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雍正在位十三年，都是怎样过春节的？

1

清史大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清史讲义》第二篇第三章《全盛·世宗初政》）孟氏极口颂扬的勤政皇帝世宗，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雍正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圣祖皇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临终前指定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元雍正。虽然七天后，即二十日，雍正帝才正式登基，但是，他在圣祖驾崩的第二日就发出命令，命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则诸事庶乎秩然不紊，其奏事官员处亦令记档”（《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历经艰险在九子夺嫡大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雍正自称哀痛不已，内心烦忧，但新始总统朝政，还是临危不乱，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气象：一、藩邸之事，不许外人插手，其中的隐情只有他清楚；二、四大臣总理事务，但必须接报人、奏事官几处记档，相互制衡，以便他日后查阅。接班伊始，雍正帝便励精图治，早起晚睡，每日批阅奏折百余件，仅汉字朱批就是洋洋洒洒数千字。写起来容易，然事关国计民生，他的每一字词，都须经过深思熟虑，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指示。他几乎对各项朝廷制度进行了变更，同时推行一系列改革：密建储君、修订大清律例、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养廉银、士民一体当差、改土归流、兴办直隶营田、试办八旗井田、改革旗务……他从康熙手中接过一个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的政权，交给乾隆一个制度严明、国力强盛的国家，如果不是“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是不可能实现的。

像这样一位勤政的皇帝，他的第一个春节又是怎么过的呢？

第一年，即雍正元年（1723）。改元之年，理应大贺新春，然而清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开国在新春之后大贺了一次外，就只有嘉庆帝在元年春节张灯结彩、举朝欢庆过。因为嘉庆元年（1796）的正月初一日，为乾隆皇帝禅位之时。是日，皇太子颙琰先陪乾隆帝至奉先殿祭祖，至堂子祭神行礼，然后返回太和殿行传位大典。乾隆亲授宝玺，储君跪受大宝，群臣三跪九拜。奏乐宣表，喜气洋洋。乾隆虽然有些失落，但想到禅位后改尊太上皇帝，仍为最高领导人，心里还是有稍许安慰的。此后，乾隆不时临殿受朝，嘉庆只能侍立或设小座位于旁。

其实，乾隆登基之初，也只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贺，因在雍正丧期内，不奏乐，不宣表。而先帝雍正登基后的第一个春节更为简单。

雍正先去寿皇殿康熙灵前行礼，回宫后不升殿受贺，就去给皇太后问安（这是他当时每天的必修课，起居注每日都有同样的记载），之后就御殿升座上班了。

关于取消元年新春朝会之事，雍正帝早在即位的第二个月，就在内阁礼部撰拟元旦、万寿和冬至表式提请颁发时，专门作出了批示：“皇考大事未过百日，正哀慕之时，朕岂忍升殿受贺？元旦、冬至贺表，俟雍正二年举行。至万寿表文，过二十七月后举行。”（《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丙辰）

取消了新春朝会，但雍正和大臣们必须碰面。君臣心照不宣，打着奉太后懿旨的旗号免行庆贺礼，但接受了朝鲜国王李昀遣使送来的冬至、元旦和万寿节贺表和礼物。

雍正对来使按惯例赏赐，但不赐宴。康熙国丧期间，大规模的推杯把盏就免了。

忙完这些礼节上的事务，雍正皇帝就紧张有序地安排一年的工作了。

他在颁发雍正元年时宪历后，一口气颁发了训谕各省文武官员的上谕十一道。

给哪些人呢？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到督学、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职能主官，再到道员、副将、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基层官员。

面面俱到，指导性强。无疑，这十一道上谕，是雍正全面改革、整肃吏治的指导性行动纲领，各有要求，各有针对，各有奖惩。他强调：“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自上而下，雍正都是反复讲从严治吏、惩治贪腐、讲求实干。“国家首重吏治……固邦本者在吏治！”

