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过多年的准备，2012年8月11日下午2点零3分，这是四川盆地一个闷热的午后，我独坐自己的书房，正式开始关于“空间批评”课题的写作。
在我的这段表述中，“时间”和“空间”成为我精确表明自己目前状态的关键。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生存于、活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此可想，时间和空间对于我们是同等的密切，离开时间的空间或者离开空间的时间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人类不同的生存现实，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总会有所侧重。自20世纪至今，大多数学者一般都认为20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多数学科更加关注时间问题，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则更加关注空间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性的“空间转向”。20世纪前半段，如柏格森、海德格尔都把时间性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一般思想家和理论家都认为空间的性质是依存于时间的性质的，强调“时空的一致性”和“时间的优先性”，认为“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1]。自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转而开始思考空间的丰富意义。
但是，“空间转向”这个概念潜在的意思在于：自某一个时期开始，人们更关注“空间”了。就常识而言，人们普遍言说某一事物，并不意味着这一事物在此之前不存在，而是指这一事物对言说者来说成为了问题。当代西方对“空间”的普遍关注，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空间”，也并不意味着理论家和思想家从没关注过空间，而是说在当代生存体验中，人们对“空间”出现了与传统不同的体验，成为了与当代人类生存切身相关的问题。
那么，“空间”何以在当代成为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呢？
从现实直观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空间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和群体的重要性。就我们现实生活的个体而言，它在改变“蜗居”状态那沉重而漫长的过程中渗透，在拥挤的都市寻求一个泊车位的焦虑情绪中弥散，在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与破旧不堪的贫民窟的鲜明对照中呐喊，在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与田园乡村的不断被蚕食中呻吟。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空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围绕领土、领海、领空的较量和争斗。此外，海洋和太空在当代成为民族国家爆发冲突的核心本身就意味着生存空间的紧迫性；而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出现，民族国家经济领域的很多竞争往往也成为“空间”的隐性呈现方式。就整个人类而言，对地球之外的星球的探索，也无不昭示着地球这一承载人类生存的有限空间即将或正在成为一个漫长的追寻。
或许，基于这样一种切身感受，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转向”。当然，这种转向首先来自于对这一问题感受更加迫切的西方社会。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戴维·洛奇对西方当代人的“小世界”（small world）的描述可以看作是西方人对“空间”现实体验的文学化呈现，在这种呈现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思考：
这套公寓，或者说居住单元，像一间塞得满满的、豪华的单人囚室，大约只有四米长、三米宽、一米五高。墙、地板和天花板都用柔软的合成纤维地毯垫得天衣无缝。一面墙边摆着一个低矮的、凹进去的搁板，白天充当沙发，晚上当床。它的顶上还有一些嵌入墙里的搁板和小橱柜。对面墙上凹进或齐墙装着不锈钢洗脸水池、冰箱、微波炉、电热壶、彩电、高保真收录机和电话。一个矮脚桌立在窗前。那是一个大大的、双层玻璃的舷窗，通向外面空荡荡、雾蒙蒙的天空；不过，如果走近斜眼往下看，也会看到下面街道上人车如流，时而汇聚、时而相交、时而分开，就像电子游戏机屏幕上的符号。窗门不能打开，室内有空调、温控器和隔音设备。四百个一模一样的这种小屋互相连接，堆砌起来，像一盒鸡蛋垒成的高塔。这是新开发的一种公寓，是“太空密封舱”旅馆昂贵的翻版，一般坐落在靠近铁路干线终点站的地方，近几年的试用表明，日本工人非常喜欢它。
还有一面墙上有一个小门，通向一个无窗的小浴室，里面有一个椅子形的澡盆，大小刚够人坐进去；另有一个厕所，它只能以蹲的姿势使用……他（指小说中的一个日本英语教师坂章——引者注）对自己的住房十分满意，它为他提供了所有现代化的舒适享受，而且简单方便，能最大限度地给他省下空余时间工作。人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尤其是西方人！空间就是时间[2]。
这是当代普通都市人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囚室”般的房间却如同“太空密封舱”旅馆般昂贵，而这“囚室”外部的空间也是车水马龙，嘈杂不已，这些“囚室”彼此又构成令人倍感压抑且脆弱的“鸡蛋垒成的高塔”；但是这样的空间却让人“非常喜欢”、“十分满意”，似乎原因就在于小说中对其内部空间所述的它“提供了所有现代化的舒适享受”，不过，作家紧接着所写的“而且简单方便，能最大限度给他省下空余的时间工作”使得这种“喜欢”和“满意”的情绪充满了复杂的情愫和更深的意味：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昭示着物质欲望的满足哪怕在狭小的空间中也可以给人快乐；空间的狭小可以节约时间来工作，这充满了阿Q式的无奈、自嘲和调侃，也意味着这狭小的空间以及空间内的“享受”必须以不断的工作为代价。在这富有张力和复杂情愫的交糅中，人的欲望和空间的矛盾，人对生存空间深沉的焦虑体验蕴含在貌似轻松、冷静的描述中。“空间就是时间”潜在的无奈就在于，空间就是工作，空间就是欲望满足的平台，人们在空间中为争取欲望满足而奋斗，人们在奋斗中争取更加舒适的生存空间。个体如此，群体如此，整个人类也如此。空间本来不过是人们置身其中的场所，而在当代社会，却成为生存的基本形式。
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兴起的“空间转向”潮流中，人们对空间问题的切身体验和理论思考摆脱了传统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的学科束缚，从而与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戚戚相关，成为西方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成为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成为学者探讨政治、文化、文学、美学等问题的重要思想平台。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先驱是法国的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勒菲弗比较早地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把空间与人的生存体验、感知联系起来思考，认为空间从根本上是一种与人的创造性相关的主观空间，是人的存在方式。他在1974年的法文版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它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在其它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纳入了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关系……它能被降低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就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外一些行为，但同时也禁止其它一些行为。”