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在前往弗劳恩贝格大教堂之前，已经为教士哥白尼赋予了少许特权，从而让他能够在教会等级中占据多个职位，但他从未行使这一特权。[34]而他也从未顺理成章地举行神职授任和祝圣等活动。但哥白尼已经开始领俸禄了。他有一匹马和一位男助手。哥白尼家设有女仆的房间，还有冲水马桶，当时多数人家里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他的生活很闲适，有足够的精力关注其他事情。
弗劳恩贝格大教堂成了容纳哥白尼对天空的激情之所在。教堂内有一整间带窗的屋子容纳他的天文装置，这些装置全都是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他的三角仪[35]（又称托勒密尺）是一个10英尺（约3.048米）高的带轴三角形装置，这个装置的附件像木头巨人的手指一样卷曲着；其中一个连接点可以导向窗外以测量恒星的高度。哥白尼的象限仪是一块比成年人高出一头或两头的标准正方形木头，上面刻有一个四分之一的圆，整个装置由一块垂直的小木块固定，木块的阴影则用来测量太阳全年出现的方位。哥白尼后悔没把象限仪做成石质的，因为木质在遇冷之后发生了弯折。日晷、浑天仪以及一个手持的太阳系模型都是按以前的标准造的，最后这个装置中未标明的球体随意地悬挂在中心。这些仪器全是哥白尼凭借自己辛勤的汗水拼接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哪个工匠的技艺能超过他。
认真的研究要求他亲力亲为，但哥白尼更热衷于美丽的理论。他为几个好奇的朋友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天文学论文。“托勒密的理论，”他写道，“看似非常可疑，因为他设想了一些偏心匀速点，并用它来解释行星从来不会绕其中心做匀速运动的这种现象。”[36]
从小就学习绘画的男孩儿首先会对美学原则比较敏感。哥白尼就是这样的男孩儿。正是哥白尼秉持的美学原则，以及他对美的追求成了解开腐朽哲学枷锁的钥匙。[37]有时候，这些原则显得陈旧乃至反动，甚至导致他所秉持的天文学基础灰飞烟灭。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哥白尼也笃信先贤亚里士多德。对他们而言，匀速圆周运动比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匀速点的非匀速运动更加优雅。但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中，行星都是绕天球外部轨道运行的，它们的轨道也刚好都是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不带任何夸张，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哥白尼用数学家的方式列出了一份他认为“更合理”的论文清单：
1.所有天球都没有中心。
2.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它是重物自然汇聚的中心。
3.所有的天球都绕太阳旋转，看上去，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38]
上述内容便是日心说：它意味着地球绕太阳旋转。这个观念会像不偏不倚的病毒一样缓慢地传遍整个世界，而它的源头就在这份毫不起眼的手写小册子中，哥白尼本人从未想过要为它拟定标题，也没想过发表它。相反，他仅抄过几份给熟识的学者朋友，这些学者又如法炮制，于是，这个小册子就像科学违禁品一样流传开来。后人给它起名为《小释》，就像是在嘲笑它卑微的出身一样。[39]
在这个日心说系统中，我们从火星投射到夜空中的交点上看到，火星的逆行发生在第三点和第四点方向之间。
在最终遇到逆行问题，即行星的倒退问题前，哥白尼进一步写下了更多的假设。他知道，自己理论的真正优雅之处在于，“行星的逆行并非因为它们自己，而是因为地球的运动”。[40]《小释》主张，行星的倒退只是一种表象，实际的原因是运动的地球超过了轨道中运行的行星。地球位于其他行星和太阳连线上之时，也正是逆行现象发生之时。理论上，这是行星复杂轨道最激动人心和最简洁的解释方案。但实际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三十四条轨道就足以解释所有行星的芭蕾舞了”[41]，哥白尼在其温和的结论中谈道。即便地球是运动的，他也无法完全不用到托勒密那一圈圈的本轮，也无法彻底避免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形而上学原则。近代日心说天文学并不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中诞生那般得自哥白尼，它是许多代人共同的知识结晶。但《小释》仍旧标志着一个特别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充满可能的新世界。它读起来像是一份宣言，简洁而令人信服；哥白尼在《小释》中允诺会在其“扩展版”中提供必要的数学证明。[42]
