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伦理理想的渴望

《年轻的国王》是一篇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现状关注较多的童话。有趣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许多童话作家都保持着相似的政治观点，并试图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构建起一个独特的英国社会。王尔德深受罗斯金及佩特思想的影响，并发展了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及他所创作的童话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特定的文化氛围与作家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结合使得童话创作成为一种流行的重要体裁。那一时期的英国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童话的创作开启了人们了解社会的窗口。王尔德在进行童话创作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一些诗歌及有关文学与艺术的评论并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只有童话故事才能让他最全面展示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优雅风格及隽永智慧。尤其重要的是，它更是揭示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伪善道德的最佳途径。

王尔德的文学创作才能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作为爱尔兰爱国诗人的母亲的影响。他的童话创作也得益于他所熟悉的格林兄弟、安徒生等童话作家。同时，他所受到的良好教育为他创作才能的发挥注入了无限力量。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王尔德的创作兴趣转向童话创作，造成这一转变部分原因与他这一时期出生的两个儿子有关。当然，王尔德的童话并非全是为了写给儿童看的。如他创作的《快乐王子》就是1885年他去剑桥拜访一位朋友时讲给学生们听的一个故事。他在1888年写给朋友George Herber Kersley的信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观点：童话故事既是写给孩子们，也是写给那些仍具孩子般好奇快乐天性的人们。

这一时期的王尔德热衷于童话写作，一方面是由于有像罗斯金、萨克雷、乔治·麦克唐纳等一批作家推动着童话写作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创作无疑为王尔德的童话创作起到了极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王尔德的妻子也对儿童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1889年至1892年间发表了两卷儿童故事集；他自己也深受爱尔兰儿童文学传统的影响。王尔德这一时期的童话创作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创新的突出表现就是他的童话已经超越大一统的、皆大欢喜式的结局模式，而在其中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让读者更加自觉地思考当今社会的问题。因此，王尔德的童话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故事，更是关注社会现实，包括道德、政治、社会的教科书。《少年国王》创作时，适逢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故事中的国王即暗指维多利亚女王，女王俨然成了英国的象征与代表。

《少年国王》中有较浓重的殖民意识，希腊、埃及、波斯、印度等国是19世纪英帝国主要的冲突国。国王的梦境探险更带有殖民征服的特征。“他把这称为探险旅行。事实上在他看来这真是漫游奇境。”（1-388）少年国王的三个梦境亦是其殖民旅行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征服变得毫无止境。“他非常迫切地想得到这些东西，便派了许多商人出去，有的去向北海的渔民买琥珀，有的到埃及去寻只有在帝王陵墓中才找得到的神奇的绿玉。据说那种绿玉具有魔术的效力。有的去波斯收集丝绒的毡毯和着色的陶器，还有一些人便到印度去买轻纱和染色的象牙，月长石和翡翠手镯、檀香、蓝色珐琅器和细毛披肩。”（1-389）国王俨然已成为殖民统治的总指挥。

《少年国王》最早于1888年12月登载在《妇女画刊》圣诞专号上。维多利亚时期，丑陋是堕落、邪恶的代名词，同性恋更被视为另类。故事突出强调了对少年国王美的描写，然而，这种过分的矫揉造作并未给人们带来太多的美的享受，王尔德显然在有意地抨击其审美自足性的弊端。王尔德所坚守的“为艺术而艺术”并不能在其创作中真正地得到实践，相反，艺术的封闭空间不断被打破，因而更丰富了文学的表达。王尔德的艺术实践实际上违背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他所塑造的所谓唯美的艺术形象一刻也没有离开道德的主题，王尔德本人始终没有停止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与追问。建立美好、和谐的伦理新秩序，人人享受自由与关爱是人们的最高追求。

小矮人在故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出场让人们全面窥视了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而他在强大的贵族社会结构中只能获得狭小的生存空间。

王尔德有较强烈的天主教情结，他经历了了解并接受天主教漫长而艰难的心路历程，最终在临终前皈依天主教。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王尔德就与马哈菲教授游历希腊，这对他的宗教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天主教的热情与日俱增。他在写给他的老师H.R.Bramley的信中记录了游历中的一些经历，其中就包括天主教对他的吸引。故事充满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基督色彩）。因为传说“有人看见他（少年国王）拿他的暖热的嘴唇去吻一座大理石古雕像的前额，那座石像是人们修建石桥的时候在河中挖出来的，像上还刻着哈得良的卑斯尼亚奴隶的名字。他还花了整夜的功夫去观察月光照在一座恩狄米昂的银像上是怎样的景象”（1-389）。少年国王渴望建立理想的伦理秩序，他为此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探索过程。

