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

宫敬才

一 问题的提出

从25岁开始，马克思几乎终生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前者对后者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人们既不提出也不研究这些问题。这样的事实造成了严重后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个学科的教科书，在讲到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问题时就哲学论哲学，似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之间没有关系。或者，确实意识到了关系的客观存在，但并不进一步地探讨和说明。似乎不作探讨和说明，仍然能真正地搞清楚和说明白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问题。

上述做法及其结果与马克思的心迹剖白不一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关于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1]往下，便是人们耳熟能详且表述最为经典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稍显冗长的引证再现了马克思世界观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有直接、必然和本质的联系。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促使我们反思，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确实没有真实再现马克思世界观的演化过程。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把问题搞清楚、说明白，是本文尝试完成的任务。

二 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微观层面看问题，宏观层面的结论会转化为如下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影响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如何在马克思的文献中表现出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宏观性结论精细化、实证化的过程。过程的开始是横截面的分析，通过分析，影响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核心性因素会显现出来。

1.马克思退出《莱茵报》时面临的疑难性问题

第一，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需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他明显地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知识储备不足，力有不逮是客观事实。第二，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不断接到有关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稿件，作为主编发表意见是责任，研究不够的原因使他不能“妄加评判”。第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神化国家，为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作辩护。被黑格尔神化的国家的现实版是普鲁士王国，它的集权专制、对百姓疾苦的漠不关心和对《莱茵报》的百般刁难，让马克思愤怒到了极点。现实映照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是荒谬的，但荒谬的实质、原因和表现何在？这同样是马克思难下定论的困惑。三个疑难性问题困扰着马克思，逼迫他想办法走出困境。此为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和形成的直接诱因。

2.马克思此时的知识图谱

马克思在世界观转变和形成的起点之处具备三个学科的知识：法学、哲学和历史学。从他主编《莱茵报》时期写作的文献和退出《莱茵报》后马上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他还具备另外三个学科的知识：新闻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以这样的知识图谱为基础，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里，马克思又写了两篇文献：《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三种文献映照出来的知识图谱表明，它们有助于但不足以使马克思解决面临的疑难问题，更遑论走出困境。

3.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第一，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难事”是职责所系，这样的“难事”必须要面对。如何面对？唯一的办法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把物质利益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第二，从1843年的11月份即刚到巴黎不久，马克思便与法国和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并经常出席他们的集会。工人这一职业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要理解这一职业及基于这一职业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就必须了解产生它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而要了解这样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不二选择。第三，1844年1月份恩格斯把用于在《德法年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的全新事实、全新思路和全新观点启发了马克思刚刚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处的启发主要表现在“如何研究”上。[2]马克思承认这种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这篇文章“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这篇文章为“天才大纲”，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是四次引证这篇“天才大纲”。[3]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始阶段，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受惠者。第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这部著作专门讲到政治经济学，提到当时最著名的三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黑格尔较为准确地表述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并对政治经济学作了足以吸引马克思的介绍和概括。马克思透过黑格尔的眼光知道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大体情况。四个方面的原因在马克思的世界观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各不相同的影响作用。第一、二两个方面的原因回答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问题；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回答了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则是启发马克思，要“解剖市民社会”，就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4.马克思世界观形成期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情况

马克思世界观形成时期大规模和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持续了近两年时间（1843年10月至1845年8月），留存后世的文献是《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三个笔记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文献数量巨大，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工艺学及其历史、工人阶级史、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商业管理等。这时马克思的知识图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述极其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成为这一图谱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忽略，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5.马克思知识图谱发生变化以后写作的文献

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时间是1847年上半年，此为他自己的看法。[4]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这一研究在马克思的精神世界中开始发挥作用到世界观形成期间，共写作了六种文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把这些文献与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前写作的三种文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加以对比就可发现，其间的变化实在惊人，从概念到观点，从视野到研究对象，从价值立场到哲学分析框架，全部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根据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分析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会得到如下结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思想中的疑难问题。这样的问题具有学科性质，如发现政治经济学知识的储备不足；也具有哲学世界观性质，如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解决疑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哲学世界观不断发生变化并形成新世界观的过程。相对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而言，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就不会形成。

