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案
一 主要研究内容
“战力”或曰“战争能力”，意指一国从平时到战时、自准备作战到整个战争过程中，对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诸种要素的综合操作能力，上述能力主要面向三个层面——某场战争、某段战役、某次战斗。就某场战争而言，一国将综合投入各种要素以期实现国家政治目的，属于大战略的范畴；就某段战役、某次战斗而言，一国主要运用军事要素以达成军事战略目标，属于军事战略范畴，故后两个对象事实上包含于第一个对象。本书基于笔者的博士论文《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日本初事现代强国间战争的战力塑造（1868～1905）》，旨在从历史学和战略学的视角，研究日本从1868年到1905年崛起过程中，作为其国家大战略重要手段的多方战力塑造，以及不同阶段根据国家大战略需要及现有战力支撑而缔造的军事战略，并在军事战略实践中的战力释放经过。
明治维新往后，日本在“经略大陆”之思想以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领下急剧崛起，并由此逐渐塑造经济等多项国家关键性战力。与此同时，它一方面迅速生成并愈益增强其勃勃野心，亦即击破“华夷秩序”和挤压西方权势，以求最终争取亚太霸主地位，另一方面愈益醉心于武力强权，在世界帝国主义潮流之中以暴发户的势头，变本加厉地迈向凶狠的军事帝国主义的不归之路。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初步确立；12年后，他又以首相身份发表施政方针，其中关于守卫日本“主权线”与“利益线”的纲领性国策[109]，实际上表明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大陆政策宣告形成。据此，日本军事帝国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起点开始经营其大陆政策，继而在1895年释放甲午战争前积聚的战力大败清朝并占领辽东半岛。
由此，暴发户日本的“大陆政策”严重冲击了俄国的“远东政策”，从而急剧开启了东亚的第一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历史性重大战争。俄国伙同德国、法国强行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并且取代日本占领军事要地旅顺要塞。然而，初露獠牙的野兽亦不愿收回其利爪，备感屈辱的大和民族决心卧薪尝胆，崛起中的日本帝国决心贯彻“大陆政策”之目标，在对俄复仇后最终实现帝国崛起。但很显然，日本若要在巨大的俄国障碍面前继续追求其“大陆政策”的战略野心，就必须形成一套从事现代大国间战争的战力和战略，那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传统帝国的战力和战略可以简单替代的。果然，20世纪之初的日本以此为己任，以便成为真正的现代帝国主义强国，继续并增进其军事帝国主义的暴发式国运。
本书研究的主题就在于此。它将在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目的与其大战略的框架内，侧重于探究和论述日本的战略手段，即为国家军事战略、大战略服务的战力塑造。作为本书研究重点的最终爆发和剧烈进行的从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交战双方首次以巨大的规模部署和使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常备海陆军，它们配备巨量的现代装备和设施，包括机关枪、带弹匣步枪、带刺铁丝网、高性能炸药、野战炮、巨型主力战舰和现代铁路系统等。不仅如此，日俄这两大强国还首次建成和大规模使用组织复杂、战力惊人的现代作战师团，因而整个作战过程中某些战役的激战持续时间首次超过一周，以至某些军事史家称这场战争为现代战争的肇始（甚于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一个特别重大和在当时非常惊人的问题，自然是日本这样一个几乎适才崛起的中小规模国家何以战胜老牌巨型强国，以及它如何迅速具备了成功地从事现代大国间战争的战争方式和军事战略。有鉴于此，本书基于大战略研究框架，以两条主线贯穿全书：第一，日本1868～1905年进行的战力塑造；第二，日本1868～1905年定格国家大战略的进程，以及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期间军事战略的演进。与此同时，第一条线索又为第二条线索服务，因为日本国家战力的塑造是伴随国家战略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其最明显地体现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具体而言，本书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战力塑造方面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了什么？塑造了哪些方面的战力？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对于之前的战力塑造进行了怎样的审视？日本的战力塑造与战略缔造有什么样的关系？本书将展示，日本明治维新后，已存在一个引领全局的“经略大陆”思想，虽然它在1880年才最终被确认为国家的大战略目标，但该思想亘古流传并早已在维新领袖心中根深蒂固。在此大战略思想的引导下，日本主要通过“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来塑造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战力，由此迅速崛起并迈向军事帝国主义的不归路。与此同时，日本在准备挑起与清朝的战端之前，还在国际层面上进行了外交战力的塑造，万事俱备后，终于在1894年与清朝开战并取得胜利。然而，不速之客俄法德的强行干涉让日本还回之前夺取的辽东半岛后，日本便开始反思之前的战力和战略塑造，并以俄国为假想敌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准备。在对之前的战力战略进行审视后，日本得出结论：其一，在更新战力方面，尤其需进一步强化外交战力的塑造；其二，在更新战略方面，需缔造一套更为缜密的军事战略以应对比清朝强得多的沙俄帝国。以此为目标，日本通过全方位的战力更新，为新的军事战略提供了足够的支撑手段，终于大败俄国。
