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创新点和难点
（一）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内研究领域新。国外虽然早有学者对参加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是国内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参加制度在国际法院并不如国际法实体问题和程序上的管辖权等问题受关注度高，它仅仅是一个法院司法裁判程序中的附带程序，但是这一附带程序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本书的系统研究将为该领域的中文文献提供更多的材料和思考，为中国未来在处理与国际法院的关系问题上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第二，案例研究新。由于国际法院案件本身性质所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对参加制度的研究大多较为陈旧。国际法院在2011年作出的三个司法裁判（拒绝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的参加请求，许可希腊的参加请求）对参加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院在这三个案例中着重讨论了判断第三国法律利益的标准问题，并且对“法律”进行了初步的定义。这三个案件对法院今后法理走向具有暗示，但是目前对此进行分析的学术成果并不多。本书则将最近的案例纳入研究范围，以求对参加的程序和法官的立场态度作出更明确的认识。
第三，观点新。在国内，即使讨论参加制度也很少会考虑到该制度与中国是否存在联系。本书探讨了该制度对中国的启示，结合中国目前在国际司法领域尤其是在国际法院中各种活动的参与情况，认为中国以非当事国身份在特定情况下请求参加到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去并非不可能。在不涉及重大政治利益的案件中选取合适的参加时机，这也可以成为中国利用参加制度的一个潜在路径。同时，这不违背中国目前对国际法院管辖权的立场，反而同时还有助于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法治的大国形象。
第四，思考角度新。很多学者对“参加”的分析限于对该程序本身的分析，但是参加作为附带程序，它与案件的实体审判程序也是密不可分的。很多研究文献集中于参加制度本身，例如第三国是否符合了第62条的要求等。再深入一些的研究则会讨论第三国被许可参加后的程序及该国所享有的权利。但是鲜有研究对实体判决作出后再讨论之前的参加请求是否发挥了作用或产生了影响，以及这些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如何。参加国的参加目的就是为使其利益不受法院最终实体判决的影响，所以对参加制度的研究要联系案件的实体判决，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评估第三国参加的实际效果。本书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体判决进行探讨。希腊成功参加是积极的一面，希腊的参加将有助于该国国内司法制度的澄清，同时也为法院审查国家管辖豁免的各国实践提供参考。意大利参加是消极的一面，因为法院并未许可其参加请求。但是法院在实体审判中却特别注意到意大利曾被否定的参加请求，刻意在裁判中避免了对意大利法律利益的影响。
（二）研究难点
本书的研究难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参加”的标准仍不够明确。尽管法院已经敞开了参加的大门，但是由于该制度还处于发展中，包括法官在内的各个学者对参加的要件、标准仍在热烈讨论，参加规则尚有不稳定的状态，尤其是在对第三国法律利益的判断上。所以文章在把握该制度的细处时对于最终定论存在一定难度。
第二，与中国联系的紧密度问题。中国参与国际司法程序的实践经验还远远不足，可讨论的资料有限。本书所提出的启示的理论意义在目前看来更大于实践意义。中国在未来利用参加制度也只是一个可能，所以本书的最后部分在思考参加制度与中国的联系程度上仍具有建议性质。
[1] 即承认第三国以非当事国身份请求参加的话，则有可能获得国际法院许可。而在过去，国际法院未考虑到非当事国身份参加的情形，一直陷入第三国以当事国身份请求参加时的地位与法院判决对该第三国效力二者之间关系的矛盾中。因此，国际法院在1990年以前一直是拒绝第三国参加的。国际法院在早期实质上是以消极的态度回避了对参加制度的深入讨论。
[2] 宋杰：《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2008，第130～153页。其中涉及国际法院参加制度的部分曾经发表在2006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参见宋杰《国际法院司法中的非当事国形式参加》，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6），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132～157页。
[3] 李明峻：《国际法院规约第62条的适用问题——以诉讼参加申请国的举证责任为中心》，载《台湾国际法季刊》2007年第4期，第111页。
[4] 陈治世：《国际法院》，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第146～149页。
[5] 陈治世：《国际法院》，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第148页。
[6] 王林彬：《国际司法程序价值论》，法律出版社，2009，第136～137页。
[7] 如金永明《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比较研究——以法庭在组成、管辖权、程序即判决方面的特征为中心》，《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
[8] 何志鹏：《国际司法的中国立场》，《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
[9] 宋杰：《从英美实践来看我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10] 宋杰：《从英美实践来看我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11] 宋杰：《从英美实践来看我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12] 崔悦：《国家对国际司法程序的态度研究——以ICJ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为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13] 崔悦：《国家对国际司法程序的态度研究——以ICJ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为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190页。
[14] 崔悦：《国家对国际司法程序的态度研究——以ICJ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为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190页。
[15] 余敏友、刘衡：《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走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6] 余敏友、刘衡：《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走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18～719页。
[17] 苏晓宏：《国际司法对国际关系转型的影响》，载《法学》2005年第4期。
[18] 苏晓宏：《国际司法对国际关系转型的影响》，载《法学》2005年第4期，第41～44页。
