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灾害移民的相关理论解释
灾害移民是因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而进行的人口迁移，属于三大环境移民之一。［13］对环境移民，目前国内外有较多的研究。国外一般将环境移民称为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14］或生态移民（ecomigration）。［15］不过，国外的“生态移民”与我国的“生态移民”在内涵上并非完全一致。对环境移民的起因、规模和应对策略，国外学术界和政界一直存在着争论。［16］虽然环境移民因环境变化而起，但在许多情况下，环境变化并不是充分条件。除了环境变化这一直接诱因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迁移是否发生、迁移的规模以及迁移持续的时间。作为环境移民形式之一的灾害移民也有类似的特点。从理论上对灾害移民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此类移民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而且对于制定相关的灾害移民政策，以期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 “压力阈值”模型和“地点效用”理论
过去，许多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都考虑到环境因素，其重要性并不突出。Wolpert是最早研究人口迁移模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学者之一。［17］他提出的“压力阈值”模型认为，环境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深远，迁移是对压力做出的反应。原居住地的“压力因子”（stressors）包括污染、拥挤和犯罪等不利环境因素（disamenities）。所有的压力因子加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压力，当压力超过一定的阈值时，人们自然会想到迁离该地。不过，人们在迁居前，会对迁移目的地的“地点效用”（place utility），即环境状况进行评价，然后决定是否迁移。“地点效用”理论是行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该理论认为，一个家庭在迁移前，会在其行动空间（action space）内寻找可能的居住地，并对每个地点进行满意度评价，然后决定是否迁移以及最终迁移的地点。“压力阈值”模型和“地点效用”理论与传统迁移理论中的“推-拉”理论一致。“压力阈值”模型中的压力相当于“推-拉”理论中的“推力”，而“地点效用”类似“推-拉”理论中的“拉力”。处于灾区的居民在灾害发生前或发生后，大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根据原居住地的“压力”状况和潜在迁移目的地的“效用”进行评价，然后做出迁移决策。
二 “价值预期”模型
“价值预期”模型由DeJong和Fawcett于1981年提出，［18］其主要思想是：个人和家庭迁移动因是基于某种目标的价值函数，这种目标会伴随着迁移行为的发生而实现。“价值预期”模型的构成要素是目标及其期望值，包括财富、地位和归属等，同时也包括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氛围。当然，迁移是否发生还与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经济状况等）、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个人性格和区域间的经济机会差异有关。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要素，灾害在微观迁移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对马来西亚受洪灾威胁的村民调查，能够进行迁移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富裕，虽然一些贫穷的家庭也进行迁移，但迁移的目的地常常与以前的居住环境一样受洪灾威胁，因为只有在这些地价便宜的地方，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居住和生活的费用。有人对1970年秘鲁大地震后不同人群的迁移进行了调查，［19］调查显示，许多灾民在地震后陷入了贫困，不少年轻人更愿意在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还有人对美国灾后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研究，［20］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导致迁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女性单亲家庭、少数民族家庭以及经济状况差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总之，社会弱势家庭是自然灾害后最容易迁移的人群，而经济富裕的家庭由于在灾前对房屋采取了防灾措施（如安装了防灾窗户和屋顶），灾害造成的损失少，他们只需要对房屋稍加维修和加固即可重新居住，因此，这类人群在灾后迁移的可能性小。
三 环境经济理论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强调人力资本和预期经济收益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21］迁移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迁移后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人们会做出迁移决策。在具有潜在自然灾害风险的地区，人们自然会意识到居住在灾区会承担着潜在的灾害风险成本。由于这种风险成本的存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地方，人们会选择在非灾区生活。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商品。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人们对环境这种商品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环境舒适、景观优美、没有污染和远离灾害的地方，其房地产价值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在饱受污染困扰和时刻面临灾害威胁的地方，即便房价低廉，许多人也不愿意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样，一些人宁愿工资收入低，也愿意生活在环境较好的地方；另一些人为了获得较高的收入，甘愿生活在环境较差或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地方。环境作为一种商品或一种居住成本，在人们的迁移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环境经济的作用，在同一城市，往往富人趋向于居住环境优美的区域，而穷人则大都集中于环境较差的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就自然形成了富人区和穷人区。与普通商品不同，环境具有不可移动性，为了享受这种商品，人们只能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自然灾害往往与特定的区域环境联系在一起，并成为附着在区域的负环境产品，如果不进行人为干预消除灾害隐患，那么这类区域环境的市场价值就相对较低，人们也不会乐于居住在这样的区域中。
四 风险感知理论
