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进入80年龄段以后，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不再是运动员，不再是教练员，更不是裁判员，而只是拉拉队员。只要是有意义的活动，如果需要我帮着助威，我一般都会参加。

因此，这些年我也很忙，去过国内外许多地方，也讲过许多话。忙些什么？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主题。

一个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警惕因科技高度发展而形成的自我膨胀，提倡环境保护，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地球与宇宙和谐相处。要知道，人现在已很难自封为“万物之灵”，反而很像是“万恶之源”，人到哪里，哪里就遭殃，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恶行还不仅限于地球，现在已经扩大到太空了。如不痛自猛醒，改恶从善，其后果必然是自我毁灭。对于这样严重的人类文明危机，我们能够甘于噤声吗？

另一个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残余影响，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促进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和谐共处。今年（即2009年），我第一次参加祭黄帝陵，随后又参加祭炎帝陵，而过去我都是不参加的。现在为什么参加？我有自己的动机，就是去向这些大型活动的主办方与主要策划者坦诚进言。因为他们成天讲“黄帝”、“炎帝”、“炎黄子孙”，举办大型祭祀活动，规格从民间到官方，从省级到国家级，隆重之至，风光之至，可是似乎很少考虑有些少数民族的看法，难道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失落感吗？所以，我提倡新黄帝观、新炎帝观，让慎终追远的祭祀文化更具包容性，覆盖面更宽，特别是在文化符号方面要增添更多的民族团结与和睦的良好因素。

此外，过去这一年，我还不断痛陈教育积弊，特别是批评教育部。在这个方面，我很感谢广东，因为广东有一个好刊物《同舟共进》。有些文章我在别的地方难以发表，即使发表也把棱角都磨光了，变成淡而无味的温吞水。但是《同舟共进》不一样，我有篇文章原来题目是“高校‘跨越式发展’平议”，言辞颇为尖锐；他们不仅全文照发，而且还把标题改成更醒目的“是谁在‘折腾’中国大学”，矛头直指教育部，因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我就是这样忙忙碌碌过日子，不仅没有做好拉拉队员的本职工作，而且还招惹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很像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向风车开战，自认为是为理想与主义而斗争，却很难有多少实际成效，只能说是自讨苦吃。

也正因为如此，我参加“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事前确实来不及认真准备，只能谈一点浮浅的感想。

首先，我很高兴看到珠海如此重视文化学术的建设。从容闳研究开始，到留美幼童与留学教育研究，再到现在的“近代中西文化走廊”的区域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可以说每一步都提升一级台阶。我自己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个历史过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特别是“近代中西文化走廊”历史概念的提出，具有极为深远的文化学术发展战略意义。

其次，把珠海与澳门看做“近代中西文化走廊”，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我常说，过去对这两个地方的看法有些不公平，譬如说重香港、轻澳门，重中山、轻珠海，把澳门看做乡村，甚至把珠海的过去贬低为荒凉的渔村。其实澳门接受欧洲文化影响，远远早于香港；而珠海本来就是香山与香山文化的主体，而作为行政区划变更后新设的中山市，其初始无非是岐关。人杰地灵，中山受惠于历史伟人甚多，但却不免使珠海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珍惜历史，从既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发掘“近代中西文化走廊”的真谛。

人们习惯于把珠海视为“边缘地区”，恐怕连许多珠海人也有如此看法。其实，如果从文化版图变易的全局来看，“中心”与“边缘”从来都是相对的。在长期封闭的传统文化格局中，岭南仿佛是绝对的边缘，是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原文化的传播终点，但实际上它在近代又因为区位优势而开风气之先，成为接受西方文化的起点。正是由于过去的边缘地位，岭南文化除了自身固有的区域文化生态以外，对于异国异质的先进文化，必然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我认为，对于珠海、澳门地区的文化生态与发展趋势，也应该作如是观。

珠海地域不大，历史曲折，但现在可以说是珠海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时期。珠海的文化学术建设也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迎着潮流而上，攀登新的制高点。如果珠海能够抓住这个战略转折点，与欣欣向荣的澳门密切合作，并且团结国内外各界先进人士，不断发展壮大研究队伍，则珠海的明天更将大有作为。

会议已经圆满结束，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即将结集出版，编者向我索序，因此欣然命笔，简述拙见，以求教于各方先进，尚祈不吝教正。

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资深教授

章开沅

己丑冬于白云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