小说《胜利》（1978～1981）围绕波茨坦会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反映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童年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过活。1941年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毕业，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参军，被编入后勤部队。1942年他入炮兵学校受训，结业后任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因“政治问题”在前线被捕，判刑8年。刑满后流放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经赫鲁晓夫批准发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苏联国内外强烈反响。1963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1966年1月他发表短篇小说《带围腰的扎哈尔》。1967年5月16日向苏联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1968年，索尔仁尼琴谴责苏联劳改营的“残酷”和“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70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翌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全书共3卷，1976年出齐），这是一部特写性长篇小说，情节除主人公坐牢的经历外，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和苏联官方与西方的资料，指责从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都是“非人的残暴统治”。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拘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离苏他后前往西德、瑞士。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后移居美国。
索尔仁尼琴主要著作还有《致苏联领袖们的信》、《和平与暴力》（1974）、《列宁在苏黎世》、《小牛撞橡树》（1975）、《缓和》（1976）等。
田德里亚科夫
田德里亚科夫，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村职员家庭。1941年参加卫国战争，后受伤复员。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现任苏联作协理事。
1947年，田德里亚科夫开始发表作品。50年代，他的作品有《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不称心的女婿》（1954）、《阴雨天》（1954）、《路上的坑洼》（1956）等中短篇小说，着重写战后农村的日常生活，揭露农业管理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中篇小说《死结》（1956，又名《萨沙动身了》），进一步揭露从区委到州委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农业一团糟的局面。他还写有抨击宗教迷信的中篇小说《神灵显圣》（1958）、反映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长篇小说《跟着飞跑的日子》（1959）。
60年代以来，田德里亚科夫转向社会心理分析和精神道德探索，他敏锐地提出了苏联社会尖锐的道德问题和青少年教育问题。
他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审判》（1961）和《蜉蝣命短》（1965），揭露苏联社会中有地位的人依仗权势、徇私舞弊等现象。
70年代，田德里亚科夫发表了反映青少年的思想和道德教育问题的中篇小说《毕业典礼之夜》（1974），揭露宗教迷信对青年毒害的中篇小说《月蚀》（1977），描写少年犯罪问题的中篇小说《惩罚》（1978）等。
1980年，田德里亚科夫发表了中篇小说《六十支蜡烛》，该作品通过一个教师的回忆和内心反省，提出了苏联社会的道德教育问题。
舒克申
舒克申，192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当钳工，后服兵役。1955年加入共产党。1960年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
1959年，舒克申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大多数作品反映农村生活，主人公主要是农民、工人、农村妇女等，人物性格刻画得比较细腻。比较著名的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居民》（1963）、《我的兄弟》（1975），中篇小说《在那遥远的地方》（1968）、《观点》（1974）、《晨鸡三唱之前》（1975），长篇小说《柳巴文一家》（1965，1972年改编成电影），电影剧本《有那么一个青年》（1964年拍成电影，获第16届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以及根据若干部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你们的儿子和兄弟》（1966），描写斯捷潘·拉辛的电影小说《我给你们带来自由》（1971）等。
舒克申的代表作电影小说《红苗》创作于1973，由他自导自演拍成电影，获1974年第7届全苏电影节奖，描写一个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渴望回乡建立新生活，却被过去的同伙杀害。作者企图以宣传人们对土地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来抗衡社会罪恶。
舒克申曾任苏联影协理事。1971年因扮演影片《湖畔》中的角色获苏联国家奖金。1976年被追授列宁奖金。