[3]空间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空间的征服和重组，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福柯对当代空间理论的贡献源于他对权力的独特思考，他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到空间的纪元：“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4]另外，诸如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等人将结构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诸多西方理论进行糅合创新，丰富和拓展当代西方空间理论。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在其罗列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5]。他所勾勒的这些空间理论家说明：一方面，空间问题的确成为了西方当代人文学术知识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所谓“空间转向”从根本上是与西方学术知识的其他转向相互交织的，一定意义上，对“空间”的关注是西方学术总体上的跨学科趋势的重要组成。正如麦克尔·迪尔（Michael J.Dear）所总结的：“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6]随着当代空间理论的勃兴，围绕空间话题，形成不同学科的交叉和重组，在这一重要转向和学科重组态势中，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呈现出新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中的“空间转向”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的理论家对空间问题的分析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文学艺术领域；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本身也是参与当代空间理论形成的重要组成：诸如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性的生存哲学意蕴分析，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诗学》所呈现的空间的诗性体验境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文化变迁为出发点对城市与乡村以及大都市文化空间的分析，巴赫金（M.M. Bakhtin）的“复调”理论对不同文学空间交流的研究，萨义德（Edward Said）的“对位法阅读”对文学与文化中包括种族、阶级斗争、边缘、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剖析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空间的关注。这样的互动关系，使西方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有别于传统的趋势。
中国学术界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盛于21世纪。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基于与“空间”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和全新体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从一定角度来理解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空间重组与空间敞开的过程”[7]，这一过程无疑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是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空间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及冲突与协调进程中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所蕴含的经济、政治、文化元素无不带给人们以真切而深刻的体验，进而这些体验进入文学艺术领域、进入理论家的关注视野。二是伴随中国大陆空间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引入中，一批国外重要的空间理论研究成果也逐渐经过空间“旅行”而系统引入中国。因此，无论从深刻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文学）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体验的角度还是拓展中国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视野的角度，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空间”问题都极具意义。
大陆的包亚明、阎嘉、陆扬、汪民安等以及台湾的夏铸九、王志弘等都积极参与了涉及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相关著述的译介、评述。其中，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生产》、《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等“都市与文化译丛”先后收入了勒菲弗、福柯、索亚等人的重要空间理论文章，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关注空间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虽然不是西方“空间理论”的专题丛书，但其中《后现代地理学》、《希望的空间》、《景观社会》、《文化地理学》、《后现代状况》等涉及西方空间理论的重要著述均在其中，而上海师范大学孙逊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也译介了诸如《空间与政治》等西方空间理论的经典文献，台湾学者夏铸九主编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也大量介绍了国外空间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伴随中国学者对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引入，空间问题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中国学者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分散在社会学、哲学、美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固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空间理论的介绍和评述，但也不乏有分量的文章。其中任平的《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胡大平的《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在评述西方当代空间转向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理论意义基础上，深刻剖析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历史关联。汪民安在其具有论文集形式的著作《身体、空间与现代性》中则将西方当代学术中几个关键词——身体、空间、现代性、后现代性——并置起来，极具独特体验地揭示了“身体转向”、“空间转向”与“后现代转向”之间以及它们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了其深刻的当代文化意义，进而以其自身的体验进行了既具经验性又具理论性的个案式案例研究。