第二，就战略缔造方面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否存在一项国家大战略？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是否存在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军事战略？日本在这场战争后获取了怎样的经验教训？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又缔造了怎样的军事战略？日本在这场战争后又获取了怎样的经验教训？本书将展示，日本明治维新确实存在一段大战略由思想到具体国策的最终定格过程，而这与几个决定日本走向的关键人物密切相关，包括：宫廷贵族岩仓具视；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110]其中，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暗杀前，一直左右日本政局，同时得到岩仓具视和木户孝允的大力支持，致力于将日本的“经略大陆”思想政策化。虽然大久保利通于1878年被暗杀，岩仓具视于1883年、木户孝允于1887年相继去世，但他们的继承者与他们的思想相似，特别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国家政策指导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大陆政策”也终于在1880年山县有朋作为首相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得以定格。在此大战略指引下，日本缔造了“八二开占领”军事战略并于1895年大败清朝，此军事战略较好地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目标，却因其未考虑到西方列强的介入而未能达成既定战略目标。之后，在吸取前次失败教训而积极同英国结成同盟后，日本缔造了“四六开和解”军事战略以应对沙俄帝国，通过实现既定战略目标使日本一跃成为东方的最强国。
第三，就战略战术实践和战力迸发（即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具体是怎么作战的）而言。按照既有的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目标，日本具体进行了怎样的战略战术实践？其实践是否很好地遵循了国家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本书将展示，日本主要通过实践“八二开占领”军事战略的既定计划，较为容易地就击败了腐朽的清朝，而真正考验日本战力实践的是在应对沙俄的作战中。本书将主要选取旅顺要塞攻坚战、奉天陆地决战、对马海上决战作具体阐释：开战之初，日本海军首先发动了对旅顺港的进攻，虽在开战初期成功获取制海权并协助陆军登陆，但久久未能攻下旅顺港；为协同海军作战，日本陆军从陆地对旅顺要塞发起进攻，历经三次总攻失败后，终于在第四次总攻时攻陷旅顺要塞。接下来，在辽阳会战中，日本进行了以全部兵力攻击俄军鞍山阵地的“以点破面”战略实践，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迫使俄军撤退；为挽回部队士气，日军继续北上追击俄军，并在沙河成功击退俄军；日军和俄军在奉天展开最终决战，日本实施从背后及侧翼对俄军发动攻击的迂回战略而取得胜利，之后虽因兵力不足、弹药告罄而无力继续追击，但奉天会战的结束为日俄陆上大规模对决画上休止符。在最终的对马海战之前，日本先将伪装成大商船的铁甲舰部署在台湾以南海域，以造成日本海军主力将在那里截击俄军舰队的“迷惑战略”；对马会战当日，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实施了“L”形战术，集中优势火力对俄方舰船逐个击破，最终取得了辉煌战果。
第四，就战略遗训和启示以及日本帝国兴衰史的经验而言。日本在击败清朝后在战略缔造、战术塑造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同样，在战胜俄国后又有怎样的经验教训？日本崛起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通过日俄战争成就1905年的帝国辉煌，最后在1945年轰然倒塌，其兴衰又有怎样的教训和启示？本书将展示，日本在战力塑造方面，总体而言遵从了大战略手段符合大战略目标、手段之间相互平衡的战力塑造的应有逻辑，无论是为准备与清朝开战而进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战力塑造，还是之后进行战力更新尤其是对于外交战力的重新审视，都严格遵循国家大战略以及军事战略演进的需要，而在战力释放方面也较好地将其转化为军事需求进行释放。就战略缔造而言，可以得出两方面的战略启示：第一，从缔造的视角出发包括：日本制定了清晰而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并很好地选择了作战盟友；充分考虑到日本占有的两大优势，即在海权与陆权对比上海洋国家日本占优，在时间和空间上日本占优；选定优秀的战略指导者，设立作战大本营，实现陆海军联合作战；在日俄战争中进行了力获调停之承诺、争取战争贷款、派遣间谍这种完善战略形态的补充战力塑造。第二，从实践的视角出发，主要包括：明晰战役中打垮敌人这一目标的内涵；创新性地运用拿破仑和老毛奇的战争方式；充分调动了士兵的士气；幸运之神对于日本的青睐以及关于战争中“摩擦”的“天才”式应对。而纵观日本的兴衰，则可借用大战略理论对于统领一切目标的强调：国家根本目标是否正确合理。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的战力塑造，战争中的军事战略缔造和实践过程，确实成功地缔造了符合国家大战略目标的战略手段以及军事战略，这决定了其在两场战争中的胜利。但一个国家最后走向何方关键要看其大战略，若大战略的目标出现根本性错误，无论围绕大战略缔造的一系列战略有多么成功，最终都一定会走向灭亡。
二 研究要突破的难题
首先，该选题跨越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战略学等多个学科，如何实现各个学科理论与知识的有机融合，直接关系到论证的成功。
其次，由于笔者并非日语专业出身，因此在阅读以片假名和日语古语形式出现的日文第一手文献时，需花费较多时间。
三 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首先，研究视角的创新，即从大战略的视角，结合大战略、军事战略、战力三大要素进行研究，并以战力为研究重点。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就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是对日本兴衰、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历史性记载，从大战略的研究框架，将大战略、军事战略与作为大战略军事战略重要支撑之重要手段的战力三者结合的角度，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以既有大战略目标为引领进行的作为大战略手段的战力塑造，在战争前进行的从事现代大国间战争的军事战略缔造，并考察其在战争中的战区作战艺术及战力释放的文献并不多见，而这一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相关的研究只有几篇并未深入研究的论文。在国外，虽然有一些从战略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研究，但为数不多，而且将大战略与军事战略、战力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也十分缺乏。因此，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便在于试图以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将大战略与军事战略及战力塑造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日本是如何进行作为大战略手段的战力塑造以及如何成功缔造了现代大国间战争的战争方式和军事战略。
