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中国、日本和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结构发生了渐进而重要的变化。概括地说，中国内部孕育着革命力量，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开始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英美在东亚的势力则一度进一步后退。

在此期间，中国内部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又有了一些进展。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苏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另一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孙中山也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鲜明地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主张；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改正条约、恢复中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

中国内部的这些重要变革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注入了新的因素。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革命高潮的起点，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正式签订则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31]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列强的在华权益，迫使它们不得不对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而这一让步政策的重要标志，便是英国在北伐战争的打击下，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1926年12月发表的圣诞节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张伯伦承认：“今日中国时局与各国缔结华会条约（即《九国公约》——引者）时完全不同”，“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并承认“目前时局之主要事实即在条约已公认为不合时宜”，宣布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谈判。[32]

列强被迫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英国把在汉口、九江、镇江、厦门、重庆、威海卫等地的租界和租借地陆续交还中国；第二，美、英、法、日、意等13个国家先后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是在列强视为最重要的领事裁判权和上海国际租界问题上，它们坚决拒绝让步。

但是，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则准备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捍卫其在华的“特殊权益”。1928年4月，日本直接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6月初，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加快了“独占”中国的步伐。1931年，日本更是借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机，以“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33]为口号，悍然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并在英、美等列强的妥协纵容下最终独占了中国东北，从而有了进一步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而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又使日本在上海获得了驻兵权，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经过1935年的华北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最终于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与美、英等国直接兵戎相见。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用武力不断否定以《九国公约》为基础的华盛顿体系，打破亚太地区美、日、英实力基本平衡的国际格局的重要行动，也是日本要建设以日本为领导的“东亚新秩序”的前奏。

中日战端初启时，“对支一击”论在日本统治阶级中甚嚣尘上，认为只需一个月日军便可“凯旋班师”。[34]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直接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日本侵略者面对的并不是犹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由四亿多人民组成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随后的淞沪抗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和广州战役中，中国军队顽强作战，使日军遭到重创。到武汉、广州两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近100万人，国内本土只剩一个师团，真可谓倾巢而出了。此后，日军再也无力进行攻势作战，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因此，正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使日本法西斯企图迅速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彻底破产。

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计划落了空，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此过程中，日本借机抛出了建立以日本为领导的“东亚新秩序”的主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正式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说明“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连环互助关系为根本”，“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对于其他国家，近卫则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35]在这里，近卫一改过去日本政府一再声称的尊重各国在华利益、尊重“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第一次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公开否认了《九国公约》的对华原则，向美、英发出公开挑战。同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调整对华国交方针》的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声明，进一步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对“东亚新秩序”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加以说明，呼吁“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36]再次表明日本要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所谓“新秩序”、排除欧美列强势力的决心。12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近卫声明做了进一步阐述：“由于新体制而结合的三国达成国防及经济自主，将来在中国的第三国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限制，而且伴随的政治特权也有必要予以取消。”[37]

对近卫的第三次声明，美、英、法三国做出了相同的反应。12月30日，美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者有理由在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的区域内，把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引为己任”。[38]1939年1月14日和18日，英国和法国也分别向日本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39]美、英、法三国以此方式表明了它们与日本的矛盾，并决定援助中国。[40]

但是没有实力支撑的声明并不能遏制日本的野心，企图依靠绥靖政策来坚持《九国公约》的对华基本原则也苍白无力。[41]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进一步鼓励日本将“东亚新秩序”向南方发展。1939年12月28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签署了《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指出“帝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应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基本目标”，从这一基本目标出发，日本对待欧洲战争的政策是：“目前应根据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42]这一文件成为日本进一步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前提。

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进一步提出：“皇国的国是是遵循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首先以皇国为中心，建立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其重点是解决支那事变，实现国防建设的飞跃，采取灵活的施政方针，以推进皇国之国运。”[43]在这里，日本不仅把“帝国”改为“皇国”，而且第一次把“东亚新秩序”扩大为“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便通过了大本营陆海军部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提出了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应当采取的具体政策。[44]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声称当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以日、“满”、华为核心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45]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大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国际新秩序、进一步推行扩张政策的代名词。

为了获得国际支持，日本决定强化日德意轴心，在《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文件》中，进一步扩大了日本的“生存圈”，其范围“以日满华为主体，包括现在委任日本统治的原德国所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法属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洲、新西兰以及印度等地区”，[46]范围再次扩大。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日三国相互配合，分别挑战英、美等主导的欧洲与远东的国际秩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条约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正如松冈洋右在9月26日的枢密院会议上所说，日本认为美国是其南进计划的直接障碍，所以这个同盟主要以美国为目标。[47]

1941年12月8日，日本以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而开始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实施阶段，并将这场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这就充分表明了日本要建立以独霸亚太地区为目标的“大东亚新秩序”。一时间，日本似乎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

但是，当日本将战争扩大到全球之时，当美、英等国被迫抵抗日本的侵略扩张之时，正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持久战拖住大量日军的巨大作用。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七成仍然用于侵华战争，只有两成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48]中国与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起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日本要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最终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政治大国，并直接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