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历史(八):明帝国与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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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之都苏州

刚才介绍了“江浙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其实还有一句同样意思的谚语“苏常熟,天下足”(载于南宋陆游〔1125—1210年〕《渭南文集》),这也是人们常用的。

所谓苏常,指的是苏州和常州,两地都是江南三角洲地区的中心。

据说,早自唐代开始,全国所纳的税粮就有九成来自江南,而江南地区税粮又有九成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带负担的。若仅看这一三角洲地区更会发现,其中高达九成税粮是由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负担的。在此当中,苏州一地就缴纳了天下税粮的十分之一,这真是可怕的沉重税负。不过,这也说明苏州拥有足可承受重负的生产力。苏州就是这样冠绝天下的粮仓。

而且,苏州还以绢织品闻名于世。

苏州经由大运河而南通杭州,北连镇江,又得长江舟楫之便,所以这里不仅是生产重地,同时也是交通咽喉。其繁荣自宋代以来就屡被赞颂,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就是苏州和杭州,苏州与南宋的国都一起,被称为地上的天堂。

元代北方的大都会是真定。但是据到此游览的江南人所言,真定的人口还不到苏州的十分之一。

苏州是商人的城市,这片土地上就是商人说了算,这点和日本的大阪非常相似。苏州城内住着许多大小富豪,这里便举个例子吧:

元末明初之时有一位叫沈万三的传说中的富豪,其财富天下第一。据说明太祖营造新都应天府(后来的南京)的时候,沈万三独力修建了应天府三分之一的城墙,从洪武门一直修到了水西门。此外还传说,他申请向太祖献金,太祖说自己有百万大军,他回答说可以一军给金一两,于是太祖深恶其财力,欲除之而后快。故事自然是越大越有趣,这已经变成了传说,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不一定能当真。但是面对着开国豪杰,沈万三竟然一步也未退,他的这种心气备受人们喜爱。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反映出苏州人身上有一种决不屈从于传统权力的商人气质。

那么,沈万三的财富是来自何处呢?据说他最初是由小地主起家的。而到了万三儿子这代,其家族拥有的土地已达到了数千顷(一顷为百亩)。而且他们的田租甚高,每一亩榨取九斗三升。苏州的田租沉重,据说就是从沈家开始的。总之,沈家收取的年贡米据推测有三四十万石,或者是五六十万石,这收入已经达到日本封建大名的级别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沈家还从事国外贸易。记录显示沈家还曾经营景德镇的陶瓷,至于苏州的绢织物想必就更不用说了吧。

由此来看,很明显沈家是通过经营土地并参与国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由沈家的例子类推,苏州的其他富豪应该也是凭同一手段置产兴业的吧。

另外,常熟以北的福山港有曹氏,其所收年贡米多达三十六万石。常熟则有徐氏,其财力号称常熟第一。两人都是仅逊于沈氏的大富豪。

可见在苏州、常熟,有很多可与日本大名相比肩的大富豪。

而他们过着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

另一方面,苏州并不是一个新兴城市,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吴国的国都,自身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是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苏州都不再是政治城市。而正因如此,苏州才发展出了独特的市民文化。元代,苏州的富豪们凭借着其雄厚的财力成了传统文化的支持者。

沈氏对书画古董的收藏很有名,常熟徐氏也与诗人杨维桢、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文人陈基等人交好,极力厚待他们。

杨维桢像

因此,苏州文运兴隆,学者和艺术家云集。那里有着一种不献媚政治和权力,即所谓反权力的传统。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的大阪市民,他们也创造出了浪花文化。明太祖对苏州百般厌恶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苏州是如何经受住种种考验,如何保住传统并延续繁荣的,我们之后还会再次提到。

总而言之,福建的海运、江浙的生产力及其商业气质,往往带有浓厚的国际性,他们与倭寇的结合也是根源于此,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