三 地产析分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难事”之一是不得不在地产析分问题上发表意见。政治经济学知识储备不足的原因所致，未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刚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写作的《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都没有涉及地产析分问题。但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半年之后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情况大变，马克思开始较为系统地论述地产析分问题。

第一，谈论问题的学科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述三种文献中，马克思谈论问题的语境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问题的语境则是政治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时涉及三种因素：资本、劳动和土地。三种生产因素的持有者分别是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与三种因素直接相关的分配形式有三种：利润、工资和地租。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是社会历史转型的结果，转型的外在表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其中的关键是封建地产的析分、自由买卖和流转。马克思在这种语境中涉及并展开论述这一问题，我们所见到者是他对地产分析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

第二，指出两种土地所有制造成的阶级关系特点。马克思说，“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是领土的君王。同样，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下，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实物财富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外观。地块随它的领主而个性化，有它的爵位，随它的领主而有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则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同时又有其温情的一面。”[5]析分后的地产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转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交易价值的水平。”[6]比较的结果明显可见。地产析分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地主具有经济和政治两种特权，经济效率是第二位或说是不重要的目标，在“君王”般的地主眼中，保持特权且使这种特权个性化才是重中之重。这种情况下的农奴受地主剥削，但被温情掩盖起来的政治压迫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地产析分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地产只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与地主的关系不具有非经济性质，地产的自由买卖、分割和流转使地主的身份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经济职能的发挥是地主的唯一责任。此种情况下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地主是农业生产剩余价值的榨取者，效率是追逐的唯一目标，而昔日封建土地所有制中的农奴，已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成为自由人，以至于自由到除劳动力外别无他物的地步。

第三，提出针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线性历史观。马克思说，“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具有更加丑恶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即平等。同样，联合也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采用以农奴制度、领主统治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7]马克思的论述中有相对完整的逻辑思路。①起点是封建地产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割，这种分割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转型的结果。②资本主义化的地产分割作为结果成为另一种历史运动的起点，这种历史运动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使地产不断地买卖流转，结果是地产高度垄断局面的形成。③这种局面中存在必然的发展趋势，倾向平等的土地共同占有制是对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扬弃。④土地共同占有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使土地“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⑤这样的社会历史演化过程貌似向原始状态的回归，实际情况是人们已进入新质的社会历史时期。

马克思在地产析分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已如上述。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什么？关注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发育程度，顾及马克思此时谈论问题的学科语境，如下结论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后来出现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论，[8]第一次出现于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由于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残酷地剥削农业工人，使他们“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9]这样的结论显得稚嫩，充作根据的例证只是农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来的思想逻辑具有重要价值，它预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在逻辑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向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目标演进，在这个体系中，革命必然论建立在铁证如山的客观事实和强劲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正如我们在《资本论》中所见到的那样。

其次，后来出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部分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人学三段论，[10]第一次出现在马克思论述土地所有制历史演化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前写作的文献，例如《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有类似人学三段论的内容。[11]但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缺失所致，空洞和抽象的缺陷不可避免。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的情况大变。人学三段论的内容用哲学语言表述，但依据的客观历史基础是人的经济生活及其演化历史。

最后，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看待地产及其析分问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线性、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这种特点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二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紧密交织。马克思持续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始终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紧密交织，二者从来没有分离过。这一特点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始之处便充分表现出来，马克思对地产析分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便是例证。就此而言，陈岱孙老人的话最能说明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他的哲学的原理上面，而他的哲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成。他对于每一个经济问题是既当作政治经济学中某一特殊问题，又当作整个哲学问题来解决的。”[12]

以上的引述和分析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生命攸关的影响。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主编《莱茵报》时期遇到的对现实经济问题无法表明看法的“难事”就得不到解决，进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思想，如革命必然论、人学三段论和线性历史观，就不可能被发现或者被提出来。

