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双语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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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来到人间

在我的这本传记中,作为主人公的到底是我呢,还是另有其人,在这些篇章中自当说个明白。为了要从我的出世来开始叙述我的一生,我得说,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相信)。据说,那第一声钟声,正好跟我的第一声哭声同时响起。

看到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这样一个时辰,照料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早在没能跟我直接相识之前的几个月,她们就对我倍加关注了)便议论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第二,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出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定会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毫无根据,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至于她们说的第二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襁褓之中就把这份家财给挥霍光了,那就是我还没继承到这份遗产呢。不过,现在我没能拥有这份财产,我丝毫也不抱怨;要是另外有什么人正享有它,我还衷心欢迎他把它守住呢。

我出生时带有一张头膜[1],为这张头膜,曾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愿以十五几尼[2]的低价出售。是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羞涩呢,还是缺乏信仰,宁愿要软木救生衣,这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只有一个人出价想购买,这是个做期票证券交易的经纪人,他只肯出两镑现金,其余的都以雪利酒[3]折价支付。就连保证他不会淹死,他也怎么都不肯加一点价。结果只好把广告撤回,白白损失了广告费——至于说到雪利酒,当时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一批这样的酒正在市上求售呢——十年以后,这张头膜在我的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售出,参加抽彩的共五十人,每人出半克朗[4],得彩的出五先令。抽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而且我记得,当时眼看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在出售,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感到很难堪。我还记得,抽到这个头膜的是一位提着个小提篮的老太太,她很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虽然花了不少时间,费了很大的劲算给她听,可是毫无作用,怎么也没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后来她倒是真的没有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光光彩彩地寿终正寝。这件事,作为奇闻长期在我们那一带流传。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太太直到死都一直十分骄傲地夸口说,除了过桥外,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到过水上。而且每当她喝茶的时候(她很爱喝茶),老是愤愤地说,那班海员之类的人实在邪恶,竟敢放肆地到全世界去“漫游”。你对她说,有些常用的好物品,茶大概也包括在内,就是由她所反对的这种漫游中得来的,可是毫无用处。她总是更加坚决、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我们不应该去漫游。”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再“漫游”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讲我自己出生的事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说的“在那一带”。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闭上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了。一想到他竟会从来没有见过我,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至于儿时看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白色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引起的种种联想,以及当我们的小客厅中亮着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我们家的门窗却紧锁,把父亲的坟关在门外(有时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让它独自待在那寒夜之中,这引起我难以名状的同情。这一切,现在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来,更加使我感到奇怪。

我父亲有一位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过会儿我还有更多话要说),她是我们家的主要大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母亲却总把她叫作贝特西小姐,不过,这只是在我那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之心后敢于提到她时(这种时候不常见),才这样叫她。我这位姨婆曾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他并不像那句众所周知的谚语“行为美才是美”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特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为了生活费用上的事两人发生争论,他甚至粗鲁狠心地要把她扔出三楼窗口。这些脾气上互不相投的事实,使得贝特西小姐决定给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两人分居。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诞的传闻,有一次有人曾看到他跟一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上。不过我认为,跟他一起骑在大象上的一定是位绅士,要不就是一位贵妇[5]。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后不到十年,从印度传来消息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姨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人分居之后,她立即恢复了做姑娘时的姓,在很远的一个海边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在那儿过起独身生活来;大家都知道,打那以后,她决心不问世事,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我相信,我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把她给深深得罪了,原因是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她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特西小姐从此没有再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而且身子骨也不大好。结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在我出世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要是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的情况。因此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也不能说我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全凭自己的亲眼所见而追记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望着炉火,为自己,也为那没有父亲、尚未见面的小孩,抱着深为绝望的心情。虽然楼上抽屉里早已准备好几罗[6]预言针[7],欢迎他到这个对他的光临丝毫也不激动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了,在那个晴朗有风的三月下午,我的母亲正坐在壁炉前,提心吊胆,悲苦重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渡过面前的难关。就在她擦干眼泪,抬头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往庭园里走来。

我母亲又朝那女人看了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这人准是贝特西小姐。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射在那陌生女人的身上,洒满庭园的篱笆。她径直朝屋门走来,这种凌厉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当她走到屋门前时,她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来的正是她。因为我父亲曾经多次暗示,说我姨婆的行为举止,很少像普通的基督徒那样。这时,她不像常人那样来拉门铃,而是走到我母亲看着的那扇窗子跟前,往屋子里张望,把自己的鼻尖使劲贴到玻璃上,以致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还经常说起,说她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又平又白了。

