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英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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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巅峰时刻:英国最high的毕业典礼

典礼现场古色古香,时间仿佛倒流,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高高的穹顶,压低了人世的喧嚣,穹顶向下悬着的十二盏圆柱形吊灯,照亮了每一张或兴奋或紧张或肃穆的面容。

在礼堂里回响的掌声中,我面对台下那几百双眼睛,长舒了一口气,仿佛站在世界之巅(想起了卡朋特的那首On the Top of the World),几秒钟定格了几年的努力和向往。

论文通过了,毕业了!那激动的瞬间定格在了2004年12月2日,我参加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典礼。

西服革履,系好领带,外面罩上预订好的黑色硕士袍(gown),附着橘黄色(硕士专用的颜色)边沿儿的绶带,有些像神职人员,穿梭在哥特式的石制廊柱间,仿佛回到了遥远的中世纪。

走到中心草坪时,身边同样装束的同学们个个光彩照人,其中少不了团队的伙伴:Ada、Benny、Brook、Mark都在!回忆起大家共同学习、相互鼓励的岁月,感受这股在国内从未体会到的中国人的团队力量,吟诵着罗伯特·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老朋友怎能相忘,

还有往日的时光?

我们拥抱在一起,又拍了合影,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份记忆和友情比学位证书更重要。

作为英国的古老大学之一,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典礼散发着古典的气息。首先是典礼举办地点不同凡响。像毕业仪式这样的重大活动一般都在学校的中心大礼堂——布特礼堂(Bute Hall)举行。1882年,乐善好施的布特侯爵(Marquis of Bute)出资修建了这座标志性建筑,并以他的爵位封号命名。

礼堂长30米,宽21米,高23米,圆拱穹顶,有点像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式样。两条长边各有6根蓝灰色科林斯式通天柱,每两个柱顶之间擎起一个长圆尖顶拱门,与相同式样的落地大窗相呼应。礼堂中间摆放毕业生的座席,四周拱门与拱窗之间设置上下两层座椅,供参加仪式的学生家长、亲友使用。

教堂正前方,在半高的基座上,像法官席位似地排列着错落有致的三个高背座椅(像是中国的太师椅),中间一个最高;两侧像陪审团座席似地排列十几个椅子,并有长桌、围栏隔开。从中间的高背座席一直到教堂另一端的入口,铺着红色地毯,将毕业生的座席从中间隔开,留出宽宽的过道,显然是为贵宾和仪仗准备的。

典礼现场古色古香,时间仿佛倒流,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高高的穹顶,压低了人世的喧嚣,穹顶向下悬着的十二盏圆柱形吊灯,照亮了每一张或兴奋或紧张或肃穆的面容。

宽敞的大厅,包容着五湖四海的人流。剧院式排列的座椅挤满了莘莘学子,这些人虽然衣着相近,但年龄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从老人到青年,济济一堂,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样,其中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学员。这是一条隐形的学习轨迹——活到老学到老,此言不虚。与此同时,亲朋故友在围廊后,忙不迭地拍照、录像。

礼堂内的管风琴响起来了,人们纷纷起立,手里捧着一张歌单,高唱圣歌。圣歌我一点都不会,只是跟着哼哼,却不敢怠慢,管风琴的震响回荡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敲到了内心深处。

此时,同样身着大袍的一队仪仗走上了红地毯。领头的手执一柄权杖(The University Mace),像是十八般兵器中的长柄铁锤。这柄镀银权杖的顶部嵌入了蓝色珐琅,从15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中间还曾有一段时间因为苏格兰新教改革运动而失落到了法国,但历经500多年,依然银光闪闪。不过大学的权杖并不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意味着历史沿革、代代相传,正像格拉斯哥大学校史中的描述:

The buildings and the manner and content of teaching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bu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continuous strand since 1451 through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Reformation,the expanded scholarship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University Reform in the 19th century.In a sense the greates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since 1945 and even these have not entirely destroyed the old traditions.The University Mace is a symbol of this continuity.[1]

