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促成韩国现代经济转型的因素

在半个世纪内，韩国实现了从最落后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经合组织经济体成员的转型，这曾在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书中作为典型国家加以介绍。从历史角度分析，许多因素促成了这次令人赞赏的飞跃。韩国几十年来一直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现代化工业发展是在独特的韩国财团主导的范式中产生的，而非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化战略。事实上，韩国奇迹般地缩短了发达国家通常用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产业转型过程，这是因为韩国政府参与产业发展进程的力度极大。韩国政府导向型的产业发展协同出口扩张政策，模糊了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界限。这两个政策旨在最终提高韩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一）现代发展之初的两次制度改革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曾是世界上最穷的农业国家之一。朝鲜战争（1950～1953年）几乎摧毁了1910～1945年殖民时期留下的所有工业遗产。1962年，韩国刚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时的人均收入仅为87美元。战后韩国经济是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美国的经济援助帮助韩国摆脱了当时肆虐的营养不良和饥荒之灾。随着1948年独立共和国的诞生，韩国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宪法。

新共和国成立初，正值国内经济贫困、政治混乱之时，韩国进行了两次制度改革，这两项制度改革的设想源于宪法，后被证明极大助推了韩国集约型经济的崛起。一是建立在耕种者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改革，这项改革帮助韩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后又帮助韩国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另一项制度改革是建立义务教育体系，以保证每个人至少可以享受免费的初等教育。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的收入水平还很低，但义务教育制度帮助韩国跻身文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这项制度还在开发大量人力资本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力资源是之后韩国经济转向高附加值产业所必不可少的。

（二）激励机制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在现代经济发展伊始奉行的是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与当时欠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内向进口替代产业化战略大不相同。为实施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韩国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投入到出口制成品的生产中，同时对外借贷融资。为形成韩国的发展机制，韩国政府将促进经济发展的三个必要因素与一套奖惩办法相结合，如图1所示。

图1 韩国外向型发展战略原始方案

由于出口商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此出口导向产业化战略在奖惩补助上有一个清晰客观的操作标准，使得出口导向型模式成功机会更大，也能在资源分配上与市场导向保持一致。

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同，20世纪60年代韩国所有与出口相关的生产和商业交易获得基本奖励的途径都是自动产生的、公平的。真正的出口商凭借出口订单信用凭证可以获得自动无限的运营资本，出口制造商的进口中间投入也可以免税。此外，有出口意向的公司还可以“免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获得在世界市场近距离的学习机会。获得出口订单就意味着公司通过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测试。

韩国制定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政策是为了确保有潜力的出口商能够平等地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对于市场上的每一个代理商来说，规则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制定的且透明的。韩国以出口量作为评判成功的标准，然而一旦市场发挥功能，决定生产的将是市场而非这些政策。

（三）公平汇率政策的有效性

汇率政策是描述外向型经济贸易体制诸多主要特征的一个关键变量。自1964～1965年汇率改革以来，韩国在制定出口激励机制时不断减少扭曲贸易在出口方面的影响。这在不同年份的进出口名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实际汇率中表现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名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实际汇率

续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美元净出口的补贴已在逐步减少，因此韩国的出口实际汇率与官方汇率基本持平。尽管韩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胀，尤其是在1982年以前，但反出口偏置指数一直保持在接近1的位置，这表明韩国一直在灵活调整名义汇率以防止出现任何明显高估韩元币值的可能。应当注意到，自1965年消除反出口歧视后，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对韩国出口的迅速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2]

（四）政府在重化产业驱动时期的有序干预

20世纪70年代，为了通过规模经济和资本深化来升级产业结构，最广泛的政府干预应运而生，即推动重型化工产业（以下简称重化产业）法规的颁布。为促进规模经济、鼓励私人研究、刺激发展潜力，韩国政府有意帮助财团形成，以及促进财团业务发展的多样化。政府控制的政策性贷款是财团的金融媒介，这是控制财团以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最强大杠杆。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以及特殊目的银行的所有者，政府为有生存能力的重化产业提供几乎“无限的”银行信贷，包括优惠利率、外汇贷款、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及免税期。韩国政府敦促财团适应技术挑战性的工业项目和雄心勃勃的出口目标，并在计划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包括私营企业面临的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因此，经济集中的韩国财团发展得极为迅速。

集中经济也影响到市场结构和品牌形象。大幅度推动财团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加，导致主要行业出现了垄断和寡头垄断。在有利的产业政策与活力四射的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下，韩国成功树立了全球品牌形象，如三星、现代、大宇、SK、LG等大公司，同时在汽车组装、半导体、造船业、钢铁业等领域口碑良好。[3]然而，政府也要求经营不善的财团退出市场，从而通过产业合理化措施挑选国际竞争中的优胜者。

由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内储蓄水平偏低，韩国政府始终采取独特的国外贷款政策，即优先考虑贷款而非直接投资。1962～1986年，长期外资总额累计达49亿美元，其中发展部门的商业贷款及借款分别占64.5%和31.6%，外国直接投资仅占3.9%。韩国严重依赖外国借贷来满足其投资需求，这与马来西亚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韩国，外国直接投资直到现在也仅仅扮演着次要角色。

（五）新村运动（新社区）

由于出口优先政策和重化产业驱动的全面展开，韩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高薪资的工作和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为了转变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生活条件差的状况，韩国政府于1972年开启了一项社区发展计划，以解放农民的思维方式，通过自助、勤奋、合作的精神启蒙来提升他们的农村生活水平。