哥白尼让地球动了起来，但他最初只是想让行星重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优雅匀速运动状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只是偶尔有些激进而已。彼时教会的教理过于盛行，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难以接受完全革新的思想。教理垄断欧洲长达千年之久，但它就快被一场意外——当然，也是一场血腥的意外——终结。
哥白尼完成自己天文学论文的几年后，另外一位更加保守的人也如同当年的哥白尼一样正忙着写作自己的论文。他是一位敦实的德国修士，棕色头发修剪得有些盛气凌人，身上一圈圈看起来有点儿学究气的脂肪遮住了观点丰富的脑袋，但这些观点没几个经得起推敲。“诸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在某天说道，“凡人皆撒旦。”[43]犹太人“怀有异心”，他谈道，“我们错在没有铲除他们”。[44]但他对哥白尼的评价没有那么刻薄，并且还有点道理：“愚人会推翻整个天文学。”[45]
此人就是曾撰写《九十五条论纲》的马丁·路德，而其在学术旨趣上与《小释》并非截然不同。二者都旨在引发争论，也都包含着惊人且激进的潜台词。路德谴责当时教会的腐败，奉劝天主教教徒不要沉溺于金钱，进而回归基督那谦卑的教导。他把《论纲》的手抄本寄给了一位朋友，同时也印了一些出来。
因此，二者造成的局面就有所不同了。哥白尼并未把论文付梓。他对金钱的态度比较保守，但也没有宗教性的清高，他在1517年给普鲁士天主教上层人士的信中提出了警告：
造成国运衰微的原因甚众，为首者（在我看来）有四：异见、死亡、土地荒芜和货币贬值。前三者十分显眼，无人 不知……[46]
但腐朽的教会未必明白，他们用了四年时间才把异见者路德驱逐出去。神圣罗马帝国宣布他触犯了法律，但为时已晚。公开支持路德的人已成压倒之势。对接下来的斗争而言，哥白尼对货币贬值的担忧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注脚。他呼吁道：“普鲁士啊，灾祸就要来了，你会为自己造成的混乱状态付出代价，唉！”[47]
反抗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在榜样路德的感召下，德国境内一支庞大的农民军奋起反抗贵族领主。但他们并不需要路德的支持。新教暴力革命由此开始，这也是路德从未预料到的情况。路德还撰写了一本名为《反对农民的集体杀戮和偷盗》（Against the Murderous 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s）的小册子，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刺杀、重击，尽可能多地杀死那些人”，路德对贵族建议道，而他们也照做了。
从未有哪次有组织的革命像这次德国农民起义一样徒劳无功。这些农民带着几把大刀、干草叉和一把少见的火枪，也没有组织骑兵，他们唯一成功击败的对象就是修道院和普通的神职人员。农民的弱势甚至让他们的暴力也变得可悲；在一个小村庄里，一群家庭主妇砸烂了两位牧师的头，百无聊赖之际，她们又在镇子的广场中央用橡木棍击打了他们三十分钟，直到二人血肉模糊才罢休。[48]农民的死伤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被恶毒地斩首、破膛和肢解，乃至一位游荡的吟游诗人在距离德国村镇两千米开外的地方都还能看到尸块。妇女和小孩因为拒绝离开家园而被处死——直接被活生生地烧死在家里。雇佣兵杀死一人得一弗罗林（一种金币名称），残存的手指可换取半弗罗林，他们保存了沾满鲜血的尸首清单以确保能得到报酬：“斩首八十，挖得眼珠六十九颗，另有两个月的欠薪……”
路德也认可这种做法。他写道：“农民们把上帝和世人的愤怒降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针对新教教徒的大屠杀在欧洲蔓延，就像一杯红酒被轻慢的贵族打翻在地一样。在瑞士，一位改革派领袖被杀害和肢解，暴徒还把猪内脏和粪便塞入他的肚子里。[49]在法国，塞纳河被数不清的新教教徒尸体污染，乃至王室也只好颁布一道客气的法令请求民众停止相互残杀。[50]在英国，被剁碎的天主教教徒尸块被寄往全国各地，然后被挂在长矛上沿海岸线展示作为庆祝。如果哥白尼所在的波兰情况稍好些，那多半也是因为其他地方的情况已经足够糟糕了。条顿骑士团的首领正打算皈依路德宗，他们经常劫掠波兰北部地区，胆敢反抗的农民则会被砍断双手。“强盗日益猖獗”，教会的教士恳求得到国王的保护。“民众遭受了血腥的袭击和劫掠。教士们已开始奋起反抗。”[51]