四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现”黑格尔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的“难事”之二是黑格尔法哲学与普鲁士国家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马克思在工作中面对的是代表普鲁士官方意志的书报检查官，这种官员的“尚方宝剑”是保守反动的书报检查令。让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备受刁难和折磨因而极度愤怒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变成了另一种形象。“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是自由的现实化”，“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控于君主，他是国家的代表者，而“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13]上述观点明证可鉴，黑格尔是落后反动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其观点美化现实，视人民仅仅为“无定形的东西”。对被黑格尔美化和神化的国家有切身感受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退出《莱茵报》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目标直指《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章，成果是未完稿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内容。①黑格尔的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②黑格尔的政治制度思想“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③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前提。④黑格尔用普鲁士国家的现实“冒充国家的本质”。⑤“黑格尔彻头彻尾地感染上了普鲁士官员们那种讨厌的妄自尊大”。⑥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是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开始“并且强调这种对立。”[14]由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否认黑格尔的法哲学具有除作为逻辑学补充之外的其他价值。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和妄自尊大确为客观事实，但其中针对市场经济问题的大量真知灼见呢？以黑格尔特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呢？基于对市民社会问题理解而来的有关现代社会的洞识呢？马克思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由于愤怒的情绪和政治经济学知识的缺失，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能力发现这些内容。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的第三手稿中有一节篇幅最长，批判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是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这样的批判具有两种意义。首先，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继续，又是根本性的超越，超越的直接表现是学科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法哲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其次，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和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批判黑格尔哲学，使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了根本性变化。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使马克思发现了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则使马克思发现了一个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比是全新的黑格尔。

第一，发现了《精神现象学》。表面看，发现《精神现象学》的说法似有不通，因为它在那里客观地存在着，马克思发现与否并不影响其客观存在。但是，视野放大后情况会发生变化。在黑格尔的诸多文献中，如《逻辑学》《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等，哪一部最有价值且最重要？《精神现象学》与其他文献是什么关系？人们往往把目光聚焦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认为这才是辩证法思想的荟萃之地。马克思的看法与此相反：《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5]“诞生地和秘密”何谓？马克思对问题的回答是，“《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16]如上看法有无道理和根据？此处的道理旨在表明，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灵魂性内容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他此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和说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问题，借由这一问题的解决，为自己的思想体系铸就劳动人道主义的灵魂性内容。[17]问题的解决与《精神现象学》有关，或者说，马克思受到了《精神现象学》的启发。

第二，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以前先清理场地，扫除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营造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虚假氛围。马克思指出，“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18]区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形式和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拘泥于形式者，看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等形式性内容，忘记了追问一句：黑格尔辩证法中具体的社会历史性内容是什么？相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和形成而言，后者才是要害和本质，正是后者帮助马克思改变了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对黑格尔的看法，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错误的同时，发掘和剥离出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劳动辩证法。这样的结论既非笔者的胡乱猜度，也非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马克思自己的论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19]

第三，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20]黑格尔哲学以艰涩思辨著称于世，说这样的哲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内在关联，似乎与人们惯常的理解相冲突。马克思突破人们的习惯性理解继续前进，结果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独具特色的东西，即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内容。把这样的事实加以概括便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的发现有事实根据吗？事实胜于雄辩。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21]黑格尔的上述论述所阐释的内容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样的论述并非黑格尔偶尔为之，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章中，与此类似的论述不仅更多，而且成体系。相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和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这样的发现非同小可，它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特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融为一体——形成的促进性因素之一。

第四，发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分析框架。黑格尔哲学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什么？后人的主张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马克思的看法与此有别，认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才是黑格尔的哲学分析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改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理论，改造的结果表述如下：“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就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22]稍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分析框架提炼概括为哲学命题：“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3]马克思的概括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实际吗？任何人读罢《精神现象学》中的“主人与奴隶”一节，都会对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相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而言，黑格尔哲学分析框架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这一哲学分析框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便不能出现于我们面前；没有这一哲学分析框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作为灵魂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同样不能出现于我们面前；没有这一哲学分析框架，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就不能被建立起来，起码不会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样态。

五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清算费尔巴哈

在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是不能无视其客观存在的因素。从第一次提到费尔巴哈一直到1844年底，处于世界观急剧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始终对费尔巴哈赞扬有加，作为例证的文献有两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他在前者中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批判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克服了旧哲学。”[24]他在后者中说：“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25]赞扬有加的事实向我们表明，马克思认可费尔巴哈的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确实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但是，有一个事实需要深究并给予说明。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即从1844年年底到1845年春天，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用以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哲学，随后是标志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马克思由高度赞扬到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细检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历程就可发现，根本性原因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1845年2月开始，马克思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惯常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学说史所指称的范围，因为经济史、经济问题、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史和商业管理等都被马克思纳入研究视野，甚至被当时的经济学家忽视但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端重要的工艺学及其历史也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用以证明上述情况者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

