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边境贸易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边境贸易可以分为1980年前后两大阶段。其中，1980年前的阶段又可以分为1962年前后两个阶段，1980年以后的阶段又可以分为1999年前后两个阶段。在1962年前和1999年后的两个阶段，边境贸易均占据西藏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
一 从和平解放到1980年的边境贸易
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为标志，可以把这一时期西藏的对外贸易分为两个时段，前一阶段从西藏和平解放至1962年，这一阶段西藏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属于边境贸易；后一阶段从1963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之所以把时间外延到1980年，而不是以1979年作为第二阶段的终点，是因为西藏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和整个经济的对外开放是在1980年后才真正展开的。
1.和平解放至1962年西藏对外贸易的起落
由于一直到和平解放时，西藏还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当时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国家一度在内地组织货源，经香港运抵印度噶伦堡，转运亚东，再用牲畜驮运至拉萨等地。由于交通困难，以致中央代表入藏和达赖喇嘛进京也都要取道印度经亚东到拉萨。
在这种交通条件背景下，从和平解放到1954年，西藏的外贸逆差一直很大。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才可以把收集和制成的银圆运入西藏，以平衡一般商品的贸易差额[39]。
这一时期，西藏的对外贸易全部属于边境贸易，而且贸易对象主要集中于印度，贸易通道主要是亚东。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羊毛，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大米、面粉、椰子油等粮油食品以及一些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油、煤油等。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的贸易格局变化不大，基本维持了和平解放前的局面[40]。
按照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1953～1962年10年间，西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524万元，其中出口额为7058万元，进口额为4466万元，总体为顺差。其中1953～1955年及1962年4年为逆差，1956～1961年6年为顺差（见表2-4）。需要指出的是，据统计，1955～1960年共出口银圆4679万元（相当于出口白银），所以所谓顺差并不是普通货物进出口的顺差[41]。此外，所统计的进出口数额均不包含当时被称为边境小额贸易的边民互市贸易额，而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边贸进出口额。
表2-4 1953～1962年西藏的边境贸易
从表2-4可以看出，1958年后特别是1960、1961年西藏进出口贸易总额急剧下降，特别是进口额下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所谓西藏与南亚贸易中的印度因素。由于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印度挑起中印边界争端，中印两国关系恶化，印度把恶化的两国关系扩大到了贸易领域。首先，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一年中接连发出4个对西藏的禁运规定，禁止粮食、钢铁制品、汽车零配件、水泥、汽油、煤油、农具、工具、糖、茶、木料等向西藏出口；其次，在乃堆拉山口刁难和阻挡西藏商队，并限制中国驻印度商务代理处的正常活动；最后，拒绝对替代即将到期的1954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协议进行谈判，堵死了两国通商的大门。1962年底，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完全封锁了印度与西藏的一切交通往来，断绝了西藏与印度的通商贸易。至今，所谓印度因素仍然是影响西藏边境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2.1963年至1980年西藏边境贸易的发展
1963～1980年，其间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西藏社会经济仍在曲折中取得了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和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公益性事业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1963～1980年，西藏GDP年均增长7%，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63年的1.93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4.64亿元，年均增长5.3%；工业增加值从1963年的500万元增加到1980年的8000万元，年均增长17.7%；职工人数从6万多人增加到19万多人。这一时期，中央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援，中央财政补助共计40多亿元。在地方经济较快发展和中央财政支持下，西藏的对外贸易同样也在曲折中得到较快增长。1963～1980年，按当年价格计算，西藏进口年均增长率为6.2%（见表2-5）。
这一时期，西藏对外贸易的最大变化，就是开始了经内地沿海口岸的远洋贸易，即后来所说的一般贸易。这一时期，西藏按计划经济原则组建了地方外贸机构，具体业务由国家专业外贸公司代理，不仅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进口，而且也通过这种方式组织出口。据《西藏经济简史》提供的资料，1963～1981年，西藏共提供出口货源1.47亿元，主要产品为绵羊毛和中药材[42]。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部分出口在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并未得到反映，在出口一栏只记录了边境贸易的出口额，而这部分出口额远小于全部进口额，以致西藏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77.83%（见表2-6）。但如果考虑上述西藏所提供的出口货源，那么从整体看，西藏的外贸逆差会少得多。
表2-5 1963～1980年西藏的外贸进口额
表2-6 1963～1980年西藏的对外贸易