无论哥白尼是否愿意，战火都快烧到眼前了。他那安稳的生活在1516年被打破，瓦尔米亚省的教会任命他管理该省最大城镇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哥白尼被迫接受了令人厌恶的礼物——一座城堡。1521年1月的一个寒冷早晨，醒来之后在城墙间散步的哥白尼看到条顿骑士团正准备发动攻击。作为这座倒霉城市的管理者，哥白尼现在想起来，自己的工作职责也包括军事指挥。
在自己的天文学领域，哥白尼与收到自己的《小释》的朋友们的争论向来很克制，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受好战的舅父影响，哥白尼放弃了克制的判断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进攻。战争开始之际，他曾仰望天空，观察木星和土星的冲日现象（in opposition）。[52]
哥白尼将军十分沉着。就在战斗打响之前，他还发出了一份正式的增援请求，并且获得了二十门大炮以巩固城堡的防御工事。他收到的最新战事消息称，骑士团没有遭遇抵抗就突破了城门。他感觉自己会在战场上丢掉性命。哥白尼在言谈中不情愿地嘲弄了自己的命运。“作为忠诚的臣民，教士们都希望高尚而正直地行事，”他写道，“他们甚至都准备好了赴死……”[53]
但这些准备并未付诸实施。次月初，双方达成了临时停战协议。家乡宁静的教堂正等着心事重重的哥白尼。
骑士团得到安抚，阿伦施泰因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农民们重新找回了生计，而哥白尼的生活也归于平静。他继续稳步推进天文学研究，并着手在阿伦施泰因城堡的墙上绘制太阳的投影。哥白尼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出版自己的论文。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在动的想法比在路德完成《论纲》之前写作《小释》的时候更加危险和离经叛道。
更大篇幅的天文学著作的写作也总是被教会官僚们打断，他们总是闲得无聊。哥白尼的任务是会计工作，清点器物。有一回，他被安排写作一篇与面包相关的文章，这种事情甚至比干瞪着眼等待油漆干燥还要无聊得多。为了打发每天乏味的工作，他会经常与一位名为蒂德曼·吉泽的教友合作干活。
蒂德曼是一位富有但谦逊的人，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他具备的科学知识也无法阻止他自己有意选择天真。因此，蒂德曼认为哥白尼医生日常治疗的处方出自“另一位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的手笔。[54]蒂德曼最大胆的作品总是关乎和平与相互妥协，“爱能让人承受万物”是他的口头禅。[55]在不断发展的政治格局中，这种想法让他成了一位叛逆者。
“我完全反对战争”，蒂德曼抱怨道。他渴望在房顶喊出自己的心声。蒂德曼是一位比哥白尼更为虔敬的天主教教徒，他也经常跟哥白尼谈论如何弥合教会内部的分裂。“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情感的多样性”，他写道，并且他渴望“兄弟之间也保留公正”。[56]当蒂德曼对于在书中表达这种和平的妄想感到担忧时，哥白尼恳请他坚持己见。他们的想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二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流言蜚语也开始在教士圈子里流传。村民来来往往，前往哥白尼的城堡的老人慢慢变少，一些教士得到升迁，另一些则相继离世。1537年，蒂德曼被擢升为60英里（约96.6千米）外的库尔姆省（Kulm）的主教。尽管哥白尼忙于信件往复和阅读，但他终归是孤独的。前后近二十年里，哥白尼都过着孤独的生活。
这种遗世独立在哥白尼的作品完成后显得喜忧参半。虽然哥白尼许诺的《小释》“扩展版”得以完成，但被人遗忘了，因为这只是一件私事，并无出版计划。这个史诗般的爱好就要和主人一道进入历史了。
此时的哥白尼已年近古稀。他好不容易才忘记了战争，直到一位路德宗信徒出现在他家门口，请求和他一道讨论天文学。“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之中！”[57]蒂德曼悲伤地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