从第一次梦中产生的困惑起，国王就试图要去改变现实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解除人间的痛苦磨难。明亮的阳光，正在歌唱的鸟群正是这种和谐之美的最好体现，他希望建立没有压迫，没有罪恶的理想王国。在这个“天使”统治的王国里，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荣光”。[45]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倾向非常明显。

像《少年国王》一样，《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也是一篇对社会现实有较多思考的童话。1889年7月，王尔德写信给罗伯特·罗斯，对他的表扬感到非常高兴。“我对你所说关于小公主的话迷住了——《公主的生日》在风格上（正如诚实的贝赞特说的那样，仅仅在风格上）是我写得最好的故事。”[46]公主对良知的呼唤以及渴望建立公平的理想社会的呐喊显示出了她对社会道德的关注。

故事一开始的风景描写就充满了血腥味，“紫色蝴蝶带着两翅的金粉在各处翻飞，轮流拜访群花，小蜥蜴从墙壁缝隙中爬出来，晒太阳，石榴受了热裂开，露出它们带血的红心”[47]。它虽是艺术化的伊甸园，但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对公主花园的描述，就预示着故事的悲惨结局。[48]

《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有明暗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公主表层世界的优雅、美丽和欢笑，第二个层次却是深层世界的悲伤、凶残与死亡。鲜花是美丽的，但对小矮人来说是残忍的。王尔德熟练地运用了一个又一个意象来加强这种讽刺性的对比。公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因为她只可以和那些跟她身份相同的孩子们玩耍。她时时感到寂寞，只有在她生日那天，才可以邀请她喜欢的小朋友一起玩。公主无法走进普通孩子的世界，其他的孩子也无法进入公主的世界，尽管如此，“公主却是他们中间最优雅的，而且打扮得最雅致，还是按照当时流行一种相当繁重的式样”[49]。小矮人无法适应人世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也无法契合人世间的伦理秩序，他的生命同样是随着心的破碎而结束。小公主的“以后凡是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成”（1-420）恰是她对道德、良心的有力呼唤。

王尔德最重要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即是他在《道连·葛雷的画像》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或写得糟的”“艺术的道德则在于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小矮人是奇丑无比的怪物，他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在这种美与丑的较量中，小矮人始终没有美丑对比的羁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甚至也不想知道自己的丑陋。小矮人超越了美丑、道德的爱使他获得了美的享受，他快活地为公主及其伙伴表演，逗乐，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要把公主带回到山林中去享受更加自由的生活。“他不能把眼睛从她身上拿开，他好像为她一个人跳舞似的。”[50]他甚至要亲口说出对公主的爱。王尔德的艺术主张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他认为“形式都是万物的开端（In every sphere of life is the beginning of things）”，“形式就是一切（Form is everything）”，“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是从感情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到思想和感情”。他借此表达了对纯美艺术的追求，即所有的艺术都是不涉道德、情感的纯艺术。公主追求的就是这种纯粹艺术美及感官上的愉悦。她所追求的正是王尔德在其艺术主张中所倡导的纯美，即不包含任何伦理道德思想的纯美。

回到现实中小矮人最终发现了他的丑陋，“他实在太难看了，不应当让他到我们在的任何地方来玩”，“他应当喝罂粟汁睡一千年才成”，“他是个十足可怕的东西”[51]。小矮人不得不接受现实中的残酷，但无力抗争。他从未感受到现实的美与丑、善与恶。生活在山林里与理想真空中的小矮人当然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仍然没有离开现实社会，因而与社会伦理道德密不可分。

《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道连正是通过画像了解自己灵魂的变化。画像就像一面能照透道连心灵的镜子，道连尽管不屑于画布上肖像的变化，但其内心却一直饱受煎熬，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无法真正摆脱画像的变化对于他灵魂造成的冲击。道德谴责逐步累积到了崩溃的阀限，他刺向了画像，更刺向了自己的灵魂。小矮人的心碎，道连刺向画像正是王尔德要创造超越道德的美的失败。

王尔德尽管始终坚持他的唯美主义主张，但是他在创作中塑造的艺术形象始终不能摆脱伦理道德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所塑造的所谓唯美艺术形象除了本身具有的道德教诲功能外，他们还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因此，王尔德在其唯美主义艺术实践中不可能创作出超越道德的艺术形象，他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的矛盾一直贯穿于创作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