在边境贸易方面，由于中印边境贸易中断，边境贸易全部转向了与尼泊尔的贸易。1965年，随着拉萨至樟木的中尼公路全线通车，樟木口岸成为最主要的贸易通道。西藏的边境贸易进入了以尼泊尔为主的时期，贸易方式以易货贸易为主，部分商品支付外汇，1972年改为用每年30%的外汇支付。
这一时期西藏边境贸易的规模明显下降，规模最小的年份出口额仅有35万元，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有所恢复（见表2-7）。1963～1980年，西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845万元，其中出口为2731万元，进口为4114万元，逆差为1383万元。1970年代后，边境贸易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盐粮交换下降，出境产品主要有绵羊毛、皮张、活畜、轻纺产品；进境产品主要有粮油食品、耕牛、轻纺产品、民族用品。
表2-7 1963～1980年的西藏边境贸易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西藏对外贸易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外贸规模增大，1963～1980年贸易规模年均增长率达6.8%；二是贸易逆差很大；三是进口以远洋贸易为主；四是由于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且数额较大，边境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总体来说有所下降；五是边贸出口额比重高于进口额比重，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比重只有7.21%，远低于一般贸易（见表2-8）。
表2-8 1963～1980年西藏边境贸易占西藏对外贸易的比重
二 1980年以来西藏的边境贸易
改革开放后，随着体制变革释放出活力，西藏的边境贸易像其他事业一样获得了迅速发展。由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政策不同，西藏的边境贸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为1981～1998年。在此期间，边境贸易发展虽然很快，但一般对外贸易发展更快，以致边境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下降。到这一阶段的末期，即1997年、1998年，边境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仅为3.05%和7.12%。
第二阶段为1999～2011年。在这一阶段，边境贸易发展快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达到2/3以上。
我们这样分阶段的另一个原因是，自1999年起，边境贸易由原为外贸部门统计转为由海关部门统计。
以下将从边境贸易的规模与速度变化特征、产品结构特征及口岸发展平衡性特征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边境贸易发展的总体格局进行探讨，以发现支配西藏边境贸易发展的规律性因素，为其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一）1981～1998年边境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允许尼泊尔、印度、不丹、锡金和缅甸的边民到西藏边境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也允许西藏边民出境交换，取消了过去有碍边民贸易的规定。
同年9月，为鼓励西藏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国务院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海关征收进口税办法》（国发〔1980〕243号）所附的《西藏地区进口税则》（简称“西藏小税则”），不仅对许多商品施行免税，应税的商品税率也大大低于全国统一税则，并确定进口税留缴西藏地方财政，关税减免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这一政策对西藏发挥沿边优势、发展边境贸易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1986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又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关于发展邻国贸易的暂行规定》，规定向邻国出口所得外汇，全部留给创汇单位。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1980年后，特别是“七五”期间，西藏的边境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见表2-9）。
表2-9 1981～1998年西藏边贸与外贸年均增长速度
从表2-9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藏的对外贸易整体发展非常快，按累计法计算，以人民币计算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43.97%，其中，出口年均增长40.51%，进口年均增长64.24%，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20多个百分点。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41.42%，同样是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二者总体上均表现为逆差，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对外国产品更是这样。
不同之处在于，“七五”期间边境贸易增长速度远超过对外贸易总体增长速度，其中边境贸易总额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95%，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年均146.61%。这说明，在商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上，进口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
而1990年后，同样是在政策的推动下，西藏对外贸易格局由以边境贸易为主转为以一般贸易为主，出口市场由历史上的印度、尼泊尔，扩大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总体仍为逆差。具体原因是，这一阶段允许出口企业利用西藏的外贸指标，通过外引内联与沿海企业合作经营，组织进出口。因此，“八五”时期，西藏的对外贸易总额增速达到年均78.67%，进口额年均增速达到了99.17%。而边境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仅为13.01%，在这样一种增长格局下边境贸易占全部外贸总额的比重必然大幅下降（见表2-10）。
表2-10 1981～1998年西藏边境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