她这一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星期五出世,完全是得益于贝特西小姐。

我母亲惊慌得连忙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贝特西小姐带着探询的神情,缓缓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她移动着目光,从房间的一头开始,像荷兰钟上撒拉森人[8]的头像似的,直到把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惯于支使人的人那样,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手势,叫她去开门。我母亲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她的“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因为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的生理状态的缘故。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她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那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只感到不快,并没有表现出不胜荣幸的心情。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贝特西小姐说。我母亲听说后就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了我母亲刚才待的小客厅,因为过道那头那间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炉——更确切地说,打从我父亲的葬礼以后,那儿就没有再生过火了。她们两人坐了下来,可贝特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极力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哭了起来。

“啊,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是我母亲怎么也忍不住,直到哭够了才止住了眼泪。

“摘下你的帽子,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母亲对她怕极了,即使她想要拒绝贝特西小姐的这一古怪要求,她也不敢那么做,于是她就按贝特西小姐的吩咐把帽子摘下了,由于摘帽时两手直哆嗦,她把头发(她的头发既多又漂亮)弄得全都披散到了脸上。

“哟,我的天!”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啊!”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是非常年轻的,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她一面低垂着头,仿佛这是她的罪过似的,这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真的还是个孩子就做了寡妇了,要是以后能活下去,她还得做个孩子气的母亲呢。接着,在短短的静默中,我母亲恍惚觉得,贝特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而且还感到她的手并不是不温柔。但是当她胆怯地怀着希望,抬头看她时,却发现贝特西小姐撩起衣服下摆,坐在那儿,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搁在炉栏上,对着炉火紧皱眉头。

“我的老天爷,”贝特西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作鸦巢呀?”

“你是说这房子吗,姨妈?”我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特西小姐说,“要是你们两人中有一个懂一点真正过日子的道理的话,把这叫作厨房[9]要合适得多。”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取的,”我母亲回答说,“在买这座房子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这附近有乌鸦呢。”

就在这时候,一阵晚风吹过,在花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引得我母亲和贝特西小姐都禁不住朝那方向看去。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相互低垂,如同几个巨人在窃窃私语,这样安静了几秒钟后,接着便剧烈地骚动起来,四下里挥动着它们那狂野的胳臂,仿佛它们刚才的窃窃私语已大大地扰乱了它们内心的平静。这时,筑在高处树枝上的几个饱经风雨的破旧鸦巢,犹如暴风雨中海面上的破船般在空中摇晃。

“那些乌鸦到哪儿去了?”贝特西小姐问道。

“那些什么……?”我母亲正在想着别的什么。

“那些乌鸦呀——它们怎么样啦?”贝特西小姐问道。

“打从我们搬来这儿住那天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乌鸦,”我母亲说,“我们原以为——科波菲尔先生原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窝乌鸦;其实这些全是些很老的老巢,乌鸦早就不要它们了。”

“完全是个大卫·科波菲尔!”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彻头彻尾的大卫·科波菲尔!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作鸦巢;他相信一定会有乌鸦,因为他看到有几个鸦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说,“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在我面前数落他……”

我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有一会儿一定想要狠狠揍我的姨婆一顿,不过像她那天下午的那副样子,即使她受过很好的训练,我的姨婆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给制服。可我的母亲只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这念头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随后她便温顺地又坐了下来,接着就晕过去了。

待她醒过来时,或者是贝特西小姐把她弄醒过来时,反正不管怎么样,她发现贝特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黄昏已逐渐变成黑夜,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要不是靠了火炉的亮光,她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说,”贝特西小姐走回到椅子跟前问道,仿佛她方才只是偶尔看了看景色,“你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啦。我看,我一定快要死了!”

“不会,不会,”贝特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哎哟,哎哟,你说喝茶对我管用吗?”我母亲不知所措地叫喊道。

“当然管用,”贝特西小姐说,“你这只是在胡思乱想罢了。你管你的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姨妈,”我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保佑孩子!”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无意中脱口说出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祝词,不过这句话没有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了我母亲身上,“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的女仆。”

“她叫佩格蒂。”我母亲说。

“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有点忿忿然地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这是说,居然有人跑进基督教堂,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教名跟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叫她的姓了。”

“喂,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打开小客厅的门,朝外面叫道。“拿茶来,你的太太有点不舒服。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贝特西小姐用一种仿佛自从有了这个家她就是公认的主人的气派,发布了这道命令后,又朝门外打量着,直到看到佩格蒂听到生人的声音,吃惊地举着蜡烛沿过道迎面跑上前来,她才又关上门,和先前一样坐了下来,两脚搁在炉栏上,撩起衣服下摆,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不是生个女孩,”贝特西小姐说,“我可一点也不怀疑,一定是个女孩。这样吧,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

