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全国各界学者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的《中国经济哲学评论》在陆续推出《货币哲学专辑》《资本哲学专辑》《财富哲学专辑》之后，今天又隆重推出新的专辑——《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辑》。这一进程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哲学研究领域的思想进程的一个缩影。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关于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探索之后，自21世纪初以来，其研究对象从最基本的经济哲学范畴开始，正走向它们的辩证的综合——这就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本专辑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为研究对象，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不渝的风格及特点。
一
经济学（economics）的词源学本意是关于“家庭”（eco-）的“规则”（nom）的学问。然而在经济学说史上，它却是以“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成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据说是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其后无论是重商主义者还是重农主义者，都称其所研究的学科为“政治经济学”，因为其理论旨趣不仅在于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的规律，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规律，从而提出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事实表明，“经济”与“政治”之间具有割不断的联系。而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将“经济学”理解为“个人的财富行为的科学”，使“经济学”与“政治”脱钩。此后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完全取代“政治经济学”。1962年，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建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政府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虽然这一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从其研究对象来说，其更倾向于一门政治行为学。
西方经济学中“政治”一词在“经济学”名称上的隐匿，并不表明现实生活中从此“经济”与“政治”相脱离。至少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一切经济学理论，不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有自己的鲜明的政治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表面上主张经济要“去政治化”，不把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正是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推行者。例如，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也与政治不可分离，其明明白白地干涉各国内政，提出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等等一系列政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按照霸权国家意志施政的附庸国。与表面上脱离政治、实际上却力图影响各国政治的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都旗帜鲜明地称自己为“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必然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必然会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能够置身于政治之外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没有不依赖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政治制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表面上看其关心的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但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与分配无不处于政治制度的管制之下，同时也深刻地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在当代，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个人经济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共同体，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日益血肉相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经济学”本质上都是政治经济学。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国的经济与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更是不可分离。如围绕着国际汇率与股市的波动，不仅有各种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更有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系统，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经济系统置于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来考察，才是“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对于社会经济系统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各种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是发现与揭示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层规律的基本路径。德国哲学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哲学。伟大的康德以其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贡献。比康德更加伟大的划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毕其一生写出的巨著《资本论》，其标题原本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直至出版前夕，才确定书名的正标题为“Das Kapital”（资本，中文译为“资本论”），而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降为副标题，其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2]所谓“批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也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3]《资本论》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批判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规律，从而发现了支配当代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马克思发现真理的路径，而“资本”及其辩证发展规律则是其发现的结果。
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新的发展阶段。那种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与商品输出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而霸权国家用其制定的“普世价值”及其政治经济规则来统治世界的全球化时代正在推行过程中。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实体经济之上，产生了由过剩资本的集中与积累而形成的虚拟经济支配着全球剩余价值的分割，进而用他们所瓜分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剩余价值支配全球物质财富与资源，由此形成了当代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正如当代美国学者克莱顿所说：“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设计出了能给他们自身带来最大收益的世界经济体系。”[4]中国以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入这样的经济体系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与机遇。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批判当代经济体系，批判各种错误的经济意识、学说及其体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
这本《中国经济哲学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辑》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是马克思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发现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深层秘密，由此发现近现代社会的宏大的历史规律。在西方经济学铺天盖地而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的今天，这种对《资本论》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的《通向〈资本论〉的思想驿站——读〈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三个重大转折”。著名哲学家张一兵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的政治哲学颠覆》指出了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与贡献，特别是他指出了私有制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是劳动本身的分裂，而作为过去的劳动本身的资本又分裂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利润再分裂为利润与利息。“这一切微妙的分裂现象，都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最初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5]其他许多学者也对《资本论》的思想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探寻。从这些研究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能够透视当代经济系统的伟大科学理论，应当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
第二部分是“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代各类经济学理论进行理论分析与哲学的批判。我们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是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及其哲学基础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并且对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如齐泽克、鲍德里亚、阿尔都塞、皮凯蒂的理论与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既指出其在哲学与经济学上的局限性，又承认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以此作为养料，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三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重大现实问题”。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正是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既充分发挥各种资本的巨大动力作用，又要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危机，由此使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对此，张宇教授的《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若干思考》一文，对如何在中国当代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出了系统化的见解。其他学者则就当代实践中利润率下降与两极分化问题，关于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伦理转型问题，分配正义问题、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经济生活中的性别问题、经济危机的周期问题，等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见解。
三
在此专辑杀青之际，恰逢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在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给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定了根本性的战略方针，为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绘制了宏伟的“十三五”规划蓝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历史征程中的伟大作用。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指示，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正是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既充分发挥各种资本的巨大动力作用，又要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危机，由此使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因此，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不仅是理论的批判，而且是实践的批判，是13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伟大实践活动进行的现实的、物质的批判。本专辑既是这种物质批判的理论反映，也是其伟大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她能够成为这一伟大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思想的浪花、我们时代的伟大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为中国梦的实现尽其一分微力。
是为序。
张雄 鲁品越
上海五角场同新楼
2015年11月8日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9页。
[2] 见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2页。
[4]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人民出版社，2015，第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