他对基层干部，也是要求严厉，认为“吏治之本在州县”，“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贪婪，或朘削肥家，或滥刑逞虐，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谄媚上司以贪位，或任纵胥吏以扰民，或徇私逞欲，以上亏国帑，王章具在，岂尔贷欤？”

雍正在自己做皇帝的第一个春节，想的不是怎么歌舞升平、全民大庆，而是告诫天下官员“正己率属”“洁己惠民”。

八十多年后，乾隆后期出生的清朝宗室、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中写道，“世宗万几之暇，罕御声色”（《杖杀优伶》），“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世宗不兴土木》），对民间传闻的雍正沉迷酒色纵欲论大声说“不”！

值的注意的是，胤禛还在潜邸做皇子亲王时，书房屏风上的图案竟是十二幅美人图，在他即位后，搬进了紫禁城里的养心殿（康熙生前住乾清宫，但雍正声称表孝心，选择位于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做自己的寝宫），很快将十二幅美人图卷起存入库房。

这位远离声色的皇帝，为何登极前后两样呢？难道是个人喜好的双重性？这只有一种可能——十二幅美人图不过为其争位前标榜“天下第一闲人”的障眼法，可以说是理想的寄托，或者在提示自己：爱美人，更爱江山！

2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已移入景陵半年的圣祖仁皇帝梓宫，奉安于地宫。

“是日，世宗宪皇帝诣景陵行祭献礼，钦天监奏吉时届，迺于圣祖仁皇帝梓宫前祭酒三爵，次于孝恭仁皇后梓宫前祭酒三爵，拜礼毕，至陵寝门外向北跪哭，俟诸臣恭率校尉先奉圣祖仁皇帝龙入地宫，次奉孝恭仁皇后龙入地宫，奉安梓宫于宝床，陈册宝于各石案，次请敬敏皇贵妃金棺从葬，掩闭元宫石门。”（《清代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王礼考二十六》）

四个月后，也就是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勤勉了一年多的雍正皇帝，已经大权在握，基本稳定了政权。

所以，雍正帝要开心地过他即位之后的第二个春节。

当日一大早，雍正帝就去堂子行礼。这是满人奉行萨满教的一种祭祀社稷的仪式。堂子祭祀，皇帝御祭，序礼繁严，为有清一代奉为皇宫大内最神圣的宗教盛典，在清史典籍中有显赫地位。《皇朝通志》卷三十七《礼略二》中记载：“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诸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然后，雍正帝回宫拜神。

一大早，拜两回神。

雍正居藩时，经常去潜邸附近的柏林寺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已然有了礼佛敬神的习惯。

雍正迎春，有寄望利用民族宗教为政治服务的想法。但是，这一天他还是要上班的。

他来到太和殿。王公勋贵、文武百官、外藩王爷及邻国使臣，都已身着正装，有序地排列在大殿内外。待雍正出场，群臣及使臣们山呼万岁，纷纷上表朝贺新春。

勤俭的雍正，继续不赐宴，但对朝鲜国使者的进贡，仍“赏赍如例”。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对这些人不招待，但对跟班朝贺行礼的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臣“特令赐宴”（《清世宗实录》卷十五，雍正二年正月丙子）。

这是有原因的。准噶尔蒙古大汗策妄阿喇布坦，曾支持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总督各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已于年前打得罗卜藏丹津仅率百人而逃。策妄阿喇布坦主动派使前来朝贺，而且是跟班行人臣礼，让雍正帝看到西北战事胜利在望。

又是一年过去，到了雍正三年正月，紫禁城张灯结彩。

大年初一，雍正祭神拜神依旧，然后结束群臣的朝贺。这一年，雍正除了继续不安排筵宴外，还停止了读表。

这次新春朝会，朝鲜新君李昑照常遣使来贡。雍正接见外来使节，少了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却多了安南国使臣等“以次朝贺行礼”（《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八，雍正三年正月庚子）。

