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边境口岸发展现实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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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藏边境贸易的地位与作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藏的对外贸易在全国都处于一个十分微小甚至微不足道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但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数据看,其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从未超过0.3%。2012年,西藏货物进出口额为216.15亿元(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44160.2亿元的0.09%。与当年西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0.23%、GDP占全国GDP的0.13%[5]相比,对外贸易的地位相对较低,对西藏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与西部其他省份和新疆、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相比,西藏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较小,与西藏的区位条件、贸易历史与战略地位并不相称。

一 边境贸易在全国和西藏经济中的地位

以下主要通过3个方面来比较、分析西藏在全国边境贸易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一是边境贸易的绝对规模,二是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三是边境贸易的区位商。绝对规模可以反映西藏边境贸易在全国边境贸易中的地位,增长速度可以反映边境贸易的动态地位及发展趋势,区位商则可以呈现西藏边境贸易的比较优势地位,由此可观察西藏等省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的地位变化。由于甘肃与蒙古国接壤的区域很小,边贸规模也很小,因而在以下的比较中未予包含。

表3-2、表3-3分别为2001~2011年全国及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绝对规模及其占全国边境贸易额的比重。

表3-2 全国及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绝对规模

表3-3 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额占全国边境贸易额的比重

续表

以上两表说明,从绝对规模看西藏的边境贸易发展还相对不足,其原因主要是西藏的整体经济规模不大,而整体经济规模又是由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十五”以来,西藏的GDP一直占全国GDP的0.13%左右,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平均不到0.22%,而同期西藏的边境贸易占全国边境贸易额的平均比重超过了1.3%,明显高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占比。因此,相对于整体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西藏的边境贸易规模并不算小。另外,我们看到,西藏边境贸易占全国边境贸易的比重在“十一五”以来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说明与西藏的经济增长相比,边境贸易发展是很快的。

表3-4为2001~2011年全国及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从中可以看出,首先,不论是在2001~2011年,还是在“十一五”期间,抑或是2006~2011年,西藏边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其次,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来看,西藏的边境贸易增长速度仅低于广西,高于新疆、云南和内蒙古,在西部5省区中排在第二位,且与处于第一位的广西差距不大;最后,2011年西藏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4个省区,按2006~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排序,西藏边境贸易增速名列第一,且超过新疆、内蒙古、云南20多个百分点。

表3-4 全国及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增长速度

区位商是用来衡量区域中各行业专业化水平的,可以显示该行业的比较优势。其计算公式是:

Qij=eij/ei÷Ej/E

式中Qiji地区j行业的区位商;eiji地区j部门的产值(这里指某地区边境贸易额),ei为该行业所在部门的地区总产值(这里指某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Ej为该行业在全国的产值(这里指全国边境贸易额);E为全国该行业所在部门的全国产值(这里指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一般来说,区位商的数值若大于2,就表明该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或较强的比较优势。

在这里,我们把一个地区的边境贸易视为该地区整个外贸部门的一个行业。按照上述公式我们计算了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区位商(见表3-5)。

表3-5 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区位商

结果说明,5个省区边境贸易的区位商都远远大于全国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沿海及中西部大部分省份都不具备发展边境贸易的条件,同时它们特别是沿海省份的一般贸易非常发达,所以其边境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非常低;相反,西部5省区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边境贸易在本地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其相对优势即区位商就自然较大。

尽管从总体上看,西部5省区边境贸易的区位商都很高,表明它们都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但是把这种区位优势发挥到何种程度还是有区别的,因此用区位商表示的比较优势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西藏的边境贸易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在表3-5区位商的比较中,西藏位居前列,这说明就对外贸易发展而言,西藏具有优势。

西藏边境贸易在全国的地位同时表明,边境贸易在西藏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边境贸易规模的扩大,边境贸易有可能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这种地位在樟木口岸所在的聂拉木县已经成为事实。今后,其他边境区县也有可能确立起边境贸易支柱产业的地位,边境贸易将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 边境贸易在全国及西藏发展中的作用