格拉斯哥大学的建筑、风貌、授课内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但格大的风骨没有变,跨越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17和18世纪的学术大发展,以及19世纪的大学改革,它还是那样生机盎然、历久弥新。即使是面对1945年以来的巨变,格大的优秀传统仍未被摧垮。格拉斯哥大学的权杖正是这种传承的象征。

开道者身后的一位,穿戴有所不同——身着黑色白边法兰绒长袍,一垂拖地,如果再戴上金冠,一定是教皇了。他是副校长,看来是今天的重头角色。再往后面,是一些著名教授和系主任,几十号人静静地走到礼堂的最前方,各自坐好,“教皇”端坐中央,开道者等着所有人就位后,双手将权杖横放在桌子上。

歌声停了下来,毕业生就座。主持仪式的副校长简短致辞后,颁发学位的仪式开始了。

我的心好像还在和着管风琴的余音而共振,手心有些出汗了。念到名字的同学上台,在一片掌声中,走到“教皇”的座位前。此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教皇”手持一顶黑色帽子在毕业生的头上点了一下,握手并说了一声“Congratulations!”(祝贺你)。如梦初醒,我说怎么没有学位帽呢?原来整个大厅里只有这一顶,在“教皇”手里。

那轻轻地一点,真好像是活佛向信徒摸顶一样,是神灵的醍醐灌顶,能否点石成金呢?与此同时,旁边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工作人员将毕业生的绶带整一整,还有一位会递过来一个红色圆筒(硕士是红色的),里面卷着历史上曾经是羊皮书的学位证书。此时,家长、亲友席会应和着发出叫好声。

当年我大学毕业时的典礼非常简陋,全年级一百二十人,只有三套袍子和学士帽,大家借着穿,照相后便匆匆脱下来,递给下一个,鬼鬼祟祟的,总觉得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借了身行头,拍了照,便算是上过克莱登大学了。

在那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估计国内大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都差不多,最多只是在学校礼堂“隆重集会”,领导念两个小时的发言稿,毕业生打打瞌睡,然后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的陪伴下,顺序上台领个证儿,就结束了。

如今才真是过瘾!目送着前面的同学上台,又是羡慕,又有些急不可耐。摩拳擦掌之际,转头看见旁边几个苏格兰女生嘴里默念着什么,好像在祈祷。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礼堂的最前方,虽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但眼里闪动的光芒仿佛跳动的火焰。

看见了捧着学位证书从另一侧通道走下高台的Kenneth,这位年逾六旬、花白头发的日本同学目光炯炯,坚定地迈着步子,紧闭的嘴唇却不停地抽搐,牵动了脸上深深的皱纹。我激动地为这位MBA班里最年长的校友使劲鼓掌,Bravo!(好!)台下其他人也被这一幕所感召,掌声愈加热烈,仿佛点燃了导火索,引爆全场。

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那声音仿佛是从天穹上倾泻下来的,激起心海的波浪,也回响在身边——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校友之间。全场的掌声夹杂着Ada、Benny、Brook、Mark的欢呼声,把我推向了“加冕”的舞台。我的座席与授学位的高背椅之间不过短短的十几步,这不到十秒的路程却让我经历了漫长的跋涉——我的选择,我的挣扎,庆幸没有习惯性地半途而废。

走到台上,站在校长面前,“教皇”先是送来慈祥的微笑,然后拿起那顶万众瞩目的学位帽,我随即低下头,接受那轻轻地“一点”——对教育,我一直心存敬畏,那是普通人可以维护尊严的唯一阶梯。我闭上双眼,感受那温柔触碰头顶的瞬间,感受着教育的抚慰,感受着校长的鼓励——Well done!(你很优秀!)

旁边的老师递给我包裹在红色圆筒中的学位证书。我付出了当时的全部积蓄、心力,外加20斤体重,换来了这个红色“圆筒”,换来了主宰自己的权力,也换来了重新塑造生活的勇气。

在礼堂里回响的掌声中,我面对台下那几百双眼睛,长舒了一口气,仿佛站在世界之巅(想起了卡朋特的那首On the Top of the World),几秒钟定格了几年的努力和向往。

注释

[1]Brown,A.L.and Michael Moss (1996):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1451—1996,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