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洋文化是珠海历史文化的特点

海洋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特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2]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偏见，即认为中华古老文明基本是农耕经济的产物，与海洋文化无涉，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成了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黑格尔就曾经断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而言，“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3]美国出版的一本《世界通史》也武断地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习于航海”。实事上，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沙丘遗址中丰富的文化遗迹遗物，对上述错误观点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仅有灿烂的农耕文明，而且有着灿烂的海洋文明。珠海、澳门等地发现的沙丘遗址中的遗迹、遗物反映出海洋文化的流动性、开放性、冒险性、商业性、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

南海北岸及近岸岛屿历来是海洋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纵观珠海6000年历史长河，海洋文化始终是主线：

（1）在先秦时期，珠海、澳门众多沙丘遗址反映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早期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

（2）在汉唐时期，珠海、澳门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3）在宋末元初，珠海、澳门见证了一个历史朝代的更替，以及海战、人口迁移和文化的传播，在历史上重彩浓墨；

（4）在明清时期，珠海和澳门是中国了解和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

（5）在近现代史上，珠海产生了许多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

（6）当今，珠海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人类活动的各个历史时期，珠海都发出海洋文化的光芒。

（一）珠海早期海洋文化

海岸和海边是气候最为敏感的地区。很久以前，天气曾经十分寒冷，大量液态水结冰成固态水，海平面比现在低100多米，包括现在珠海、澳门在内的广大沿海地区，当时都处于离海岸较远的丘陵地带。发展到距今1万多年前，第四纪冰期过去，大地回暖，大量冰水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大片丘陵被水淹没，至距今六七千年前，海水上涨势头稍见停止，海平面在今天所见的高度上下波动，保持相对稳定。这时的澳门、珠海等地也已经从早先的丘陵地带成了今天所见的岛屿。

这也是大自然的造化。在海岛的周围往往造出大小不等的海湾，海湾之上往往容易形成沙丘、沙堤。考古学家在环珠江口地区经过大量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竟然在一些沙丘、沙堤上发现了早期人类的住房、烧灶、陶窑、制玉作坊、制铜作坊、石器制造点、墓葬（有的地方还发现相关的大型墓地）、石刻岩画和大批的陶器、石器、玉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及装饰品。这是一种十分有趣、有特点，长期不为人们所熟识，而又引人入胜的人类文化现象。这就是史前时期的沙丘遗址。[4]

目前的资料表明，沙丘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是环珠江口地区。在这一带已经发现类似的沙丘遗址几百处，仅在珠海目前就已发现79处，澳门发现6处。[5]也许珠海、澳门等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很悠久，但是，由于海水的上涨，早先的人类活动遗迹大都已经被淹没。同时，海边和海岛地区是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曾经受到严峻考验。以至于我们在近几十年才逐步了解到距今6000多年至距今3000多年前后，在环珠江口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客观现实，并将人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推前到距今6000多年前，填补了3000多年的历史空白。

南海海岛居民先秦时期在沙丘上所创造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点，与中原地区及长江流域先秦居民所创造的农业文明有所不同。距今6000多年前，人们选择海湾沙丘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充分利用海湾内丰富的鱼类资源，以及海湾附近岛上的动植物资源，很顽强地生存下来。海岛先民在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也有惊人发明和创造。

最早的沙丘居民就已经是捕鱼高手，他们有了可以在近海上活动的渔船。在距今4000年前后，沙丘居民已经掌握水上停船技术，宝镜湾遗址等地出土了当时的大型石锚，[6]这可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后来的水上交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渔业在环珠江口地区最为兴盛，从目前出土的数千件渔网部件——沉石、网坠数量就可知当时的生产规模已为全国之最。沙丘先民有其精神追求，他们在其居住地附近凿刻出巨型岩画，这是一种与用颜料涂绘的岩画不尽相同的遗存，上面保存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积淀，成为我们走近古人的一座桥梁，了解古人的一扇窗户。石玦与石环是沙丘遗址中较为常见的物品，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的作坊。石玦与石环质地以石英为大宗，另有玉石、玛瑙、水晶及各种美石，这些具有装饰用途的石制品已经被沙丘先民用于祭祀活动，也可能作为商品参与交换。生活方面，除了具有与中原地区相同的以纺轮所代表的纺织布之外，在沙丘遗址早期还存在一种树皮布石拍所反映的无纺的树皮布。陶器是主要的生活用品，在早期阶段陶器就已经分为两组风格的器物，一组是以彩陶和白陶为代表的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器物，而另一组则是以夹砂陶为主的本土文化器物。陶釜是海岛先民的主要炊器。中原地区最为常见的陶鼎，在这里极为鲜见，釜、盆、豆、罐、杯是陶器常见的器类和组合。这里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铸铜石范，这些铸铜石范被称为岭南地区较早的青铜文化物证。

（二）珠海海洋文化的发展

（1）汉唐以后，珠海、澳门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一站。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养蚕业的国家。在西方国家还不懂得养蚕和丝织之前，中国的丝织品被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视为不可思议的珍贵物品，竞相追求，纷纷以本国的特产交易中国的丝绸。这条中西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世代相传，被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被称之为“陶瓷之路”，中国大量精美的陶瓷制品也是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通道与外交流。“丝绸之路”有陆路和海路两条。珠海、澳门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道、补给站和避风港。

这一地区的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珠海、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1986年，在外伶仃石涌湾采集到一件汉代的陶罐残片，仅剩陶罐的口沿和肩部，是西汉时代的物品，肩部上纵刻“朱师所治”字样，字体大小在1.5厘米～2厘米之间，朱师为陶工的名字，此器料为地方私营作坊所制造。这件陶器残片上的文字，是环珠江口迄今发现最早的汉字之一，这反映了西汉期间汉文化的渗透力和当时居民的商品意识。汉代珠海一带的渔业经济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工具也有改进。渔网上的坠子，一改从前石制品的单一制式，而是大都采用陶制，使坠的大小和重量更为均匀。