西藏边境贸易在全国与西藏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带动发展和促进开放两个方面。从带动发展来看,目前主要体现为对西藏特别是口岸地区发展的带动;从促进开放来看,西藏的边境贸易不仅促进了西藏自身的对外开放,同时也密切了我国和南亚诸国的关系,为改善和加强我国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未来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看中国经济落后地区能否实现同步发展。西藏是我国欠发达的地区之一,发展任务十分繁重。从表3-6的各项指标看,西藏目前的经济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其他省份相比,处于最后几位。西藏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本地区经济水平能否提高,同时也影响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通过边境贸易带动西藏的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表3-6 2011年西藏与全国发展水平比较

1.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中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发展都证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别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由于西藏特有的自然地理状况,西藏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西藏地处祖国边陲,远离国内中心市场而邻近南亚一些中心城市,地缘条件决定了其对外联系的多元化特征。同时,西藏大规模供给工业原料的能力不足,因而缺乏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生态环境、资源、区位条件,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大量工业品仍将从区外输入,而与此相关的商贸、运输、金融等第三产业将会随之持续发展,旅游业和旅游服务贸易也将会不断增长,面向南亚地区的贸易通道作用也将增强。这将保持或强化西藏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也是走西藏特点发展道路的体现(见表3-7)。

表3-7 “八五”以来西藏产业结构的变化

表3-7表明,经历20多年的发展,西藏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稳定,大多数时期为7%~8%,农业占比的下降大部分是由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填补的。而且即使在工业内部,真正的制造业也很少,主要是电力工业和采掘业。从就业结构看,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0.3%,工业就业比重仅为3.9%,第三产业为37.5%。

边境贸易的发展不仅本身就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仓储、餐饮、住宿、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由于西藏边境贸易出口主要以内地产品为主,因此在发展边境贸易的同时也带动了西藏与内地的贸易,由此带来的关联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西藏边境贸易发展与西藏产业结构变迁的这种高度契合性决定了它在西藏产业结构高度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2.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参照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的一般计算方法,我们对西藏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进行了计算,结果如表3-8所示。我们的计算没有考虑西藏其他方面的输出输入。如果计算西藏全部净输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然不是这个结果,其结果有可能是负的,因为每年西藏都要接受中央和其他对口支援单位的大量援助。但是,当我们把边境贸易的净出口孤立地作为全部净输出的一个单项时,就可以对其单独进行计算,且不妨碍它的贡献可能为正。因为孤立地看,边境贸易几乎每年都是出口大于进口,即净出口为正,所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正值。

表3-8 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

续表

从表3-8可以看出,2001~2011年,西藏的边境贸易有8年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11年的平均贡献率接近6%,拉动西藏经济平均每年增长0.76个百分点。2010年和2011年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每年拉动西藏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以上,应该说,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3.在兴边富民行动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边境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贫困人口比例较高、脱贫难度较大,开放水平与内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比还有很大差距。而边境地区的民族工作又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决定,从2000年起实施兴边富民行动;2011年国务院又公布了“十二五”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兴边富民行动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完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推动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发展边境贸易既是兴边富民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发展边境贸易,明显促进了西藏沿边几个县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例如,通往樟木口岸的318国道经过整修,铺上了新的沥青路面,面貌焕然一新;樟木镇的口岸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陈塘公路建成通车,改变了陈塘镇“最后一片陆路孤岛”的状况;对吉隆、普兰、亚东、日屋等口岸也正不同程度地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口岸及各项交通设施。

边民互市贸易是边境贸易的重要内容。在兴边富民行动中,通过边贸市场建设和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对外开放与市场观念得到明显加强,能够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从各地调运商品。由于实现了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配置资源,“贸易创造价值”的巨大优越性得以体现,通过边贸创收,边境地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西藏的啤酒很受尼泊尔人民的欢迎,每瓶啤酒从吉隆的热索桥运到尼泊尔就可以多卖1元钱;同时,尼泊尔的饼干很受西藏人民喜爱,运到西藏价格可以翻倍。因此,边民互市贸易在丰富两国人民生活的同时,还提高了边民的收入水平。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建设所在地农牧民群众的现金收入明显高于同等水平的边境乡镇。