中国学者对空间问题的系统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博士论文和专著上。例如，侯斌英的博士论文《空间问题与文化批评》选取当代五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为代表，在系统评述其空间思想基础上，论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文化批评共同关注的三个问题：权力、身体和全球化，从而力求揭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这部博士论文出发点核心当然是评介，但也显示出作者一定的思考和问题意识。另外，孙江的著作《“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在系统梳理空间生产概念的当代建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马克思之后的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清理，并结合中国当代语境对中国当代空间生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理论应答。冯雷的《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童强的《空间哲学》则是对空间理论本身进行最扎实的哲学研究的两本学术著作：冯雷围绕如何理解空间这一主题，在系统梳理从20世纪的空间观念变化到当代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对空间的分类，并深刻分析了后现代空间批判理论的主要不足或错误；童强则在扎实研究西方“空间转向”基础上力求展开对空间问题的汉语思考，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建立汉语哲学。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对空间问题的关注都主要集中于评介西方空间理论，尤其集中于对西方社会理论、哲学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空间转向思想的零散梳理和评述，极少关注其对文化、文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但从2005年前后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将这一转向和文学研究、诗学问题联系起来的研究趋势，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外国文学》杂志于2006年先后组织了“文学空间与文化记忆”、“空间·政治·文学”研讨会，《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组织了“空间·文学·诗学”笔谈。陆扬是中国大陆较早关注到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其2004年发表的论文《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以及之后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导论》两本教材都设专章介绍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吴冶平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选取了七位西方空间理论家的思想进行评述，并在每一位思想家的理论评述之后选取中国的文学现象、作家或作品进行探讨，体现了作者力求将西方理论评述与中国文学问题进行结合的尝试。高燕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则以“空间转向”为立足点深刻探讨了当代视觉文化，这样的研究视角是独特而具有探索性的，不仅丰富了对空间理论的研究，也拓展了对视觉文化的理解。谢纳在其博士论文修改基础上出版的《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聚焦于“文学与空间”，在对此进行理论梳理基础上，多数章节以“空间批评”为理论基点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独特细致的文本解读，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解读溶解于其对空间理论研究之中。当然，以上仅仅是围绕中国学者空间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而进行的文献评述。其实，随着空间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的深入展开，在具体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渗透着空间转向所带来的新气象。空间视域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渗入，初步显示了中国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城市（都市）或乡村文学研究的题材性、地域性研究框架中突围出来的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敬文东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张宝明的《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1915～1919）》、罗岗的《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马春花的《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等，这些研究尝试运用空间理论来揭示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规训，颇具意味。
综观中国学术界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对西方当代“空间转向”中各种空间理论的译介、评述和研究；二是在探讨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寻求将这些理论与一定文化（文学）实践尤其是中国文化（文学）体验中的空间问题结合起来；三是将西方当代空间理论所蕴含的空间观念、空间意识和方法融汇到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实际研究之中，力求突破传统地域文学研究的局限性。这些研究对于推动我们对西方“空间转向”的理解进而把握我们自身社会、文化（文学）中的空间问题，丰富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在我看来还具有以下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首先，就对“空间”本身及相关理论的研究而言，相对于西方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相对滞后，缺乏结合自身社会文化现实的原创性。中国目前对“空间”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主要以译介、评述西方当代空间理论为主，这就限制了这些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进而使这些理论在转化为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时，其有效性受限。在众多研究中，诸如《空间哲学》这样具有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著述仍十分有限。
其次，由于第一个方面的缺陷也就必然带来将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评述与中国本土问题结合过程中难免的“拼贴、组合”现象。《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是比较早试图将西方当代空间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度尚待进一步推动，《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在这方面的推动也就显得十分珍贵。
