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分割治理、结构调整与复合目标

本部分结合日本的经验，针对经济减速时期的分割治理进行分析。为清晰起见，提供两个并行的逻辑线路：生产系统梯度升级与制度矩阵功能嬗变。

1.生产系统梯度升级与生产组织方式

（1）生产系统梯度升级的线性与非线性趋势

图1-1 经济追赶阶段及生产组织

资料来源：Terutomo Ozawa（2005），《上海统计年鉴》。

上文所述工业化过程的增长加速与减速，与生产系统梯度升级的特定阶段有关，相应地，分割治理与生产组织方式和制度框架的功能演进密切相关。借用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的雁阵追赶分析框架，图1-1给出了生产系统结构升级梯度的一个直观表述，这个图示是线性升级路径——即升级环节具有清晰的阶梯爬升特征。基于现有工业化经验，产业结构次序爬升的路径如下：①要素禀赋使用阶段（即资本、劳动驱动阶段，典型如纺织业）→②非差异化分工阶段（即规模驱动阶段，此时重化工过程发生，企业产品相似，后果是重复建设。典型如钢铁、石化产业）→③差异化分工阶段（即装配线生产阶段，典型如汽车、电子元件产业）→④熊彼特创新阶段（即知识驱动阶段）→⑤信息经济阶段（即IT驱动阶段或新经济阶段）。就线性趋势而言，小泽辉智的理论认识到，就环太平洋区域而言，在“美国-日本-东盟-中国”的雁阵模式下，处于领头地位的美国已经把传统国际分工链条改变，美国不再单是在制造业链条上发挥比较优势，更贴切地说是把制造业链条甩给梯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美国自己则稳固转移到了高级服务业的分工端。正如我们在可贸易服务业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初见端倪的今天，产业组织正经历过去大企业和供应链为主体的纵向链条结构向网状的立体平台的结构转变。制造业的“软化”和服务化，将使得企业之间的关系超越传统的“需求-供应”关系，不同产业链相互交织，形成开放的、多维的复杂网络结构。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经济知识扩散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的升级梯度受到扰动，不再是非常清晰的线性爬升阶梯，而是一方面接受制造业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接受诸如信息产业的国际知识扩散和转移。国家间产业传递的雁阵模式因此具有非线性特征。对于中国整体而言，由于工业比重仍然较大，线性升级梯度仍为主线，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经济结构已经呈现显著服务化的大城市来说，来自制造业、服务业双重升级的国际压力就比较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提出“结构平行问题”，以显示分割治理的必要性。

（2）生产组织方式

上述五个生产阶段对应着五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①准市场或政府主导的生产组织→②水平分工的企业集群I→③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集群II→④向内的系统集成模式I（即企业、金融等的国内一体化）→⑤开放的系统集成模式II（典型如美国、欧盟企业全球资源配置）。粗略划分，我们把上述5个生产系统升级梯度归纳为三类：①到②为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由劳动、资本要素驱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末端，原材料进口支撑制成品出口和规模化是其典型特征。政府主导的水平分工是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生产管理粗放、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生产链条短、以低要素价格获得国际竞争力是主要问题。③为深加工度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一体化，生产上移到国际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以机械设备进口支撑机械制造出口”和注重效率是其典型特征，由于一体化的需要，协调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形式逐渐变得重要。④和⑤为精细化阶段，网络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开始出现。

（3）分割的产生

高速增长之后的“落潮效应”，发生在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其间，原材料资源消耗型增长动力消失，高增长时期生产管理粗放、重复建设等造成的分割问题浮现，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管制问题成为经济中的重要摩擦点。

日本生产系统结构演进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第一个梯度爬升，即：从依赖资源禀赋的阶段①向初级重化工业阶段②的爬升。以“已经不是战后”的1956年为转折，日本从比较优势战略跃升到竞争优势战略，持续的超高速增长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1970年以后经济减速，“落潮效应”的分割（主要集中于大中小型企业效率、工资差异）显现。实际上，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意识到初级重化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结构不平衡的压力，很多大城市开始拒绝一度红火的招商引资，把注意力转向分割治理。其效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深加工度化的第二个梯度爬升。其间，规模化增长模式，被更为注重效率、工资、环境改善的管理型增长模式替代，日本突破模仿奔向自主创新的重要转折即发生在这个时期，我们称其为“协调管理的创新形式”。这为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立国策略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熊彼特创新提供了基础，也是以后生产系统梯度持续爬升的良好开端。