其次，对不对称冲突中弱者制胜动因分析的创新[111]。有关“不对称冲突”的研究，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学界对弱者制胜动因的分析，主要有三种不同视角：第一种是“实力视角”，例如以杰弗里·罗科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弱者制胜的关键在于得到外部援助。[112]第二种是“动机视角”，例如以安德鲁·迈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弱者的成功来自其对手发动战争时国内政治能力的不断损耗。[113]第三种是“战略视角”，例如以托夫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战略中最关键的因果机制是时间，如果双方采取相同的战略，那么弱者将无法抵抗强者的军事优势，强者可以赢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与此相反，如果双方采取不同的战略，那么强者的权力优势将受到弱者战略的削弱，从而导致战争过程的延长。而时间越长对强者越不利，对弱者越有利”[114]。前两种视角可用来解释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的机理，而第三种视角则与日本制胜的动因不相符合。本书将对第三种解释视角进行尝试性扩展，引入“空间”因素，认为在某些战争中“时间短、空间大”才是弱者制胜的法宝，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制胜的一大关键因素。
最后，对于日本具体军事战略实践案例的选择（这种实践战例选择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本书研究的重点——日俄战争方面）和展现某些不被关注但事实上十分重要的史实上的创新。第一，综观国内外对于日俄战争具体战斗经过的研究，大都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阐述双方的遭遇战。而本书所采用的案例选择研究方法，将突破中规中矩的时间顺序界限，试图以陆海军联合作战、陆军作战、海军作战三个分类标准为基础，分别选取各类别中的典型案例，深入研究日本在不同类别战斗中的战区作战艺术。第二，国内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研究大多忽视了不少未被关注但事实上极为重要的史实。比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解除当时第一军指挥官山县有朋的职务，以确保军事作战不会脱离国家政略的掌控；而在日俄战争中，尤其就战争的“偶然性”[115]问题而言，国内对于日俄战争中奉天会战的论述，大都忽视了日本之制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方指挥官最终下达了后撤命令这一偶然因素，若非如此，战斗后期兵员数量已大大少于俄军的日方可能会面临败北的结局；又比如，日方以陆海军配合所实施的旅顺要塞争夺战，并非如国内大部分著作所描写的那般顺利。通过考察原始资料，笔者发现，日本海军在战斗初期一再拒绝陆军援助，直到后来陷入旅顺港久攻不下的困境；在日军大本营强势干涉之后，日本海军才不得不与陆军协同作战。
四 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法（特别包括原始资料解读和案例分析法）
鉴于目前涉及本书主题的研究大多是就整个事件经过进行的历史考察，因此本书将主要从历史事实着手来进行研究（而事实上从史实中发掘战略逻辑和规律是战略理论研究的常用途径之一）。一方面，笔者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解读，尽量更为准确地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使研究结果比单单使用二手资料更为准确；另一方面，为加深读者对研究主题的理解，笔者在研究日军对俄军于具体战斗中进行军事战略实践与战力释放时，将不按照时间顺序对一场场战役加以陈述，而是从陆海军联合作战、陆军作战、海军作战三个大类中，分别选取典型案例以阐述日本在具体战争中的战略实践。
本书将从国际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史、日俄战争史、日本帝国兴亡史等多种史实中，挖掘日本在该时期的战力塑造、大战略及军事战略缔造。
2.关于战略的理论性提炼方法
由于国内涉及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军事战略缔造的文献不是很多，分条目详细陈列日本具体缔造了哪些军事战略的文献也不多见，因此本书将从相关的历史叙述中，依据重要性的先后次序，理论性地提炼出日本所具体缔造的军事战略。
3.层次分析法
本书所使用的层次分析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再到战区作战艺术的由大范围到小范围、由宏观到微观的层次分析；其二，单就日本军事战略缔造而言的层次分析。就后者而言，本书将借用国际关系研究中常用的包含系统层次（system level）、国家层次（state level）和个人层次（individual level）三个侧面的层次分析方法。具体而言，在系统层次中将主要考察日本在国际上进行的联盟、争取战争贷款等战力塑造，在国家层次中将主要考察日本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进行的国内多方战力塑造，在个人层次中将主要考察领导者的才能、素质、胆识等对军事战略缔造及日军在两场战争中取胜的影响。
[1]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
[2]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東京：原書房，1966。
[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明治篇（共45巻），東京：厳南堂書店，1997。
[4] 陆奥宗光著，明治期外交資料研究会編『日清講和関係調書集（第2巻）』，『蹇蹇録』，東京：クレス出版社，1994。
[5] 〔俄〕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
[6]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8]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0页。
[9] 尼科利斯克：海参崴以北约100公里的双城子。
[10]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1页。