对于过去一年的成绩，雍正帝是满意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其平定了青海叛乱，而康熙朝遗留的亏空也基本追缴完毕。雍正特地在内阁之东，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理足国帑》）。而各省上缴的粮米随漕而入，全国粮仓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雍正四年的正月初一日，雍正祭神拜神依旧，朝鲜国使臣进表朝贺献礼依旧。

但与前三次春节大不同的是：“是日，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文武官员，及朝正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宴。朝鲜国陪臣等，及诸王属下，凡有顶带官员，一体与宴。”（《清世宗实录》卷四十，雍正四年正月甲午）

雍正帝出席现场，接受群臣献酒后，命蒙古亲王等至御座前授爵赐饮。雍正还命侍卫代表他，向其余诸王爷、贝勒以下的勋贵，一一敬酒。

对于这一场雍正朝唯一的一次新春筵宴，《清世宗实录》卷四十记载：“诸乐并作，以昭盛典。谕理藩院：皇考大事，三年礼成，兹朕初庆元旦。”同时对出席盛宴的外藩王公贝勒等“从优赏赐”。

原来是雍正皇帝三年守孝完毕，他要破天荒地在大年第一天大宴群臣。当然，他也要大开杀戒。

早在雍正三年二月，三年服满，雍正就对夺嫡的主要竞争对手，自己即位之初亲封的总理王大臣、和硕廉亲王允禩[1]一干人等动手了。雍正称允禩总理事务，挟私怀诈，有罪无功，并将贝子允禟夺爵幽禁。大宴刚收场，雍正便组织群臣为允禩胪列罪状四十事，允禟定罪二十八款，两人很快死于非命。允䄉和允躲过终极迫害，但也是长期处于监禁之中。

而助力雍正登基的隆科多，也成了雍正打击的重点对象。另一位得力干将年羹尧也被开列九十二款大罪，赐狱中自尽。

对于年羹尧的事发，雍正帝是借题发挥，称其舍不得给他“朝乾夕惕”，而故意误写为“夕惕朝乾”。

3

雍正五年的春节，紫禁城里大红灯笼高高挂，寻常人家也是张灯又结彩。

雍正皇帝过得很简单，还是祭神拜神、接受群臣朝贺和朝鲜献礼老三样。

此次，他恢复了停止筵宴的老规矩。

过去的一年，对于他而言，是可喜、可悲、可叹的。

可喜的是，与他争斗了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以允禟、允禩先后被囚禁致死，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而宣布彻底终结。虽然允禩、允禟之死，让大家猜疑是他的指令，但是他又给出了冠冕堂皇的不知情的理由，并严惩了一系列执行者。

可悲的是，曾被他视作“恩人”、誓约永远有福同享、要做千古榜样人物的年羹尧，被他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在狱中自尽。而被他公开称呼“舅舅”的隆科多，虽曾与年羹尧一起受赏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等非常之物，却被查实与康熙四十七年议立允禩为储的阿灵阿、揆叙结党营私，支持允禩。

可叹的是，雍正成功即位，隆科多以贵戚出力于内，年羹尧以战多助威于外，内外夹辅为重臣的神话，终于在雍正四年彻底破灭。早在一年前，雍正在一道圣谕中悲哀地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清史稿·隆科多传》）

一年后的正月初一，雍正帝仍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上一年的新春模式，开启了雍正六年的办公。就在两个月前，雍正帝下令，将正在与沙俄使团谈判边境问题的隆科多，以私藏玉牒等罪，从谈判桌上抓回下狱，定罪四十一条，幽禁于康熙帝驾崩的畅春园。

畅春园是原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警卫力量的隆科多护卫皇四子雍亲王成为雍正帝的起点，不意六年后却成了隆科多盛极而衰、身陷囹圄的政治终点。

雍正五年，对于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的雍正皇帝而言，也是痛苦的。他虽然前后生子十人，但存活的子嗣稀少。然其皇三子弘时也在这一年，被他无情地削除宗籍，囚禁府中，于八月初六日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清史稿·弘时传》写得很简单：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但结合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来看，弘时最有可能陷身允禩集团，而被乃父雍正无情地处死。