虽然丝绸的保存相对困难，但与丝绸一道销往西方的陶瓷则经得住时间的磨损。在中国东南沿海至西沙群岛，渔民在浅水作业时常捞到唐宋及以后的外销陶瓷器。这证明了中国海上陶瓷之路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早期频繁的贸易关系。1969年在金湾区南水镇蚊洲岛北面沙滩里发掘出212件青瓷碗碟，1977年及1984年珠海渔民在外伶仃岛海域和荷包岛海域作业时曾捞获两批唐代陶瓷。大量打捞出水的青瓷碗碟、四系罐和青釉瓷碗，是海上交通的重要证据。

（2）在宋末元初，珠海、澳门见证了一个历史朝代的更替，以及海战、人口迁移和文化的传播，在历史上重彩浓墨。香山原是一个海岛县，珠海原属香山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百越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珠海属于南海郡。汉初赵佗占领桂林、象、南海三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珠海属南越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复置南海郡，属番禺县地。晋以后珠海为东官（莞）郡地，隋属宝安县地。唐至德二年（757），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并开始在今香洲山场设置香山镇，珠海为东莞香山镇管辖。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将原属于东莞县的香山寨地方划出，又从南海、番禺、新会3县划出沿海地方，设立香山县。最初香山县城设在山场（今梅华路古元美术馆前一带），后迁至石岐。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改为中山县。1952年设立渔民县，1952年正式命名珠海县，1979年升格为珠海市。

同治、光绪时期的《香山县志》均载：唐代以前就有人在这里聚居，围海煮盐，取名金斗湾盐场。《广州府志》载：“北宋末，距香山横石矶（今中山横门）偏南约百里之釜涌镜，海隅有银矿，庶民争赴开采，至有举家迁徙者，皆聚居于海边之渍地，村民晨昏轮番入矿，挖百镪甚多，皆船运至府西之彩虹坊，由官窑鼓铸成银……”这大概是历史上珠海银坑村得名之由来。在珠海海域，曾经发生过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海战，惊天地泣鬼神，波澜壮阔。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谢太后率百官向元军投降。杨淑妃则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部分大臣南下闽、粤继续抗战。景炎二年（1277）十月，宋端宗赵昰和卫王赵昺在左丞相陈宜中、少傅兼枢密副使张世杰等将相簇拥下，率20多万宋军，1000多艘船从福建逃至珠江口，在香山岛与元军交战，失利后退至九澳岛和横琴岛。1277年12月宋军移舶大横琴岛深井澳，宋端宗舟破溺水惊吓成疾，后撤退至今湛江市的硇洲岛。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驾崩，张世杰、陆秀夫拥赵昰为帝，改元“祥兴”，折回崖门，建行宫、军屋，训练士卒，制造舰船、兵器，开辟集市方便交易。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挟持文天祥到珠江口劝降张世杰，文天祥英勇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1279年2月6日，元兵大举进逼崖门，张世杰率宋军战舰千余艘抗御失败，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张世杰失败后率余部突围西撤，准备重整旗鼓再战，不幸遇飓风，坠海死于海陵，尸体由其部属寻获火化后，函骨葬于潮居里赤坎村（今斗门黄杨山麓）。

宋元海战给粤东沿海和珠江口各地留下大量历史遗迹，珠海金湾区平沙镇大虎水井口遗址出土的瓷器、铁器及附近采集到的近千枚铜钱可能与宋元交战有关。

南门菉猗堂就是为纪念斗门赵姓四世祖赵梅南所建。菉猗之名源于《诗经·淇奥》：“瞻彼淇奥，菉竹猗猗。”赵梅南（1296～1365年），元朝诗人，宋魏王后代，为人有气节，不求做官，一生爱竹，隐居于潮居里（今斗门赤坎村），著有《菉猗诗集》，建“菉猗书亭”。他带领子孙扎根于此，开辟在斗门地区的基业，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明景泰五年（1454），其曾孙赵隆在南门村建菉猗堂以示对祖先的纪念。该建筑三进三间，中轴对称，龙舟脊，蚝壳墙，整体结构严谨凝重，古朴典雅，体现了珠江三角洲古建筑的典型特色。现在，这一建筑保存完好。2008年，菉猗堂及建筑群（包括赵氏祖祠、逸峰赵公祠、崐山赵公祠）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3）明清以后，珠海、澳门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澳门本是香山县南部的一个小岛，后来，因西江堆积的泥沙，澳门与大陆之间冲积出一条沙堤，称之为莲花茎，使其成为可与大陆相通的半岛。长期以来，这里的历史文化与香山相同，直到大约1550年代初葡萄牙人通过贿赂中国官员，被同意进入澳门贸易。葡人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房屋，移植文化，使澳门成为一个中西合璧的城镇。明清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澳门的行政管理。西方的科学文化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产生重大影响，培养了一批有实学精神的思想家、科学家，而中国的儒学和生活时尚也通过澳门传入欧洲，形成汉学热。澳门的区位优势让珠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地区。珠海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中国留学英国第一人黄宽，洋务运动的先驱唐廷枢，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徐润，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文坛奇才苏曼殊，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苏兆征，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人民艺术家古元，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著名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改革家韦悫等10多位珠海名人被《辞海》所登录。还有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等数以百计的珠海名人已经载入史册。这些敢为天下先的珠海名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并成为中国民主共和进程的重要推动者。最近，珠海的苏兆征、容国团分别被中宣部、中组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家中央机关推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这些都是珠海、澳门这块土地上，吸收着海洋文化的营养而培养出来的民族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