“也许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定是个女孩,”贝特西小姐回答道,“别跟我拌嘴啦。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就打算做她的朋友,想做她的教母,我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可一辈子都不应该犯错啦。她的感情也不应该再滥用啦,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好好地受到教育,好好地受到保护,不让她愚蠢地去信赖那些不应该受到信赖的人。我一定要把这当作我自己的责任。”

贝特西小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每说一句,她的头都要抽动一下,仿佛她自己的宿怨旧恨正在内心发作,因而她得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让它们表露得过于明显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中看着她时,心里是这样想的。不过当时我母亲太怕贝特西小姐了,自己的身子又极不舒服,加上又过于顺从和过于慌张,什么都没能看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大卫待你好不好,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后,贝特西小姐问道,她那头部抽动的动作也逐渐停歇下来,“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吗?”

“我们很快活,”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待我真是太好了。”

“哦,我看他是把你惯坏了吧?”贝特西小姐说。

“现在在这艰难的世界上,我又成了孤身一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是的,恐怕他真的把我给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

“行啦!别哭了!”贝特西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般配,孩子——即使随便哪两个人都能般配的话——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吧,是不是?”

“是的。”

“也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科波菲尔先生常去拜访的一家人家当幼儿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好,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他向我求婚,我也就答应了他。于是我们就结了婚。”我母亲坦率地对她说。

“嘿!可怜的孩子!”贝特西小姐若有所思地说,一面依然对火炉皱着眉头,“你都会点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姨妈。”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

“比如,像管理家务什么的。”贝特西小姐说。

“我恐怕不太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一直在教我……”

“他自己会的可多呢!”贝特西小姐从旁插了一句。

“我盼望我会有所进步,因为我急着要学,他又教得很耐心,要是没发生他去世这场大不幸的话……”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忍不住呜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行啦,行啦!”贝特西小姐说。

“我每天都记账,晚上就跟科波菲尔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到这儿,悲从中来,又哭了起来,说不下去了。

“行啦,行啦!”贝特西小姐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一言半语的不同意见,科波菲尔先生只是嫌我‘3’字和‘5’字写得太相像了,或者怪我不该在‘7’字和‘9’字下面多添了个弯弯的小尾巴。”我母亲接着说,可是说着说着一阵伤心,又哭了起来。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特西小姐说,“你要知道,这对你自己,对我的教女,都没有好处。行啦!你不许再哭了!”

这一理由使我母亲平静下来一些,不过却让她的身子感到愈来愈不适。接着是一阵沉默,只是偶尔被贝特西小姐突然发出的“嘿”声打破,她坐在那儿,两只脚仍搁在炉栏上。

“我知道,大卫曾花钱给自己买过一笔年金保险,”过了一会儿,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答说,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考虑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一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回答。

“他原本会干得更坏呢。”我姨婆说。

“坏”这个字用得真是时候,我母亲这时的情况真是坏透了。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佩格蒂,一眼就看出她如此难受是怎么一回事——要是当时房间里光线较亮的话,贝特西小姐本当早就可以看出来的——佩格蒂急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并且立即打发他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护士和医生。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已经把汉姆藏在我们家好几天了,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供作差遣。

当那两位结盟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到来时,看到一位盛气凌人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软帽,耳朵里塞着珠宝商的棉花[10],他们都大吃一惊。佩格蒂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坐在小客厅中,完全是个神秘人物。尽管她口袋里装了一大堆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丝毫无损她神态的威严。

医生去过楼上后又下来了。据我猜测,他一定想到,自己有可能得跟这位陌生的太太面对面地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便加倍小心,极力表现出懂礼貌和讨人喜欢的样子。在男性中,他称得上是个最温顺的人,也是小个子中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简直像《哈姆雷特》[11]里的鬼魂,而且走得比鬼魂还慢。他把头低垂向一边,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贬低自己,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讨好别人。别说他对狗都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就连对疯狗都不会说一句难听的话。即使非说不可,他也只会温和地对它说上一句,或者半句,或者是一句的一部分,因为他说话也像走路一样慢吞吞的;可他决不会对它说出难听的话,也决不会对它发火动气,不管是为了什么世俗的理由。

齐利普先生把头侧在一边,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婆,微微地对她鞠了一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耳,示意对方耳朵里塞着的珠宝商棉花。

“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夫人?”