这其中的思想演化逻辑需要具体揭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初试身手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借助黑格尔哲学尤其是《精神现象学》中哲学思想的理论张力，初步形成了劳动世界观。随后，马克思在劳动世界观基础上继续前进，表现有二。一是第二次大规模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二是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加工、概括和提炼经济生活及其历史中的哲学性内容，我们所见到者是初步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形成使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问题上“如梦初醒”或说大彻大悟，终于发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6]。大彻大悟的具体表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双向思想运动。一个方向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性理解，有些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直接得之于对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另一个方向是用已获得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在批判过程中，不断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哲学思想。两个方向的相互促进和交织，使独具特色的世界观呈现于我们面前。这个世界观的具体内容极其丰富，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点：劳动哲学本体论、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人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此处不是展开和论证上述具体内容的适当场合，证明两个方向的思想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是我们首要的任务。由此更能够显示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他的世界观形成是否产生了影响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例证一，在叙述经济史的语境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为核心，依次讲到了三种经济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然后便做出“由此可见”的结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这样的物质生产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的活动方式”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进行。[27]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范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范畴，它们最初产生于对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中。这样的事实在微观层面向我们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的形成之间具有内在关联。

例证二，在分析经济史的语境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占用不小的篇幅叙述和分析工场手工业，[28]内容包括地点（意大利、佛兰德、英国和法国）、时间（从15世纪到17世纪）和以经济影响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性影响，影响的直接结果是大工业的产生，并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9]虽然这里的生产关系概念的含义还用“交往形式”概念表达，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毕竟被正式提出来了，让内容表述相对固定只是时间问题。这一例证更能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确实决定性地影响了其世界观的形成。

例证三，用经济史中的客观事实批判费尔巴哈。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并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30]我们能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感悟出如下内容。第一，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层面批判费尔巴哈，批判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人化的自然”思想，[31]这一思想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成果。第二，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使用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我们能够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指称的具体内容和不满于费尔巴哈的地方到底指称什么。第三，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事实根据是经济生活及其历史，包括劳动、工业、商业、交往、发明和创造。如果不研究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事实就不会被马克思所掌握，更遑论运用了。第四，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同时是自己的世界观论证和确立的过程，最终成果是劳动世界观。[32]

六 讨论性结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之间的关系已如上述。面对被确证的基本事实得出如下结论，不能被认为是唐突之举。

第一，像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中也有政治经济学“基因”。无视这种“基因”的客观存在及其作用，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进而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及其演化历史。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世界观形成的影响，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演化历史的前提。缺乏对这种前提的理解和书写，会产生与马克思原生态哲学渐行渐远的结果。

第二，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多种多样，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点：无批判地沿袭苏联传统、狭窄封闭的学科意识和政治经济学知识背景的缺失。但是，上述原因或其他原因都不是无视马克思哲学中政治经济学“基因”客观存在的正当理由。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尽最大努力地弥补政治经济学知识背景缺失的不足之处，为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演化历史准备前提条件。

第三，上述两个结论决定了第三个结论的必然出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种教科书应当重写，以便使马克思哲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基因”受到重视并被凸显出来。顺势而来的结果大可期待，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出现于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宫敬才：《诹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河北学刊》2012年第5、6期。

宫敬才：《论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宫敬才：《马克思劳动人道主义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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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8～591页。

[2] 见宫敬才《论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2页；第2卷，第592页；第5卷，第92、177、191、731页。

[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0、1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2页。

[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6页；第5卷，第873～874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4页。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186页；第8卷，第52页。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17、46页。

[12]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32页。

[1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53、258～259、285、298页。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19～20、10、80、155、69～7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页。

[17] 见宫敬才《马克思劳动人道主义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5页。

[2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3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2、199～20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4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0页。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1～524页。

[28] 需要关注和受到启发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充分展开这一分析，我们所见到者是其中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篇幅占了全书的1/4左右。

[2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0～26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8、529页。

[3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1页。

[32] 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张，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物质世界观，此为误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证，请见宫敬才《诹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河北学刊》2012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