边贸市场的建设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一是旅游业迅速发展。旅馆、餐饮等行业设施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为区内外游客观光、旅游、购物等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带动了传统手工业发展。藏毯、氆氇、藏刀等传统手工艺品在西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工艺水平,是边贸市场的紧俏商品。随着边贸市场建设力度的加大、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参与者的不断增加,系列民族手工艺品更加供不应求,为当地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再以樟木镇为例,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边境口岸——樟木口岸所在地,其农牧民人均收入早在2010年就超过了1万元,远远高于周边居民和西藏农牧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该镇通过发展边境贸易还为地方带来大量的税收收入,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

边境贸易之所以能够发生、发展,本来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边民、富裕边民、繁荣边境地区经济,目前边境贸易的这一古老使命正在焕发出新的青春。

三 边境贸易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中国与南亚国家比邻而居,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南亚地区人口多,市场容量大,地域广阔。中国与南亚的经济互补性较强,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中国与周边南亚国家和地区经贸交往的重要门户。随着青藏铁路通车,特别是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的建成,西藏正成为我国通往印度洋、南亚的“桥头堡”。2009年以来,西藏加快推进以“一线、两基地、三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一线”即青藏铁路及其延长线拉日铁路等交通网络;“两基地”即青藏铁路那曲物流中心、拉萨物流中心;“三出口”即樟木、吉隆、亚东口岸。

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对于扩大西藏的对外开放及加强我国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在发展中尼友好关系中的作用

尼泊尔是中国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尼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非常牢固,自1955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中尼双方拥有共同的巨大利益。尼泊尔对于中国构筑周边安全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尼泊尔的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平衡大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为尼泊尔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机遇和援助。

进入21世纪后,尼泊尔政府确立了使尼泊尔成为中印之间的“转口经济体”的战略。尼泊尔政府认为,尼泊尔可借助中印经济辐射的作用,通过中转贸易增加本国商品的附加值,增加就业机会,仓储、餐饮、旅馆、娱乐、旅游等服务行业会因中转贸易而繁荣起来[6]。这也为西藏发展与尼泊尔的边境贸易提供了机遇。

2001年以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年均递增22%,2011年中尼贸易额已接近12亿美元(见表3-9)。西藏在我国对尼泊尔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担负着中国80%的对尼贸易。西藏的边境贸易有近九成是与尼泊尔进行的,全部对外贸易额中有七成是与尼泊尔的贸易。

表3-9 2001~2011年中国与尼泊尔的贸易发展

据尼泊尔方面人士介绍,尼泊尔经济基础薄弱,商品结构比较单一,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进口。中国物美价廉,可以满足其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尼泊尔人普遍受惠,并且把连接两国的中尼公路视为连接尼中贸易的“生命线”。这说明中尼贸易在建立中尼友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在发展中印友好关系中的作用

1960年代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长期缺乏有规模的经贸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印政治互信逐步增强,双边经贸合作日趋活跃。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确认了双方“互不视对方为威胁”的原则,表明了两国致力于发展长期伙伴关系的愿望。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印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宣言》。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展望》。2010年5月,帕蒂尔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开通总理热线。2012年3月,胡锦涛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就中印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2012年为“中印友好合作年”,表示要以此为契机把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水平。2013年5月,在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概念的基础上,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印两国要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扩大服务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互动关系的密切,为中印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或对中印边境交往采取宽松政策提供了可能。

伴随着中印两国建立起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两国贸易发展迅速,从2001年至2011年外贸总额增长近20倍,年均增长率为36.31%(见表3-10)。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表3-10 2001~2011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发展

续表

目前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基本还停留在边民互市贸易阶段,主要是普兰口岸和亚东乃堆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贸易,两处合计只有不到两亿元的交易额,在两国贸易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

但从中印两国贸易规模看,西藏与印度发展边境贸易的潜力十分巨大,只要有1%的贸易转移到边境贸易,就会有7亿~8亿美元的边境贸易额且增长十分迅速。

从改善和增进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看,扩大经贸合作是行之有效的外交途径。通过发展边境贸易可以开辟与印度新的贸易领域,全方位促进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发挥其作为中国与南亚贸易桥头堡的作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无论从地缘优势还是从睦邻外交来考虑,西藏都可以承担起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中枢纽的作用,充当中印友好交往的使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发展西藏对南亚的边境贸易对提升我国对南亚的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我国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