尽管如此，从边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例即外贸依存度看，截至“八五”时期，以边境贸易表示的外贸依存度仍然是上升的，说明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当然，以外贸总额表示的外贸依存度更高，“八五”时期达到了22.78%（见表2-11）。这些数据表明，不论是边境贸易还是整个对外贸易的规模都绝对地扩大了。
表2-11 1981～1998年西藏外贸与边贸对GDP的依存度
从进出口的产品结构看，这一时期的变化也较为明显。1980年以后，边境贸易的对象仍以尼泊尔为主，对尼贸易占边境贸易总额的90%以上。但是西藏扩大了内地轻纺产品对尼的出口，从尼进口的商品除粮食以外，转口印度的民族商品也占一定比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与尼泊尔的边民互市贸易增长迅猛，数额几乎达到小额贸易的2倍[43]。
到了1990年代，随着一般贸易的发展和贸易对象国的改变，西藏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上述从内地采购的轻纺产品外，出口的大宗产品主要还是粮油食品及畜产品，进口的大宗产品主要有汽车、机械类产品、钢材和化工原料。1995～1998年，仅汽车及摩托车一项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就达12%，价值2422万美元；进口其他机械类产品1802万美元、钢材1572万美元、化工原料1123万美元，分别占这几年进口总额的8.9%、7.8%和5.5%[44]。
（二）1999年以来边境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
为了重返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外贸政策逐渐与国际接轨，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转为需求不足，西藏在一般贸易领域所享受的特殊政策及其效果受到削弱，而其作为边境大区的固有优势则得以凸显，加之中央给予西藏的一些针对性较强的边贸政策，使这一时期西藏的边境贸易迅速崛起，扭转了1990年代发展相对缓慢的局面，西藏边境贸易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
表2-12显示，2013年西藏边境贸易的规模已达19.2亿美元，其中出口19.1亿美元，进口993万美元，顺差高达19.04亿美元，与当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即外贸依存度为14.75%，与1981～1998年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
表2-12 1999～2013年西藏历年边境贸易额
2001～2013年，无论是西藏的边境贸易额还是一般贸易额，都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变化，其中一般贸易的波动更为剧烈（见表2-13），这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基数的影响。就边境贸易而言，2001年、2002年西藏边境贸易额的锐减缘于尼泊尔因国内重大变故而临时关闭了口岸，2010年以后的迅猛增长则主要源于国内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即鼓励进出口企业通过西藏口岸报关，这一政策吸引了很多内地企业在西藏口岸特别是樟木口岸报关，带动了边境贸易额的大幅提升。
表2-13 1999～2013年西藏边境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发展
目前，西藏的边境贸易呈现出若干明显特征，包括：边境贸易成为西藏对外贸易发展的主导因素或带动因素；在出口中以边境贸易为主，而在进口中以一般贸易为主；在边境贸易中内地经西藏边境地区的区外产品贸易占据主要地位等。在这些特征背后可以找到其支配因素，因此它们表明的是一些规律性现象，只要这些规律继续起作用，这些特征就具有稳定性。
1.边境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
1999～2013年，西藏边境贸易额占全部外贸额的比重平均为57.18%，虽然其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2-14）。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藏与内地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经济交往水平日益提高，例如，随着内地富裕阶层的出现，原来用于出口的高级中药材在国内也有了市场，对经西藏进口的南亚产品的需求增加，而同时，西藏需要的汽车及机械类产品，也能以更廉价的方式从国内得到而不必依靠进口；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西藏享受的一些优惠政策趋于弱化，内地的进出口无须再搭西藏的“便车”；第三，西藏对边境贸易的鼓励政策、边境口岸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整体改善、口岸通关效率的提高等，也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第四，边境贸易本来就是西藏固有的优势，这是由其区位优势决定的，构成了西藏与南亚陆路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为了发挥这一优势，西藏已经把发展边境贸易和建设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作为今后的战略重点，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边境贸易在西藏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认为，20世纪末以来西藏边境贸易地位的变化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表2-14 1999～2013年边境贸易在西藏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续表
2.出口以边境贸易为主，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
与内地其他省区市比较，西藏的特殊优势在于其地缘优势，一方面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另一方面在接壤地区，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相近，发展水平虽略有差异，但大体相同。贸易理论表明，贸易往往是在需求相近的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发展边境贸易是西藏发展外贸出口的主要途径。事实正是如此。表2-15显示，自1999年以来，边贸出口在西藏整个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多数年份都保持在65%以上，而且越是经济萧条期，边贸出口占比越高。这说明与一般贸易相比，边境贸易对经济周期具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
表2-15 西藏边贸出口在外贸出口中的地位