而“雍正六年，皇八子福惠卒，帝辍朝，大内素服各三日，不祭神，诏用亲王礼葬”（《清史稿·礼志十二》），使年届五旬的雍正帝仅存弘历、弘昼二子，老年丧子，这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即便如此，雍正七年的春节，雍正除了继续老三样外，还特地给蒙古王公下了一份圣谕。

他要增加蒙古王公的俸禄：“朕思从前所定外藩扎萨克蒙古王等人之俸禄，比于内地王等较少者，必非以内外之故，遂有多寡之分也。”（《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丙午）

清朝爵位分宗室、蒙古和功臣三种。至雍正时，宗室和蒙古仍沿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朝廷每年都要按规定发俸银和禄米。

雍正帝在圣谕中说：过去因为蒙古王公人员众多，且在外藩居住，费用尚为俭约，而国家钱粮亦有不敷之处，造成外藩蒙古俸禄少于内地王公，几乎成了一种定议。

现在国家太平，风调雨顺，连年丰收，钱粮饶裕，“朕为统驭天下万物之主”，决定蒙古王等以下、扎萨克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俸禄，一概增加一倍。

雍正还决定，对于以前俱无俸禄的普通一等台吉，也令照扎萨克一等台吉等所食百金之俸赏给。但雍正担心以后国家钱粮入不敷出，所以不把此增加俸禄当作一种定例，命户部、理藩院在每年底根据国情请旨奏办。

这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但不是一种定议的制度。决定权牢牢掌控在雍正的手中。

雍正送给蒙古王公一份新春大礼包，是有政治目的的——他决意对准噶尔用兵了，需要蒙古王公的配合和参与。

春节送礼，也成了雍正帝的一种政治需要。而国内的大臣们也积极配合，打造大清祥瑞之相，烘托雍正盛世。

正月初六日，雍正帝收到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报：去年十月二十九日万寿节，云南省城“五色卿云，光灿捧日”，至十一月初一日“绚烂倍常”。（《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辛亥）

一个刻薄的务实主义者，突然变成了侈谈异端的幻想主义者。雍正热衷此道，而且大肆奖励附和者，一时导致多地大造祥瑞。

这个春节，雍正帝无疑过得很开心，他朱笔一挥：“此嘉祥实系卿忠诚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心也！”（《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辛亥）

正月刚完，刚收到雍正加俸奖励的科尔沁、喀尔喀部落王公，就送来了请兵急奏——他们受到了准噶尔新任首领噶尔丹策零的武力威胁。雍正帝当即下诏，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蒙旗兵组成北路大军；授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兵组成西路大军，兵分两路攻打准噶尔。

4

《清世宗实录》卷九十记载：“雍正八年庚戌春正月庚午朔，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六日御殿。”

这一个春节，雍正帝换了花样。

难道是雍正帝要给自己放五天假？

非也！

雍正帝病倒了！

雍正七年冬，雍正帝突然患了一场重病，一直延续到雍正九年秋，已经严重到了准备后事的程度。《清世宗实录》《清史稿》之类的正史，没写明病症名称和严重性，但从停办万寿节大宴，停止年度决囚，还赦免一批“应得遣戍、监追、籍没及妻子入官等罪”（《清史稿·世宗本纪》）的罪犯等非常之事来看，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非常时期。

直至雍正八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上，他才对满朝文武大臣说：“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自今年三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八册《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二十日》）

病症来得蹊跷，使人奇怪，虽然雍正自己说病状是“似疟非疟……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八册《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奉到谕示知悉圣主痊愈敬摅愚忱折》，雍正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但这究竟是什么病，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他只在密折中向云贵总督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八册《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谢恩赐西洋糕等物并教诲矜怜折》，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然而，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没有说，只说待明后年鄂尔泰来京陛见时，再当面详细谕之。鄂尔泰连续多次报告祥瑞，深得圣心，成了雍正的新宠。