“什么!”我姨婆回答,一边像拔瓶塞似的把棉花从耳朵里拔了出来。

齐利普先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幸运的是,他没有失去理智。他还是和颜悦色地重复问了一句:“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夫人?”

“胡说!”我姨婆回答了一声,又一下子把棉花塞回耳朵。

齐利普先生碰了这个钉子后,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只好坐在那儿,怯生生地朝她看着;她则坐在那儿看着炉火,直到他又被叫到楼上去。过了约莫一刻钟,他又回来了。

“好啦?”我姨婆问道,一面把靠他那边耳朵里的棉花拔了出来。

“哦,夫人,”齐利普先生回答说,“我们正……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中,夫人。”

“呸……!”我姨婆呸了一声,她在这表示轻蔑的感叹词上,加了一串纯正的颤音。说完后,又跟先前一样,把棉花塞回耳朵。

真的——真的——像齐利普先生告诉我母亲的那样,他真的差一点儿给吓着了。单从一种职业观点上来说,他是差一点儿给吓着了。不过,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那儿朝她看着,她则依旧看着炉火。这样坐了约莫两个小时,直到他又被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好啦?”我姨婆问道,一面又拔出靠他那边的棉花。

“哦,夫人,”齐利普先生回答说,“我们正……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中,夫人。”

“啐……!”我姨婆啐了一声。她对他如此粗暴无礼,使得齐利普先生绝对受不了啦。他后来说,这真是存心要把他搞得精神崩溃。他宁愿离开小客厅,坐到楼梯上,坐在黑暗和寒风中,直到又被叫到楼上。

汉姆·佩格蒂上过国民小学,在问答式教学中学习颇为用心,因而可以被当作是个靠得住的证人。第二天他报告说,就在这之后一个小时,他无意中偶尔在门口往小客厅里张望了一下,不料一下子就让焦躁不安地在里面来回走动的贝特西小姐发现了,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走,就让她给抓住了。他说,当时头顶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很明显,在声音大的时候,那位小姐就把他当作替罪羊般一把抓住,在他身上发泄她那过分的焦躁。根据这一情况,贝特西小姐虽然耳朵里塞着棉花,仍没能把声音完全挡住。他说,当时她抓住他的领子,不断地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多了鸦片酊似的[12]),她还使劲摇他,乱抓他的头发,揉皱他的亚麻布衬衣,捂他的耳朵,好像捂的是她自己的耳朵似的。此外,还抓他。打他。这个情况,有一部分由他的姑母所证实,她看到他时是在十二点半,我姨婆刚把他放开,当时他的脸跟我一样红。

性情温和的齐利普先生,即便别的时候都会记仇,在这种时候他也决不会对人怀有恶意的。所以他的事情刚一办完,就侧着身子走进小客厅,用他那最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啊,夫人,我很高兴,向您道喜啦。”

“道什么喜?”我姨婆厉声回答说。

看到我姨婆的态度还是这么严厉,齐利普先生又慌张起来。为了抚慰她,他朝她微微鞠了个躬,还露出一丝微笑。

“我的天哪,这人怎么啦!”我姨婆不耐烦地叫了起来,“他不会说话吗?”

“放心吧,我亲爱的夫人,”齐利普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再也不用着急了,夫人,放心吧。”

奇怪的是我姨婆竟没有去摇他,把他必须说的话摇出来。后来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她只是对他摇着自己的头,不过这样也使得齐利普先生胆战心惊了。

“哦,夫人,”齐利普先生一鼓起勇气便继续说,“我很高兴,向您道喜啦。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夫人,平平安安过去了。”

在齐利普先生专心发表这通演说的五六分钟时间里,我姨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好吗?”我姨婆问道,她交叉抱着双臂,一只胳臂上依旧系着软帽。

“哦,夫人,我想,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齐利普先生回答说,“在这样悲惨的家庭境况下,对一个初次做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我们所能期望的,这已经是够好的了。您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夫人,决没有什么妨碍,也许对她还有好处呢。”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突然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把头稍稍转向一边,像一只讨人喜欢的小鸟一样看着我姨婆。

“那孩子,”我姨婆说,“她好吗?”

“夫人,”齐利普先生回答,“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生的是个男孩。”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而是抓住帽带,提起帽子,把它当作投石器似的,朝齐利普先生的头打了一下,然后戴上打瘪的帽子走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她就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子,或者像人们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一样,不见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我躺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躺在自己的床上。而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则永远留在了那个充满梦幻和影子的国度,留在了我最近游历过的广袤的地域。我们家卧室窗上的亮光照到室外,照在所有这些游子的尘世归宿之地上,也照在埋着没有他就没有我的那个人的遗骸的小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