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史哲

哲学是历史的综合，

历史是哲学的分解。

——杜朗特《斯宾塞》

一九三八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联大文学院院长由哲学家冯友兰教授代理，到十月十八日才正式聘任。冯先生的头发胡子都很长，有一个哲学系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那昆明的理发店就要失业了。中文系罗常培教授也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我听过冯先生几次讲演，他说话虽然结结巴巴，思想却非常清晰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有些讲演冯先生论文目录中没有记载，所以我把日记摘抄于后，以免沧海遗珠。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

听冯友兰先生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国哲学的应用》。

他说：如果小孩被石头绊倒，他就会发怒，大人却不会，因为小孩是用情感，大人是用理智。中国道家的哲学是“以理化情”。如死是最动情的，但理智上知道有生必有死，就不会动情了。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却很难，只能做到有情而不为情所累。例如看见某甲打某乙，我们忿忿不平，但事后也就算了；如某甲打的是我，事后还是会忿忿不平的，这就是为情所累。应用哲学，就要学会“以理化情”，学会“无私”“忘我”，这样才能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

冯友兰先生讲《中和之道》：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要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

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类人要求权利不太过，要求责任不太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晚上听冯友兰先生讲《青年对哲学的修养》。

他首先批评题目说：青年对哲学要修养，中年、老年是已经修养够了呢，还是不够修养的资格呢？其实修养是不分年纪的，正如学数学不分年纪一样。这是普通一班人的错误。

他讲形式逻辑，说逻辑是语经，是思想的规则。规则是人人应该遵守，实际也遵守，只是不能完全遵守的；一个不守道德规则的人守规则的时候总比不守规则的时候多。

辩证法反对形式逻辑。后者说甲是甲，前者说甲是非甲；其实是甲包含非甲，甲可变成非甲。

如果人人懂形式逻辑，天下的争论可以减少一半。如古语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其实，前者是指道德方面，后者是技术方面，两者并不冲突。这就要有逻辑的修养。

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

冯友兰先生在昆中北院讲《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第一个意义不是目的。有人以为生活的意义是指生活的目的。如果凡事都有一个目的，本身只是手段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事都成了手段。我们应该说：有些事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哪些事呢？凡是自然的事，如猪生草长，都是无目的的；人为的事如吃药等才是手段。所以如果以为意义就是目的的话，生活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生活的第二个意义是了解：了解愈多，意义愈大。如一只狗听见演讲，一点也不了解，所以也就毫无意义；一个无知的人听演讲比狗了解多一点，意义也就大一点；一个大学生听演讲了解得更多，意义也就更大了。

但了解不同，意义也就不同。如地质学家游山，只见山是什么地质；历史学家游山却记得这山是古战场。这样说来，意义不是主观的吗？其实不然，因为实际上山是某种地质，是做过古战场，并不是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臆造出来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之谓也。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晚饭后去南院听冯友兰先生讲《文学的欧化与现代化》。

冯先生讲到“共”与“殊”：“殊”是个体，如张三、李四、美国等；“共”如人、胖子、民主国等。“殊”只有一个；“共”可以没有，可以很多。“殊”没有理由，如张三是胖子就是胖子；“共”有理由，如胖子是因为脂肪多。我们学东西要学“共”，不是“殊”。

欧化是“殊”，现代化是“共”。用新式标点不是欧化，因为标点并不是欧洲原有的，而是现代新出的。现代化就是精密化。我主张现代化，不主张欧化，如中菜西吃就是现代化、科学化、卫生化，而用刀叉却是欧化。

冯先生的五次讲演：《中国哲学的应用》讲道家的人生哲学，《中和之道》讲儒家的人生哲学，形式逻辑讲思想方法，《人生的意义》讲认识论，《现代化》讲社会问题。五十年后读来，依然觉得深入浅出，分析精辟。从历史的角度看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冯先生讲的《论风流》登在《哲学评论》九卷第三期上，非常精彩，现在摘录如下：

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的标准。如其不然，则既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底[1]。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底。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即是真。一个行为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什么性质是美。

风流是一种美。真风流底人必有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真风流底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的知识。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表示这种感触，是艺术的极峰，如陶渊明的诗：

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认为“心远地自偏”说明陶潜有“超越感”，所以能闹中见静；“悠然见南山”说明他有“妙赏”，能与南山共鸣；“飞鸟相与还”说明他有“深情”，能与飞鸟同乐；“此中有真意”说明他有“洞见”，能够天人合一，所以是“真风流”。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

下午听潘光旦先生讲《儒家思想与青年生活》。

儒家思想是以人为宇宙的主人。宇宙的客人有四个：一是人以外的本体，如天地；二是别的人；三是人的情欲；四是过去、未来的人。

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客人呢？应该有分寸。什么是分寸？朋友亲而不狎，夫妻相敬如宾，交朋友久而敬，这些都是分寸。

对于两件事，应该执两用中，执中用权。人生有如行船，河中心最深，船应该走中间；但如河中心有暗礁，自然该走旁边。

分开来说，人对人以外的本体应该研究，但不应该废寝忘食，不应该役于物；人对情欲应该克己复礼，发乎情而止乎礼，礼就是分寸。

从潘先生的话看来，儒家思想可以概括为“礼治”，礼就是分寸，也就是“中和之道”。在我看来，阶级斗争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力治”；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利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则是“理治”。“礼、力、利、理”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美国学者杜朗特说：哲学是历史的综合，历史是哲学的分解。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除了必修中文系的大一国文和哲学系的逻辑课程外，外语系学生还必修历史系的西洋通史课程。讲课的是南开大学教授皮名举，教室在昆华农校二楼西头，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九时至十时。皮先生讲课生动有趣，令人百听不厌。他说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他提纲挈领地把西洋史分为五个时期：

一、根源时期（公元前×世纪起）。

二、萌始时期（自公元后四世纪起）：迁移，开化。

三、滋长时期（自十世纪起）：封建，教会。

四、革变时期（自十四世纪起）：专制，世俗。

五、扩大时期（自十九世纪起）：族国，科学。

比较一下中国历史，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我国的民族迁移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就开始了，开化时期比西方要早二千多年，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多么伟大。再看封建时期，中国也比西方要早二千多年，而宗教神权的干扰，却比西方要小得多，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多么先进。直到革变时期，西方世俗力量开始取代宗教力量，这才开始赶上中国。到了扩大时期，西方发展科学，中国就落后了。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取西方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发扬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皮先生讲古代史时，把埃及女王克柳芭[2]叫作“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就要改写。由此可见，两千年来，中国一直主张以理化情，把动物提高为人；西方却是放纵情欲，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别。一九四三年，我把埃及女王的故事译成中文，那是我翻译的第一个诗剧。

除了文史哲外，我还选修了浦薛凤、张佛泉的政治学概论和彭光钦的生物学。张先生在四月五日说过：“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使我悟到：句子并不等于句中所有的字，因此翻译时要译出字外之意。“生物学”助教吴征镒二月七日批评我做实验马马虎虎，他后来成了中国植物研究所所长。就是在这些名师的指点之下，造就了联大的一代英才。

注释

[1]底，旧同“的”。——编者注。

[2]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