[19] Malcolm Shaw，International Law，6th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在该书中，作者认为“That（here refered to ‘International law’）is something. It is not everything…”。
[20] G. Mcginley，“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the Libya/Malta Continental Shelf Case”，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 34，1985，pp.671-694.
[21] C.Chinkin，“Third-Party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80 Am. J. Int'l L. 495（1986）.
[22] Shabtai Rosenne，“Some Reflections on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NILR，Vol. 34，1987.
[23] J. Collier，“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A Slight Breakthrough”，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Vol. 50，No. 2，1991，pp.216-218.
[24] D. Greig，“Third Party Rights and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32 Va. J. Int'l L. 285（1991-1992）.
[25] A.J.J. De Hoogh，“Intervention under Article 62 of the Statute and the Quest for Incidental Jurisdictio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inciple Parties”，Vol.6，No.1，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pp.17-46.
[26] Sean Murphy，“Amplifying the World Court’s Jurisdiction through Counter-Claims and Third-Party Intervention”，33 Geo. Wash. Int'l L. Rev. 5（2000-2001）.
[27] Paolo Palcbetti，“Op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o Third States：Intervention and Beyond”，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Vol. 6，2002，pp.139-181.
[28] Mutlaq Al- Qahtani，“The Status of Would-Be Intervening Stat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 Judicata”，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269-294，2003.
[29] Beatrice I. Bonafé，（2012）. “Interests of a Legal Nature Justifying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CJ”.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5，pp.739-757，doi：10.1017/S0922156512000362.
[30] Raju，Deepak & Jasari，Blerina，“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urt’s Recent Decision in Germany v. Italy”，6 NUJS Law Review 63（2013）.
[31] Greig，“Third Party Rights and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pp.293-294.
[32] 1982年大陆架案（利比亚与马耳他），意大利请求参加。
[33] 1989年陆地岛屿和海域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请求参加。
[34] De Hoogh，“Intervention under Article 62 of the Statute and the Quest for Incidental Jurisdictio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inciple Parties，” p.46.
[35] Murphy，“Amplifying the World Court’s Jurisdiction through Courter-Claims and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p.28-29.
[36] 3 Bonafé，“Interests of a Legal Nature Justifying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CJ，” pp.740，748-749.
[37] Sir Gerald Fitzmaurice，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Grotius Publications，1986，p.550.
[38] Hugh Thirlway，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Vol.I，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813-1073，1837-1859.
[39] Thirlway，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Vol.Ⅱ，p.1856.
[40] Thirlway，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Vol.Ⅱ，p.1858.
[41] Shabtai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1920-1996，Vol.Ⅲ，M.Nijhoff Publishers，1997，pp.vii-viii.
[42] Christine.Chinkin，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3] Christine.Chinkin，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p.152.
[44] 〔日〕杉原高嶺：《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王志安、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45] 〔日〕杉原高嶺：《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王志安、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270～271页。
[46] 尤其是国际法院在2011年作出了拒绝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参加的两个判决以及许可希腊参加的命令。
[47] 梁慧星：《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2，第84页。
[48]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1920-1996，Vol.Ⅲ，p.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