新村运动伴随着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该计划用于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户收入。为配合该项政策，政府无偿提供水泥、优惠贷款等，以鼓励农民自愿参与。新村运动对改善韩国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及生活条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进口自由化下有步骤的市场开放

1986～1988年，在有利的外部条件下，尤其在低廉的能源价格、低汇率、日元升值背景下，韩国出现了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韩国决策者认识到进口自由化是激发受保护但发展停滞的企业参与竞争、适应正在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绝佳途径。因此，尽管出口的自由贸易体制、消费品的进口以及相关支出都受到了严格控制，制成品的进口自由化比例还是从1965年的37%增至1988年的95.4%。韩国政府在进口自由化的进程中，从正面清单转向了负面清单，进口自由化为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氛围。

（七）加强本土研发

产业化伊始，韩国既强调提高吸收能力，也重视通过逆向工程促进外国技术本土化，同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贸易许可。因此，韩国公司能够迅速吸收进口商品的技术，从而设法延展后续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当逆向工程技术启用时，正式的研发就不重要了。

然而，当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逐渐不复存在时，韩国则通过建立大量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创建科学技术园区，将科学技术发展置于首位。

应当注意到韩国财团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经营自身业务，并有能力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来，建立宏大的内部研发中心。结果证明，私人研发能力远比政府研发能力强劲。在WTO时代，韩国不再实行产业定位和直接支持机制，相反，政策更侧重于为提高科学技术提供功能保障，以培养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公司。

（八）允许活跃的工人运动

韩国工业化进程中，在1977～1978年，韩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迅速增长。在政府主导的高增长时期，政府控制了三个核心的劳工权利，即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以及集体谈判中维护劳工成本优势的权利。随着政府监管下外向型经济的迅速转型，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开始出现。

1987年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引发了活跃的工人运动，从而导致整体上调工资水平的压力剧增，表现为之前提到的由“三条规章”引起的、非寻常的创业高潮。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实现了全面民主，从而允许工人运动活跃开展。结果实际工资超出了劳动生产率，极大削弱了其国际出口竞争力。然而，韩国人认为劳动者三个核心权利需要得到尊重，且劳资关系是韩国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九）企业家和财团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通过私人企业家的回应才能实现。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拥有了一大批人才，然而这批创业精英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开始从事出口等社会生产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在掌握世界市场先进技术和商业活动方面，韩国企业家始终很重视韩国人自己的勤奋努力。

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政策为企业家们接触世界一流产品和先进管理实践提供了便利通道。韩国企业家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依靠韩国人自己的努力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此外，韩国的企业精英们也积极响应政府为增强韩国本土技术能力所采取的各种激励措施。在这方面，三星集团主席李秉哲和现代集团主席郑周永在开拓如造船、汽车、半导体等新行业方面都领先于当代。这些商业领袖与政府建立了协调伙伴关系，并在各自的企业管理中引领全球。

（十）基于绩效的产业贸易政策

纵观韩国发展史，产业贸易政策的指导方针从计划性干预转变成了关注市场功能和自由化。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将韩国的发展模式描述为基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体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阿姆斯登教授认为韩国产业发展模式是“后工业化市场扩增性范式”。[4]

总的来说，韩国政府一贯寻求的在市场框架内“把基础做好”的产业政策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采取奖惩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借助市场力量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分配效率。快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政策失误，快速反馈机制似乎成为韩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该机制可以相对迅速地修正政策失误。

总体看来，韩国产业发展主要与有效且精细设计的政府行为相关，这为出口行业是否遵循市场原则留下了很大自由度。这种方式的基本精神可转变为一种“市场友好策略”，即市场机制健全时就寻求市场解决方案，市场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时政府则可以强势介入。

（十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援助下的因祸得福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两次表现令世人瞩目。第一次是1997年12月初，其常备的外汇储备几乎耗尽，韩国为避免暂停其外债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紧急财政援助。第二次令人惊讶的是，韩国GDP增长率从1998年的-6.7%反弹至1999年的10.7%，-6.7%也是韩国自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体制四十年以来最低一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韩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改革，尽管进程艰难，但最终因祸得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援助计划的前提是韩国要在几乎所有经济行业进行影响深远的结构改革。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韩国政府于1998年初开始对低效缠身的金融机构、公司、国有企业、劳动部门等进行全面整改，有时甚至超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范围。

在韩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滋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重化产业驱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政府信贷分配易导致不经过审慎程序就过度贷款、财团过度关注市场份额的增加和债务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而极少关注盈利能力等问题，这些都导致韩国经济出现低效综合征。然而，经过痛苦的改革，大公司的负债股权比率从400%多急剧减少至约100%，大大巩固了大公司的金融地位，同时遏制了高杠杆率的业务扩张模式。

韩国财团主导的产业化策略一度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以牺牲金融业的发展为代价，但创造了金融监管制度。在“集约增长”体制下，韩国的银行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准财政”代理方，通过倾斜机制将金融资源输向境况不佳的产业。财团和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心态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风险——投资决策完成的目标似乎只限于增加市场份额和总产量，而不是足够高的盈利水平。因此，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更加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更加一体化的资本市场时，以增长为导向的韩国模式的适应性有所下降。

当前韩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公平且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生存。在这方面，韩国需要废除进出口行业现有的僵化体制和规定，增加更多活力。如何培育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增加韩国财团现有的研发能力，并保证其在市场友好、公平、反垄断的体系内运营？这些都是重要问题。在WTO时代，韩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与其他领域同步。实施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可以让经济发展更高效、更透明，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