[11] 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6——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
[12] 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3] 所谓“二重原理”，即作为“内部原理”，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叶蚕食、瓜分东方弱小民族和国家时，是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作为“外部原理”，欧美列强不承认被侵略的东亚国家享有完全的主权，它们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视为理所当然，在军事上则是赤裸裸地动用武力。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将前期“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传统思想自觉融入西欧国际体系之中：一方面，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都在致力于修订幕府时期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成为西欧国际体系“内部”平等的一员；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样利用“外部原理”，与近邻的朝鲜、中国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1876年）、《马关条约》（1895年）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强迫推行不平等条约。
[14]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
[15] 米庆余认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1868年到1879年的“失之于欧美，取偿于东亚”阶段；1878年到1910年的“大陆政策”形成与吞并朝鲜阶段；1911年到1933年的霸占“满蒙”、在中国占据“优势地位”阶段；1933年到1945年的蚕食华北、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阶段。
[16]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7] 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8] “陆奥外交”意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主张表面上对外修改西方列强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如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实际上甘于屈从英国以寻求国家出路之外交方略。
[19] “小村外交”意指在日俄战争前，为实现日本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实施的“日英同盟”方略。
[20]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1] 这种非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也许早在路德维希·德约的《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以及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中就有所体现，但中国人以著作的形式将其提出尚属首次。
[22] 盛欣等：《富士军刀——日本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解放军出版社，2002。
[23] 盛欣等：《富士军刀——日本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24页。
[24]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
[25]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第32页。
[26] John Whitney Hall et al.，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7]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2。
[28] 浅田喬二：『近代日本の軌跡10——「帝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
[29] 田中康夫：『戦争史』，東京：岩波書店，1932。
[30] 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帝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1] 该书较为准确地将日本的军国主义界定为：以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指世界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提出的强权扩张有理的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双倍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更大。简言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第3页。
[32] 米庆余主编《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3] 臧运祜：《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4] 米庆余：《现代日本“大东亚”战略的缘起》，《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7期。
[35] 桑田悦編『近代日本戦争史——日清·日露戰争』，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5。
[36] 桑田悦編『近代日本戦争史——日清·日露戰争』，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5，第117頁。
[37] 桑田悦編『近代日本戦争史——日清·日露戰争』，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5，第95頁。
[38] Yoji Koda，“The Russo-Japanese War：Primary Causes of Japanese Succes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58，No.2（Spring 2005）：11-44.