续表
由于与西藏相邻的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特别是边境地区更为落后，而按照我国现行政策，只有毗邻国本地生产的商品才能够享受进口小额贸易优惠政策，这样就限制了西藏通过边境贸易进口所需汽车、机械、化工原料等重化工产品。在这样的政策规定下，西藏只能主要通过一般贸易进口自身所需商品，这样就必然造成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局面（见表2-16）。
表2-16 西藏一般贸易进口在外贸进口中的地位
续表
3.边境贸易以区外产品贸易为主
自产产品在西藏的出口中所占份额一直不大，近几年虽有所提高，但比重仍然较低（见表2-17）。应该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原因是，西藏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带动自治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囿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和目前的生产水平，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边境出口贸易就只能发展转手贸易，通过经由西藏的区外产品贸易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增加居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长远来看，作为西藏自产产品主要内容的畜产品和中药材，其发展要么受到载畜量的限制，要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不像工业制成品可以相对无限制地发展。而且发展转手贸易，也是建设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的本意，所以转手贸易必然成为西藏边境贸易的主要部分。在一定时期，西藏可以追求自产产品绝对量的扩大，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因为这有助于带动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不可以把提高自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作为出口的目标，尽管提高自产产品出口比重有利于西藏特色产业的发展，但过于强调自产产品出口可能影响或削弱发展经由西藏的区外产品贸易，忽视国内经济和内地广大腹地对西藏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而这将不利于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的建设。
表2-17 自产产品出口在西藏外贸出口中的地位
如上所述，推动边境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出口，而出口的推动力则来自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由于缺乏边境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的数据，只能把包含边境贸易成分的整体外贸产品结构作为参照进行考察。
表2-18显示了1990年及1996～2000年西藏边境进出口商品总类。表2-19展示的是1995～2009年西藏主要商品出口结构。可以看到，2005～2009年轻工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商品的82.30%，分别比1995～1999年和2000～2004年提高了近73个和15个百分点。
表2-18 1990年及1996～2000年西藏边境进出口商品总类
表2-19 1995～2009年西藏主要商品出口结构
考虑到边境贸易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且逐年提高的事实，参照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推断边境贸易出口产品结构同样有了明显提高，但这些结构的提高大多来自内地产品的因素。
4.不平衡的边贸口岸发展
目前，西藏边境口岸发展十分不平衡，90%以上的边境小额贸易通过樟木口岸完成，其次为普兰口岸，日屋口岸贸易规模较小，吉隆口岸有一些边民互市贸易活动，但刚结束基本建设阶段，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尚未开始。曾经是西藏最大口岸的亚东口岸，在2006年开放了乃堆拉山口通道，开设了仁青岗边贸市场，但口岸尚未完全恢复开放。
樟木口岸设立以来，发挥了西藏与尼泊尔贸易前沿和通道的功能。口岸贸易带动了内地商品的出口，促进了樟木镇的建设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进出口业务繁忙、商铺林立的山地商埠，最高时流动人口超过3万人。
近年来，樟木口岸贸易额增长迅速。“十二五”以来，货物进出口额由2010年的5.01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0.44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额达到8800余万元[45]。出口产品主要是服装、家电、布料、羊毛、水果、生姜、大蒜等，进口产品主要是香料、化妆品、大米、植物油、相机等。但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樟木口岸地质条件复杂，空间狭小，用地十分紧张，特别是受到2015年“4·25”尼泊尔大地震的影响，已很难延续以往的发展方式，亟须转型。
面对以上形势，西藏自治区制定了“重点建设吉隆口岸，稳步提升樟木口岸，积极恢复亚东口岸，加快发展普兰口岸和日屋口岸”的方针。目前吉隆口岸正在从尼泊尔“4·25”地震影响中有序进行灾后重建，逐步分流樟木口岸的部分功能，以期发展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功能最完善的边境口岸。近期正在加大吉隆口岸的建设力度，随着中国援建尼泊尔的沙拉公路的建成，吉隆口岸有望逐步分流樟木口岸的部分功能。
[1]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100～101页。
[2] 陈继东：《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巴蜀书社，2003，第13、15、18页。
[3] 塞缪尔·特纳：《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第268～274页。
[4] 黄万伦：《英俄对西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以下论著：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房建昌：《西藏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
[6] 比较各种文献，日本陆军大尉山县初男于20世纪初写成的《西藏通览》，对西藏输出和输入的货物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参见〔日〕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光绪三十四年，第187～188页。
