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空间观念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世纪，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在其思想文化界往往用一系列关键词来描述和思考这些重大变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终结”、“后”和“转向”。“终结”系列如：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批评的终结；“后”系列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转向”系列如：现象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转向、身体转向。在这些“终结”、“后”、“转向”为符码的重大变革中，空间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西方20世纪中后期备受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领域，进而形成一股被普遍命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学术潮流。

菲利普·韦格纳在其长篇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的开篇引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关于“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著名诗句后指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的一些关于空间与空间性占支配地位的设想：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1]。这种对空间“占支配地位的设想”并不仅仅是“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而且也是整个西方传统展开学术知识建构的一个逻辑前提：从我们第一章的梳理来看，在“空间转向”之前，西方自古代到现代的思想中，“空间”尽管并非完全缺场，但从根本上是将空间作为“容器”来看待的，其差异仅仅在于容器是否有限以及对容器内的问题的思考的不同，也就是说，空间作为“容器”其自身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容器”之内的问题。因此，“空间”在整个西方古代、近代和现代传统中尽管是存在的，但都没有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而成为主导性的学术话语。那么，究竟何为“空间转向”？空间转向究竟因何而转，如何转？空间转向带来了人们怎样的空间观念？这样的空间观念的实质和意义何在？本章将以20世纪西方社会的转型与文化思想界的重大变革为背景，结合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来对这些问题展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