[39] Paul Giarra，“Why Tom’s Harsh Assessment is off the Target，” Th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Accessed September 14，2012，http：//ricks.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4/07/.
[40] 島貫重節：『戰略·日露戰争（上、下）』，东京：原書房，1981。
[41] 島貫重節：『戰略·日露戦争』（上、下），東京：原書房，1981，第19頁。
[42] George Grey Aston，Letters on Amphibious Wars（London：Murray，1911）.
[43] George Grey Aston，Letters on Amphibious Wars（London：Murray，1911），pp.164-166.
[44] George Grey Aston，Letters on Amphibious Wars（London：Murray，1911），p.220.
[45] 〔日〕大桥武夫：《战略与谋略》，古月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46] 参见〔日〕大桥武夫《战略与谋略》，古月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第1页。
[47] 〔苏〕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俄文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48] 井口和起：『日清·日露戦争』，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
[49] David C.Evans and Mark R.Peattie，Kaigun：Strategy，Tactics，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1941（Annapolis：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8）.
[50]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51] 夏朝丰：《日本近代以来发展战略探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2] 关捷、穆景元：《日俄战争辽阳会战始末》，《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3] 王健：《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争夺战》，《沧桑》2010年第5期。
[54] 马骏：《日俄旅顺要塞争夺战剖析》，《军事历史》1991年第2期。
[55] 王强、康磊、杨晓东：《巅峰之战——战列舰时代的东乡平八郎与对马海战》，《国防科技》2005年第2期。
[56] Darrel H.Zemitis，“Japanese Nav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atttle of Tsushima，” Military Review，Nov./Dec.2004：84，6；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57] 五十嵐憲一郎：「帝国陸海軍の情報と情勢判断-北清事変から日露戦争へ-」、『防衛研究所紀要』，防衛研究所創立50年記念特別号，2003年3月。
[58]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
[59] 所谓两面性特征，是指日本对欧美及俄国屈服的一面，以及作为前者补偿的日本对朝鲜、中国侵略的另一面。〔日〕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30页。
[60]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30页。
[61]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63页。
[62]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75页。
[63] 〔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
[64] 〔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第12、51、98、144、202页。
[65] 〔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
[66] 〔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第18页。
[67] 华族，指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
[68] 士族，明治维新后授给武士阶级的族称之一，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
[69]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商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27页。
[70] 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と日本軍隊』，東京：立風書房，1988。
[71] 所谓“两重帝国主义”，是指俄国在同日本国内的两股力量进行战争，第一重是以天皇为代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第二重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资产阶级所表现出的早期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便成为帝国主义）。
[72] 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と日本軍隊』，東京：立風書房，1988，第4～7頁。
[73]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74] A.D.Harvey，“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5：Curtain Raiser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Wars，” RUSI Journal，Dec.2003：148，6；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pp.58-61.
