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背景下，上海市在全国较早提出了结构调整与发展创新理念，相关指标的排名与有关城市相比也居于前列。不过，与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上海与其的差距仍极其明显。由于现成理论总结与可资借鉴的相关经验并不多，在转型期如何使总量、结构、分配和稳定等多重目标激励相容，同时协调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许多政策实践仍在自我摸索之中，上海发展转型目前尚未形成成熟做法或模式。转型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转型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转型升级受到效率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同样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的分工深化，可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得到规模收益，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的提升。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生活方式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但在可贸易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地区供给结构不一定与需求结构完全吻合，而供给结构更多地服从效率原则。但从全球范围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又是决定性的，服务业需求比重持续提高。

上海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下凹型增长曲线）向收益递减（上凸型增长曲线）演变的转折阶段，处于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过渡时期。上海当前的增长减速实际上遇到了发达国家遭遇的同样问题，其城市化水平高达9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下滑。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本研究中尝试用一个不同于以产业政策干预为基准的“转型升级指标”，而以效率为主导，结构并举，把增长潜力（人力资本、企业研发等）、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纳入上海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中，强调了持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才是转型升级的根本这一观点。

2012年我们已经对上海市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指标进行了研究，本章延续2012年的研究并将研究年份从2010年延伸到2012年。本章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上海市与国内发达城市转型升级比较研究，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在国内外现代化指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达城市的实际，将中国发达城市转型升级分为效率、结构、潜力、生活和稳定五个一级指标，并选取了28个具体指标，利用2005～2012年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创新转型发展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系统量化研究。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上海转型升级在2005年后基本一直排在全国五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之首，与全球发达国家相比，效率改进速度提升显著。当然也要看到这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因素帮了忙，这是名义上的赶超。当前上海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即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2002年起就低于1，2012年已经降到约0.7，近几年平均约为0.76，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而盲目提高服务业比重的话，就会形成低效的产业结构，而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是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关键。上海“每百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上海未来效率提升需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在结构方面，上海工业部门就业和产值比重高，效率改善不错，但未来必然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保持制造业的优势非常困难，从德国和新加坡的经验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1]，上海市的整体需求与消费水平将逐步趋近于国际上的高收入经济体，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创新、消费、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都将围绕着与城市生产、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机会而展开，抓住这一机会将成为上海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