[7] 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杨铭：《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8]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67页。
[9] 杨慧玲：《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10] 谢延杰、洛桑群觉：《关于西藏边境贸易情况的历史追溯》，《西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1] 任新建：《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巴蜀书社，2003，第4～9页。
[12] 参见〔法〕布尔努瓦《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13] 东女国是公元6～7世纪出现的部落群体及地方政权，地域范围包括西藏东部和四川藏区部分地区，以昌都为中心。
[14] 任新建：《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巴蜀书社，2003，第5页。
[15] 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284～287页。
[16]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249页。
[17] 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18] 房建昌：《西藏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9] 李坚尚：《盐粮交换及其对西藏社会的影响》，《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
[20] 这里指西藏传统重量单位。
[21]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西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志》（内部稿），2002。
[22] 李强、纪宗安：《17～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的羊绒贸易和战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23] 拉达克在今克什米尔，属藏文化区，有“小西藏”之称。
[24] 李强、纪宗安：《17～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的羊绒贸易和战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25] 阿底峡（982～1054年），出生于古印度萨霍尔国（今孟加拉国达卡地区），是西藏朗达玛王灭法后复兴佛教的最重要人物、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在西藏阿里国王及僧人的多次邀请下于1042年到达阿里，开始传播佛教，为此后藏传佛教的流布奠立了良好而深厚的基础，著有《密宗道次第解说》《菩提道灯论》等50余部佛学论著。他于1042～1054年在西藏生活，共13年，72岁圆寂于拉萨附近的聂塘。
[26] 则珠巴指盐米交换地。
[27] 谿卡为旧西藏贵族、寺庙庄园的辖地，一般比宗（县）的行政级别低，也有一些谿卡与宗同级。谿卡的行政长官为谿堆，官级为六品或七品。1959年后谿卡在西藏陆续被撤并，大多改设为乡。
[28]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下属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基巧、宗（及同级别的谿卡）和谿卡三级。基巧相当于地区一级，由四品以上僧官或俗官担任总管，三四年为一任。
[29] 定本为西藏旧时藏军官职名称，相当于排长，为七品官级。
[30] 谢延杰、洛桑群觉：《关于西藏边境贸易情况的历史追溯》，《西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1]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2]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3] 刘武坤编著《西藏亚东关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65～82页；陈继东：《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巴蜀书社，2003，第12～25页；阿旺次仁、李晓亮：《近代中国西藏地方与南亚地区的通商往来》，《西藏日报》2006年12月15日。
[34] 陈继东：《近代西藏亚东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3期。
[35] 〔英〕阿拉斯太尔·兰姆：《印度与西藏的贸易》，载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六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第179页。
[36] 美朗宗贞：《近代中国西藏亚东口岸开关通商后的对外商业贸易研究》，《西藏研究》2009年第5期。
[37] 陈继东：《近代西藏经亚东口岸与印度的贸易结构》，《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1期。1894～1910年亚东关进出口详细情况可参见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65～82页。
[38] 陈崇凯：《从商业外贸看英国侵藏后西藏地方经济的半殖民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9] 宋赞良：《和平解放时期西藏的财经工作》，《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40]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张卫民：《西藏地区边境贸易与海关监管》，《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
[41]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海关志》，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180页。
[42]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509页。
[43]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西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志》（内部稿），2002。
[44]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45] 聂拉木县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