（4）“结构平行问题”、双重比较劣势与分割的加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突破模仿建立自主创新，得益于其国内“市场民主”和对“大众消费时代”的认可，并认为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与经济步入成熟阶段的发展要求不相容。按照我们的理解，当经济由工业化时期步入城市化时期——进而步入技术成熟时期，以前以动员全社会资本进行生产追赶的模式，在减速时期受制于分割的影响，已经不可能为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且，对于处于追赶前沿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若坚持原有增长路径，将会碰到“结构平行问题”。

我们对“结构平行问题”的解释是：当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演化出来类似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或者成为产业服务化）时，如果依然坚持原有“干中学”模仿路径，那么不仅制造业要受制于发达国家，而且服务业也将受制于发达国家。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将面临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比较劣势”，这种“双重比较劣势”的后果，比单一工业化时期对经济的打击还要大。因为若保持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至少还有进行国际分工的本钱。但是随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资源约束加剧及重化工业部门的迁出，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制造业比较优势不久将丧失殆尽，加之服务业本来就弱，“双重比较劣势”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可以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比中国其他地区将面临更大的减速风险。总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情况下，“结构平行问题”可以解释结构性减速发生的原因。拉美国家大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以为这种推理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佐证。

2.分割治理与制度矩阵功能演替

对于追赶型经济而言，应对“落潮效应”引发的经济问题，是减速时期最棘手的事情。诺斯的“制度矩阵”或“制度框架”理论认为，特定时期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具有相互联系和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一旦经济事件性质发生变化，这种路径依赖性会成为转型的阻碍，因此制度矩阵功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甚至归零后重新再来。特定时期制度矩阵（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作用，是形成社会的激励结构。如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政府主导增长的制度安排，此时，正式制度是主要的。

但是当经济进入城市化阶段，创新激励需要交给市场完成的时候，不仅正式制度（如融资制度、公平制度）需要改变，非正式制度（主要是企业间的合作方式）可能更为重要，并成为连接交易网络和畅通交易行为的重要环节。诺斯指出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标志，就是它们都有着较强的制度矩阵“适应效率”，即制度结构应对各种冲击的弹性较强。当然，经济网络中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现有正式制度进行改良，增强制度对新阶段的适应效率和弹性，是治理分割的首要环节（如上海的营改增、自贸区建设）。

（1）制度矩阵嬗变的目标是生产系统梯度爬升

回溯经济思想历史及发达国家经验，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矩阵功能有三个交替变化阶段：即生产型资本主义——如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生产扩张的盲目性及有效生产组织的缺乏；管理型资本主义——这个理论的贡献者是钱德勒，基于重化工业时期经济问题的审视；网络化资本主义，20世纪90年代之后针对知识经济兴起的系统性思考。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制度矩阵的国内成分包括：财政金融的选择性产业支持、税收优惠、要素价格的统筹、区域增长极政策等。经济减速时期的分割治理，首要的是放弃选择性融资支持，把制度、资金和税收优惠向小企业的资本深化和技术改进方面倾斜。分割打破——即以制度分割打破促进产业分割、企业分割、市场分割打破，是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核心层面，协调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出现在后续增长中，我们把这样的创新叫作“初级创新”。

（2）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初级创新”潜力塑造

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喜欢用“蛙跳”“跳跃式”发展这样的术语憧憬未来。如果说用于要素驱动的规模扩张阶段尚且可行的话，那么，对于加工度深化以后增长阶段的适用性，就很值得探讨。当你面对生产系统的种种分割和经济失衡时，思维逻辑上的第一件事情应是如何通过协调和管理形成纵向一体化。此时，尽管“R&D”很重要，但是往往缺乏开展“R&D”的环境，典型例子是初级重工业化“原材料支撑制成品生产出口”的技术外部依赖性，不会让你马上“蛙跳”到广泛的自主创新上去。协调管理的初级创新，本质上是生产组织和制度的整合，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基础性。这种“初级创新”，在由初级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纵向一体化演进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迈不出去，经济将陷入“拉美模式”，后文将重提这个问题。

