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水路交通

澳门由古代的一个渔村变为外贸大港口，各种大小船舶一直是主要的对外交通运输工具。[13]早在清乾隆时代的前期，即公元18世纪中叶，澳门的对外水上交通已有“省渡、石岐、新会、江门渡”。[14]

19世纪末，澳门的贸易地位虽然已被香港和其他对外通商口岸超越，但来往省澳的旅客数字仍然相当可观。当时在澳门出版的报纸提到：

其往来省澳者，即系白云、前山、新洲三船以上。省港澳各船俱挂英国旗号。本年轮船所载华客，往香港者五十六万三千五百十八人；往澳门者四万四千三百三十九人；由港来省者五十二万三千八十三人；由澳门来省者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一人；洋人不在此数。[15]

简单计算即可得知，光是乘船往来省澳两地的旅客，一年内已有9万余人次之多。要知道水上交通的具体情形，还可以参考1895年澳门的一些统计数字：

船只：查本年出入内地华船计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四只，共载重八十二万四千七百七吨。旅客：本年入内地者共十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一人，出内地者共十一万五千八百九十四人。[16]

如果上述统计数字正确，则可以将1895年经水路出入澳门的旅客总人数248085人次减去经水路往返省澳的总人数91320人次，得出156765人次的余数。这15万余人次是1895年进出澳门关闸及往来香港、外埠的数字，还未包括由澳门陆路进出关闸及乘船往来香港、外埠的旅客。但从当时的一篇关于香港人来澳门参加康乐活动的报道中，也可看出港澳水陆交通已十分便利：

是晚香港各西人搭附河南火轮来澳者更繁……[17]

据《澳门政府宪报》1878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当年澳门﹑氹仔﹑路环岛华人总共有63532人，[18]加上葡萄牙人和其他国籍的居民，约有68086人。[19]直至1908年，澳门的人口也不过74560人。[20]以这样小的人口基数，而有如此可观的客流量，可见当时的对外交通已相当发达。由于珠海与澳门水陆相连，珠海居民经澳门乘船外出十分方便，因此，澳葡当局的水陆交通统计数字之中，也包括一部分珠海居民。

博彩业合法化之后，除了香港、省城广州这两条主要航线之外，澳门与外地的水路交通还有以下航线。

（1）澳门至新会双水口。据《华字日报》1901年7月4日载：“专司侍役茶水等件，招呼妥当。船每到澳门有码头湾泊，在渡歇宿，均听客便，每位收水脚银五毫。”[21]

（2）澳门至顺德龙江。《镜海丛报》1895年1月9日载：“龙江向有渡船来澳，多载丝斤。前因被飓受累，兹特改用小轮拖带……藉便商旅。”[22]

（3）澳门至南海九江。《广东日报》载，1904年，有“穗源渡”往来澳门至南海九江，前赴港澳两地。[23]

（4）澳门至罗定。《广东日报》载，1905年左右，为了方便草席的起卸，“省港澳门各轮船公司在罗定河面设木牌一座”。[24]

（5）澳门至赤溪。金武祥《赤溪杂志》载，“赤溪有澳门、江门两渡船，至澳门者约五日往返一次，生意较盛”。[25]

（6）澳门至西江各埠。据《申报》1905年2月17日《轮船由澳门来往西江各埠专章》载，“常川来往﹐可上下客货”。

19世纪末，澳门唯一的中文报纸《镜海丛报》，发行地由澳门、前山、石岐、佛山、省城广州，而至香港、厦门、福州、上海。如果没有相对便利的交通网络，这份周报是无法按时送达读者的。

由于船只进出频繁，而澳门的航道淤塞严重，澳葡政府常要疏浚河道。1883年9月16日，澳门有951名市民向葡萄牙王室写信，提出要以博彩收入整治航道。[26]1895年6月，香港某轮船公司禀呈澳督，要求澳门政府疏浚航道，以利商轮进出。[27]到了1890年，政府又修建了连接澳门与青洲岛的海堤。[28]1909年3月，澳府开投浚港工程，“拟令澳门海面之深处，能容外洋之寻常轮舶驶入”。[29]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华侨实业家回国投资。次年（1908），香山人王诜和美国侨商伍子政等集股在香洲开埠，于1909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香洲开埠后一段时间内，商业兴旺，有大小铺户1000多间。时任香洲埠公所总理的王诜为了增加香洲新埠的客流量，向粤省劝业道提出申请，由商人曾桂芳开设拖轮，由香山大涌、石岐往来香洲。[30]

香洲开埠之事因香洲火灾、埠商和地方乡绅内讧、投资者转移资金以及辛亥革命爆发等复杂原因而失败。不久，又有官员打算在距离澳门70余里的香山县南水乡再开辟一个新的商埠。[31]不过，由于南水乡所处地点过于偏僻，加上香洲开埠的事情未办好，朝廷不再支持，南水开埠之议后来也不了了之，逐渐变成一个渔村。而澳门的近代水陆交通，则日益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