罗伯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罗伯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年出生于阿尔泰边区科西哈村的一个军人家庭。战争年代，父母上了前线，他留在祖母身边。祖母去世后，他只好在保育院里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童年生活。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从小酷爱文学，很早就练习写诗，18岁第1次发表作品，22岁就出版了第1本诗集《春天的旗帜》。1956年，他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从60年代初开始，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现为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处书记，是苏联诗歌界颇受重视的著名诗人。
他一直以旺盛的精力从事诗歌创作，极其多产，至今已出版50多部诗集和长诗。其中主要的有：《考验》（1956）、《漂流的大街》（1959）、《荒无人烟的群岛》（1962）、《薇拉的儿子》（1966）、《归来》（1972）、《城市的声音》（1977）、《这是时代》（1983）等等。1978年他出版的长诗《二百一十步》，同伊萨耶夫的长诗《记忆的远方》等作品一起，被称道为当代苏联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这部广泛描绘苏联历史和现实图画的长诗与他的诗集《城市的声音》一起，获得了1970年度的苏联国家奖金。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是苏联五、六十年代青年诗歌的代表人物，他擅长写政论抒情诗，代表了苏联当代诗歌的形象新颖、富有哲理性的倾向。在诗歌形式方面，苏联诗歌界认为他继承了马雅可夫斯基楼梯的传统。
他的长诗《二百一十步》是苏联当代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被人称为是“艺术上的重大事件”。所谓二百一十步，是指守卫红场列宁墓的哨兵换岗时，从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卡亚塔楼正步走向陵墓的哨位的距离，是二百一十步。哨兵穿越红场的一声声脚步，引发了抒情主人公浮想联翩。作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通过对“二百一十步”的描写，充分赞美了俄罗斯人民斗争和发展的历史，深入探索了生存与死亡、战争与和平、现实与历史等一系列人们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二百一十步》共分14章，每章都有标题，按其顺序是：《关于学校评分的抒情插曲》、《脚步》、《名字》、《关于翅膀的历史插曲》、《脚步》、《劳动》、《关于道路的非抒情性插曲》、《脚步》、《战争》、《关于莫斯科早晨的插曲》、《世界》、《脚步》、《弹头》、《脚步》。以上的作品概要部分的每个段落即是每个章节的梗概。从内容上看，这14章仿佛各自独立成章，没有情节和时间上的联系，但实际上，整部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特别是“脚步”这一形象使得整部作品联结在内在的节奏和情绪上。同时，“脚步”又是长诗情节得以开展的“轴心”，正是那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脚步，使得萦绕在主人公脑际间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而这些思绪，又被这换岗的脚步和报时的钟声所打断、所吸引、所铺张，并被推向新的境界、新的层次。正是这一声声的脚步，引发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羽翼，遨游在思维的空间，跨越了时空和生死的界限，对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评述，广泛地描绘了苏联的历史和现实的画面。
长诗首先在第1章用学校评分的“及格”和“不及格”（即“来得及”和“来不及”）作比喻，提出了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这一重大问题。接下去的章节，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探索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诗人来到了红场，寻找答案。他缅怀为国捐躯的英雄、叱咤风云的人物，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存的价值和豪迈的气概（《名字》），又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歌颂了遥远的民间英雄（《关于翅膀的历史插曲》），并高度赞美苏联人民的辛勤忘我的精神（《劳动》），接着又歌颂富有朝气的年轻一代时刻为人类的未来贡献一切的美好品质（《战争》）。
诗人用这些遥远的历史和不久前的现实来说明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如果说长诗前半部分主要是回顾历史，赞美英雄，有着战斗的社会激情，那么后半部分思绪则更为深沉，诗句更为凝重了，视界也从国内转到了国际，从个人扩展到了人类，激发着读者沉入深深的思索和忧虑之中。对于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探索（《世界》），从人的本身到自然世界，都还存在着战争因素，而怎样消除这些因素，抹除这些隐患，则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抒发了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忧患意识之后，抒情主人公又转向了对生存与死亡这一永恒主题的探索（《弹头》），当然，如同对待战争与和平，诗人在此未能解答生与死的奥秘，但其中抒发出的情绪却是令人深思且富有积极意义的，死亡是难以避免的，但生活的意义却是值得赞美的。
长诗的结尾部分又回到了“二百一十步”。在结构上，造成了呼应和回旋，这脚步声仿佛音乐的主旋律不停地回荡，永不消逝，尽管人将会“化为虚无”、“变成一阵轻雾”，但这二百一十步将永远存在，因为在这里，二百一十步已经化为一个象征，它代表永生不死的真理、代表虽死犹生的列宁、代表延续不绝的人类、代表“世纪心脏的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