[75] A.D.Harvey，“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5：Curtain Raiser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Wars，” RUSI Journal，Dec.2003：148，6；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p.58.
[76] A.D.Harvey，“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5：Curtain Raiser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Wars，” RUSI Journal，Dec.2003：148，6；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p.61.
[77] John M.Sappenfield，“What Naval Lessons Should Have Been Learned by Russia and Japan，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Accessed July 19，2013，http：//www.russojapanesewar.com/sappenfield-1.html.
[78] Andrew A.Torelli，“Evaluate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the Principle Strategic Options Open to Russia for the Use of Its Navy during the War，” Accessed July 24，2013，http：//www.russojapanesewar.com/torelli-1.html.
[79] 偕行社是日本的财团法人，由防卫省和厚生劳动省共同管辖，是运去日本帝国陆军将校以及现在的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干部自卫官的亲陆军组织。《偕行社记事》由偕行社编辑出版，其中包含多篇与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相关的文章，本书所参考的文章是其中一篇由日文翻译成英文的资料。
[80] “Modern Tendencies in Strategy and Tactics as Shown in Campaigns in the Fareast，” Accessed March 29，2013，http：//www.russojapanesewar.com/，od-tend.html.
[81] 戸川猪佐武：『山県有朋と富国强兵のリイダア』，東京：講談社，1981。
[82] 豊田穣：『桂太郎と日露戦争将軍たち』，東京：講談社，1981。
[83] 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4] “Why The Russians Lost in The Recent War”，Accesed March 29，2013，http：//www.russojapanesewar.com/nysun.html.
[85] Timothy L.Francis，“Military Victory，Psychological Shock and the Imagination：Why the Japanese Succeeded at Portsmouth，” Accesed January 24，2014，http：//www.russojapanesewar.com/francis.html.
[86] 汤重南：《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研究》1999年第4期。
[87] 汤重南：《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人民论坛》（双周刊）2007年第1期。
[88] 冯玮：《论日本“西学”和殖民扩张主义的内在联系——对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历史考察》，《日本学刊》2000年第6期。
[89] 苑基荣：《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2期。
[90] 周永生：《日本“大陆政策”思想探源》，《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
[91] 鲍玲：《日俄战争对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日本研究》2000年第4期。
[92] 刘焕明：《日俄之战与“大陆政策”——日俄战争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93]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82。
[94]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
[95] 参见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第76页。
[96] 按照时殷弘教授的观点，评析一个大战略是否成功应该从四个理论视角出发：“（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互相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尤其避免军事考虑压倒一切。”时殷弘：《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11期，第28页。
[97] 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8] 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99] 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0] 〔英〕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01]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2]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译序，第6页。
[103] 〔美〕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04] 〔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05] 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6] 参见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作者序，第6～8页。
[107]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
[108]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14页。
[109] 1890年3月，山县有朋在其对外政策意见书《外交政略论》中提出了保卫日本“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等。参见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76，第196～200頁。
[110] 萨摩、长州、土佐、肥前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西部的四个大藩，四藩的武士在倒幕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1] 中日甲午战争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一场不对称的对抗，或者即便算也应该是日本的国力强于当时的清朝，但日俄战争绝对可以算是日本挑战实力远胜于自己的沙俄帝国。
[112] Jeffrey Rocord，“Why the Strong Lose？”，Parameters，Vol.35（Winter 2005/06）：16-31.
[113] Andrew Mack，“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Vol.27，No.2（1975）：175-200.
[114] Ivan Arreguin-Toft，How the Weak Win Wars：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48.
[115]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如果要最浓缩地概括，那就仅仅三个词——暴力、政策（或政治）、偶然性。”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