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

展望未来，支持中国过去三十年高增长的许多因素都在逐渐发生改变。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外部需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出口放缓，而出口曾经是中国高增长背后的强大引擎。从国内看，发展的条件也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与过去三十年大为不同的要素供给新特征将会出现，这种新特征将会通过削弱中国当前享有的比较优势而动摇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还将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外部环境存在恶化的趋势

人们普遍认为，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对发达国家产生长远的影响。发达国家将经历一个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以期走出危机。该过程也将通过再工业化带来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给中国出口带来过去三十年繁荣的外部需求环境。更糟的是，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发达国家抬头。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变化的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与危机之前相比，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出口，其增长步伐放慢了许多。两位数的出口增长已经成为过去，中国目前正努力实现个位数的出口增长。因此，出口将不再像过去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高峰期，净出口贡献了中国GDP的8%，其增长则达到20%以上的水平。现在贸易顺差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它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日渐变成拖累。展望未来，不断恶化的外部需求将进一步减缓出口增长，并反过来抑制经济增长。

（二）生产要素供给的增长将趋于平缓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生产要素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的标志。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原因，要素供应的基本面将改变，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劳动力已在2012年左右停止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根本性转变的出现，而人口曾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之一。其次，中国的高储蓄率在人口年龄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信贷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将出现下降的趋势，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储蓄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见图3）。最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使城乡间劳动力的再配置走向尽头，这将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失去一个重要来源。以上三个要素供给因素的变化都趋向于导致中国经济减速。

图3 中国储蓄率和人口扶养比的变动趋势

注：2012年之后的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孙学工、刘雪燕、李世刚《中国的高增长何时会放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1。

（三）比较优势将被削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高增长背后的经济结构，都是基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大量剩余这一基本的要素禀赋及其带来的比较优势。但随着资本存量在高投资带动下迅速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及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将不再是劳动相对于资本盈余。从2001年起，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不断上升，由0.65上升到2010年的1.04，这意味着工作岗位数超过了求职者人数（见图4）。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廉价劳动力的终结，近年来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出现了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应该受到欢迎，因为这将有助于纠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帮助中国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转型（见图5）。然而，廉价劳动力的终结，加上人民币升值，也将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图4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供应比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图5 中国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孙学工、刘雪燕《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研究》，《经济日报》（理论版）2011年12月12日。

（四）社会矛盾和风险积累到较高程度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问题和风险的积累，已经到了必须着手处理的程度。首先，国民收入分配倾向于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上升2个和10个百分点。在再分配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不够，对于纠正收入分配方面的偏差并没有太大帮助。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家庭部门没有像政府和企业部门那样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其次，最近几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上升到现在的0.4以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倍。1985年，这一差距还只有1.86倍。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上升到一个高得惊人的水平。2009年，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高达13.2，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1.8。[14]并且这种贫富差距的出现不是建立在个人努力差异的基础之上。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一些国有垄断行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并滥用其收益来奖励管理层。随着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家庭财富的不平等也急剧上升，住房财富占家庭总财富的比重高达60%。最后，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和不平等使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一般公众可以获得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而且，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在获得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文化和其他关键的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表明，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包容性。社会矛盾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一点已经在一些南美国家得到了印证。近年来，中国社会事件数量不断增加，这表明社会不公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五）环境与资源供给约束

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一些现存的体制机制问题，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200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2.5倍、日本的7.6倍、欧盟的4.5倍、巴西的2.6倍，甚至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15]在其他关键性的资源领域，情况同样如此。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为8.5%左右，而中国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资源禀赋较差，中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程度迅速提高。中国人均资源储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的人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6%、7.1%、50%和25%。[16]因此，现在中国石油、铁矿石、铝、铜以及其他资源超过一半的消费量依靠国外供应。展望未来，随着资源稀缺性上升以及对现在资源竞争的加剧，中国作为市场上的后来者，会发现要保证其资源供应安全越来越难。如果不能大大降低工业资源的消耗强度，仅仅因为资源供应不足和缺乏稳定性，中国增长势头就会难以保持。

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有近17%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近1/4的地表水处于污染状态，许多城市位列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17]中国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水土流失加重，天然森林减少，草原退化。短短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开始在中国显现。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必须尽快治理的地步。然而，想要清洁的环境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球变暖是可能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中国已承诺在其“十二五”规划，即2010～2015年将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17%。改变以煤炭为中心的能源结构和由此产生的大量碳排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将会推动已经高企的能源价格继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