再次，就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所呈现的空间意识对于推动中国对文化（文学）领域空间问题的研究无疑十分重要，也必将是促进中国在空间领域的研究中体现自身的问题意识而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这样的问题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提炼出我们自身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地步。
最后，以上这些不足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学者过分强调学科意识而使这三方面的研究各自封闭而难以跨越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就以上三方面本身的研究而言，我认为，既然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西方“空间转向”的影响，因此，如何对这一转向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始于2004年前后，基于自身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对“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思考。在完成这项课题的过程中，又先后指导自己所带的多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完成或正在完成多篇从“空间”角度切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关硕士论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西方当代“空间转向”这一重大学术事件，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值得关注：第一，“空间转向”的真正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第二，“空间转向”过程中形成的空间观念和相关方法与文学研究策应互动。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和思想的产生具有巨大的影响，这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20世纪80年代谈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影响时写到，“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8]西方当代思想中的“空间转向”以及这一转向中重要的空间理论和观念无不游荡着马克思主义的身影。对此，无论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研究者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学者都有所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空间转向”，这种推动又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怎样的关联等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而这种思考和探讨将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何为“空间转向”？何为“空间转向”中所理解的空间？“空间转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何影响？“空间转向”的实质是什么？另外，正如前文所言，在“空间转向”中，一些非文学批评家的理论家或多或少会涉及到文化（文学）问题，一些文学批评家又或多或少会涉及到空间问题。因此，“空间转向”究竟如何与文学研究形成互动策应的？“空间转向”中形成的“空间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又有何关联？以上罗列的诸多问题在我看来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这些研究既可以推动我们对西方当代空间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走向深入，也可以丰富我们在空间问题以及从空间视野出发的文学研究领域。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以西方当代社会转型为背景，以“空间转向”为切入点，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空间转向”中所呈现的新型批评形态——空间批评为核心研究对象，以探讨“空间转向”与西方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发掘西方当代社会转型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实现途径的变革为研究目标，完成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在西方现实语境中的价值的评判和缺陷的反思，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当代化提供借鉴意义。据此研究思路，本课题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梳理西方传统的空间观念，奠定把握“空间转向”的历史和逻辑前提。
第二，厘清“空间转向”概念，揭示当代西方空间理论所体现的空间观念的实质。“空间转向”是指在西方当代思想中，将传统思想中空间依附于时间的观念转变为空间与时间并置的观念这一重大变革。
第三，在探讨西方当代空间理论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基础上，深入发掘“空间转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当代社会的积极参与，真正促成了西方学术界以“空间”为平台的批判转向。
第四，梳理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家对文学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探讨“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之间的策应互动，辨析“空间批评”这一新型批评形态的实质和意义。“空间批评”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下语境中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来批判、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
[1] 冯雷：《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2页。
[2] 〔英〕戴维·洛奇：《小世界》，罗贻荣译，重庆出版社，1992，第167～168页。转引自高燕《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 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 Ltd.，1991，pp.73-85.
[4]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8页。
[5] 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2，p.180.
[6] 麦克尔·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勒菲弗到詹姆逊》，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84页。
[7]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7页。
[8]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