无疑，雍正帝隐恶讳言。

雍正八年的正月初一日，年年要御祭堂子的雍正帝，病得不能接受群臣朝贺，不能接见外藩使臣，只能在龙榻上乞求上苍让他的国家风调雨顺了。

这个春节，他过得很艰难，也很痛苦。

过去的一年，是他任期内最头痛、最棘手，也最郁闷、最恼火的一年。

三月，他力排众议，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不料，狡猾的噶尔丹策零耍两手伎俩，一边扬言议和，一边集结重兵，使岳钟琪和傅尔丹出师不利。雍正帝大怒，将二人调回京师调教，重战再次失利。

五月，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报告，湖南士人曾静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学说影响，将遭遣戍广西的允禩余党传言雍正阴谋夺位事继续散播。曾静被缉拿后，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雍正帝认为吕留良等鼓吹民族思想，具有广泛基础，而允禩余党散布的流言实属为患非小。至于曾静，属于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

九月，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允祥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同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派大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对吕留良、允禩辈言论进行批驳揭露。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常人质疑他继位不合法。这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

而重返军前的岳钟琪、傅尔丹再次失利，于是雍正破格起用锡保为大将军，并加大他的便宜行事之权，命其可以在军营选拔副都统、护军参领。锡保大军初战，鏖战十多次，每战告捷，但最终还是打得很辛苦。

要知道，为了打这一场大仗，他筹备了两年，还特别组建了军机处，就是想宣示，他继承了先帝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多事之秋，雍正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

祸不单行，他最信任倚重的皇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于雍正八年五月病逝。

允祥的离去，加重了雍正久治不愈的病情，“中心悲恸，虽强自排遣，而饮食俱觉无味，寝卧皆不能安”（《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甲戌）。

而在此时，其皇三哥允祉私下发牢骚，并对怡亲王“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膈膜”（《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乙卯），甚至表现出庆幸之意。允祉被拉清单，被罗织有不孝、妄乱、狂悖、党逆、奸邪、恶逆、怨怼不敬、欺罔不敬、贪黩负恩、悖理蔑伦诸多罪状。“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辛卯）都是亲兄弟，一边是亲情中断，一边是亲情浇薄，再一次戕害了雍正帝的身心。

因故多生，急火攻心，身体透支，导致雍正帝突然患病，起势应该很猛。且雍正讳疾乱求医，误信方士之言，乱服有毒的金丹，能提神一时而遗患无穷，故久治不愈。

所以，雍正九年新春，雍正帝只能在宫中拜神，然后坚持接受群臣和外臣的上表朝贺，也一如既往地停止筵宴。

直至这一年秋天，雍正帝的病情才转好。

雍正十年、十一年的春节，雍正帝虽然临朝受贺，但身体大不如前，也只能在宫中拜神，省去了去堂子祭神的第一大事。到了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实录中只有一句“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九日御殿”（《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雍正十二年正月戊寅），较之雍正八年新春初六日御殿，又推迟了三日。

雍正十三年春节，雍正基本恢复了新年朝会的老三样，但在这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亥），第三天子时驾崩了。他离奇崩逝，没有熬过在位的第十四个春天。

对于雍正帝短暂而伟大的一生，萧一山在《清朝通史》卷上中，以汉初的文景之治喻康熙、雍正父子：“玄烨性情施治，颇似汉文帝，而胤禛则景帝也。”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他首重吏治，整饬群僚，坚持严法，刚毅明察，无疑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铁腕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萧一山《清朝通史》卷上第六篇第二十九章《雍正之内治》）

然而，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求治太切，执政苛严，而且率先垂范，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身体严重透支，导致壮年暴卒，难为常人理解。

注释

[1]即前文提到的贝勒胤禩。雍正即位后，下令给康熙帝其余诸子改名，详见本书《雍正对胞弟下狠手，是康熙埋下了祸根》《总兵请旨避御讳，雍正：朕很喜欢你的名字》诸篇。为了更充分地反映历史人物的命运变迁，本书对康熙帝诸子的名字不做统一。——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