风险（risk）指人们承受危险性后果的可能性。风险包括不利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所谓“风险感知”（或称“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就是人们对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进行的主观判断，或个体对存在于外界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22，23］对灾害风险感知的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Starr进行了衡量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利益的研究，其首次提出了“风险感知”（risk of perception）这一术语，后经Slovic等的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风险感知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总体而言，对灾害风险感知的心理学研究最普遍，其起源于经验研究中的可能性评估、效用评估及决策过程研究。影响人们对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和职业等）、风险沟通（即风险事件在影响区域的传播情况）、风险性质及个体知识结构（即人们对风险认识程度）等。
在对灾害风险感知的研究中，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心理测量范式及文化理论。
（1）心理测量范式。该范式最初由Slovic提出，［23］其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偏好（the revealed preference）和表述偏好（the expressed preference）。揭示偏好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多大程度的安全才算是足够安全”，并认为通过尝试错误，人们对于任意一个与风险相关的事件，在利弊平衡中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理想状态，从而当风险来临时，个体可以利用以往的经验或数据获得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这就实现了利弊均衡模式。表述偏好主要是对被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并以此搜集大量信息，这种方式可以更加迅速地获得被调查者关于风险感知的信息，操作灵活，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并且可以对搜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论揭示偏好还是表述偏好，都说明了风险感知具有可量化和可预测的性质。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采用一个分类表（taxonomic）来考察人们对灾害的理解和预测，分类测量表的前提是假设个体总能对各种问题做出有一定价值的回答。心理测量范式包括9个维度：①对风险的承担是否是自愿的；②不幸后果出现的迅捷程度；③对风险的了解程度；④是慢性风险（chronic risk）还是灾难性风险；⑤是一般风险还是忧虑风险；⑥后果的严重性；⑦具体风险程度评估；⑧风险的可控程度；⑨风险的新奇性（是否是新风险）。该范式要求对这9个维度中的每一等级进行赋值处理。以上这些维度表明，Slovic等对灾害赋予了某种“人格特征”（personality of hazards），这是对风险感知的一种更加深刻的表述。尽管灾害风险事件是客观的，但由于存在个体特征差异，灾害风险事件对不同个体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心理测量范式所采取的方法包括心理测量、等级评估、态度测量、单词联想及情景法。
一直以来，心理测量范式占据着灾害风险感知研究的主导地位，其在解释和预测灾害风险感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Sjöberg（2004）认为心理测量范式得以广泛推行，是因为该模型操作简单（体现为9个维度），同时他认为该范式也存在诸多不足。［24］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①错误地将均值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从而使模型只能解释20%～25%的灾害风险感知变量及公差；②模型的解释力大部分在于解释变量中的忧虑项（dread），忧虑项只是灾害风险感知的结果而非原因，不应将其作为解释变量；③信任（trust）是模型中很薄弱的解释变量，对信任应该进行具体化测量而不是一般性评估；④模型忽视了重要感知差异和变量，对个人（微观）层面和一般意义上的灾害评价是不相同的，两者在灾害水平和相互关系上都存在差异；⑤模型认为灾害具有人格特征，即该模型假设所有个体是通过同一种方式来评价灾害，这就导致了忽视社会、文化或其他机制对灾害评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2）文化理论。该理论由Douglas首创，认为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包括具有不同社会属性和处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风险感知。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个体对灾害的感知很大程度由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因此，要了解人们对灾害的感知情况，首先要了解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信仰等，了解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的感知逻辑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Wildavsky等关于风险的文化理论，［25］人们能够“预知和说明哪一种人将感知到哪一种潜在危险及其危害程度”。
在灾害风险感知理论中，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受灾体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而心理测量范式研究方法注重灾害给受灾体造成的心理影响，从而反过来影响受灾体对灾害的感知。因此，文化理论是在研究方法上对心理测量范式的补充。
人们在遭遇灾害时是否会做出迁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灾害的风险感知有关。有的人对灾害的风险感知强烈，有些人对灾害的风险感知不那么强烈，还有一些人甚至对灾害的风险漠不关心，因此，居住在灾害风险区的人们，面对潜在的灾害风险，有的人会做出迁移决策，有的人因种种原因不愿迁移。根据风险感知理论，人们对灾害风险的评价或判断，除了受个人知识水平、阅历和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外，还与人们的心理因素和对环境的认知有关。对灾害风险的感知促使人们产生一种潜在的迁移意向。迁移意向是迁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们是否会做出迁移决策，除了与其家庭人口和经济条件等微观因素相关，还与国家经济状况、社会体制和迁移政策等宏观因素相联系（见图2-1）。
有学者对居民不迁离灾区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如下总结：［18］①根本没有意识到灾害；②虽然对灾害已有意识，但并没有想到其危害；③虽然想到了危害，但感觉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④虽然可能带来损失，但损失不会严重；⑤虽然损失严重，但已经或正打算采取减灾措施；⑥虽然想到了损失，但损失不会超过所获取的好处；⑦在居住地问题上别无选择。
在发展中国家，受灾地区总是居住着大量的贫穷家庭，因为在居住地的问题上，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在发达国家，有些富裕家庭会继续居住在受灾地区，因为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损失早有预料，并认为这些损失与他们从现住地获得的好处相比微不足道；也有一些富裕家庭会在灾后迁离灾区，搬迁到灾害风险小，且环境更为优美的地方居住和生活，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迁移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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