（3）网络化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次级创新”潜力的开发

在管理的“初级创新”上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与管理型资本主义相比，网络化资本主义的“次级创新”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个时期，熊彼特意义的创新特征突出。国内制度环境的协调，使得资本家逐利能动性得以发挥，资本家对技术知识的需求推动了“R&D”潜力的持续发挥。从生产系统结构梯度看，“次级创新”发生在生产集成化时期。与深加工度化的纵向一体化相比，这个时期工业部门内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城市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已经形成致密的纵横网格。这是稳定增长路径形成的时期，均衡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由“初级创新”向“次级创新”的演替，是自主创新普遍的时期，不可能“蛙跳”实现。

（4）悲催的拉美与爬坡的日本

如果拿两个区域的工业化思想进行对比，我们会看到，拉美经济理论常常被一种理想主义和抱怨的色彩笼罩，日本的工业化思想更具有现实色彩和深刻洞察力，尽管两个区域的经济理论均受到西方思想的强烈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的反映是，在经历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失败尝试后，拉美国家生产系统似乎被捆缚在分割的大坑中，产业结构爬升到初级重化工业化的门槛下就止步了，没能达到深加工度化及其后阶段。拉美国家二三产业的效率双重性、劳动市场的分割、经济一体化机制的缺乏以及协调管理“初级创新”受阻，迫使高增长后期的拉美陷于困境，经济增长在不确定性阶段徘徊，无法演化到较高级的“管理型资本主义”阶段。

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浮现的减速及“落潮效应”，日本理论界当时已经意识到分割和“结构双重性”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初级重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和工资差异；工资差异导致的消费需求拉动力不足和投资需求过度；20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推动了城乡一元化进程，但是城市部门中服务业替代农业成为劳动力储水池，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以及环境刚性约束的出现，加剧了以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口为支撑的初级重工业化持续的艰难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者，开始意识到“二次加工”，即后来的深加工化对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如，筱原三代平就明确指出，日本成功之处，在于“二次加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抵消了工资上涨的成本效应，从而使日本国际贸易条件持续改善。初级重化工业时期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让位于生产率竞争优势。这样的见地和实践，在拉美是看不到的。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实际上已经清晰认识到“高劳动生产率、高工资收入”增长路径的正确性。但是，只有在迈过深加工度化这个门槛之后，经济才算走向稳定均衡的路径。1970年开始，国家有意识地在环境标准方面向企业施压，1980年更是采取了极其严厉的生产标准，同时，工会在工资提升方面也不断施压，最终倒逼日本“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定型。

日本采取主要措施是：以往选择性融资支持逐渐淡化，以金融支持和加速折旧的措施帮助中小型企业深化资本、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水平。可以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最值得惊叹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分割的整合。20世纪70年代，大小企业之间效率开始出现均一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工业。同时，工资差距缩小，消费需求逐步取代投资需求，开启了日本城市化成熟期的均衡增长大门。

3.复合目标：兼论上海的生产系统与制度要求

上文分析隐含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经济追赶时期的初级重化工业阶段，制度矩阵的设计，是瞄准规模化扩张的单一目标，这是“生产型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深加工度化之后，生产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制度变革，而且要求增长目标改变，这个要求很关键，因为更高级的生产系统，需要更多因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由此，增长“复合目标”的提出，是高增长之后的事情，这不仅植根于一体化协调、网络化的生产系统，而且关注重点也开始向生产与消费的联动方面递进，此时，真正的城市化过程才能启动。“复合目标”对增长的要求，开始由高速度、规模化，演替为稳定均衡和效率提升。

作为上述理论分析的延伸，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回顾图1-1，上海生产系统梯度爬升的顺序是：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①要素禀赋使用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使用的轻工纺织是产业支柱；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②非差异化分工阶段，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推动了规模扩张；20世纪90年代至今正经历——③差异化分工阶段，即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

与生产系统结构演替的次序相对应，上海市正在发生由规模驱动的高速增长、向效率驱动的低速增长的过渡。近几年渐现的“落潮效应”，是增长规律作用的结果，分割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在可以测度范围之内。具体地，正如上文上海分割的统计数据所呈现的那样，制度分割（央企、地方企业）、效率差异（大中型企业之间、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工资差异非常显著，环境代价与增长成果也都很大。

分割消除的过程，也是增长目标重塑和制度矩阵的重构过程。把高速增长阶段的单一规模化目标诉求，用更有利于持续增长的复合目标替代——即注重稳速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效率、福利、环境的改善。根据发达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战后富国俱乐部先进的经验，政府主导的生产型工业化规模扩张，有可能带来特定时期的增长高速度，但是不可能将经济推入稳定持续增长轨道。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支撑是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及制度因素的调整，需要扭转单一型增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