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故人忆念中(汪曾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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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髯飘飘——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

在留胡子的教授里,年龄最长,胡子也最旺盛的,大概要算戴修瓒先生。我在校时,戴先生已有六十多岁。戴先生是法律系的。听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最高法院(那时应该叫作大理院)的大法官,因为对段祺瑞之所为不满,一怒辞职,到大学教书。戴先生身体很好。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面色红润,两眼有光。他蓄着满腮胡子,已经近乎全白,但是通气透风,根根发亮。我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只在教室外经过时,听过他讲课的声音,真是底气充足,声若洪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稳健的步履、飘动的银髯,想到他从执政府拂袖而去,总会生出一种敬意。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人大都很倔。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辞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这样的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摹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治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之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抗战已经胜利)。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冯友兰先生面色苍黑,头发黑,胡子也黑。他是个高度近视眼,戴一副黑边眼镜,眼镜片很厚,迎面看去,只见一圈又一圈,看不清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他常年穿着黑色马褂,夹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他的讲稿。这包袱的颜色是杏黄的,上面还印着八卦五毒。这本是云南人包小孩用的包被(襁褓),不知道冯先生怎么会随手拿来包讲稿了。有时,身后还跟着一条狗。这条狗不知道是不是宗璞的小说里所写的鲁鲁,看它是纯白的,而且四条腿很短,大概就是的。

闻一多教授在途中写生

我在联大时,冯先生的《贞元三书》(《新原人》《新道学》《新世训》)都已经出版,我看过,已经没有印象,只有总序里的一句话却至今记得:“但今贞下起元之时,好学深思之士,乌能已于言哉。”冯先生的治哲学,是要经世致用的,和金岳霖、沈有鼎等先生只是当作一门纯学术来研究不一样。

唐兰(立厂)先生的胡子不是有意留起来的,而是“自然”长长了的。唐先生很少理发,据说一年只理两次。他的头发有点鬈曲,满头带鬈的乌发,从后面看,像石狮子(狻猊)脑袋。头发长了,胡子也就长了。胡子,也有点鬈,但不厉害,没有到成为虬髯公的地步。他理了发,头发短了,胡子也剃掉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唐先生治文字学,教“说文解字”,我没有选过这门课。但他有一年突然开了词选,这是必修课。原来教词选的教授请假,他就自告奋勇来教了。他教词选,基本上不怎么讲。有时甚至只是打起无锡腔,曼声吟诵(其实是唱)了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完了。班上学生词选课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学会了唐先生吟词的腔调。似乎这样吟唱一遍,这首词也就懂了。这不是夸张,因为唐先生吟诵得很有感情,很陶醉,这首词的好处也就表达出来了。诗词本不宜多讲。讲多了,就容易把这首诗词讲死。像现在电视台的《唐诗撷英》就讲得太多了。一首七言绝句,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

不应该把胡子留起来,却留起来的,是生物系教授赵以炳。他要算西南联大教授中最年轻的,至少是最年轻的之一。当时他大概只有三十来岁。三十来岁而当了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赵先生长得很漂亮,但这种漂亮不是奶油小生或电影明星那样漂亮得浅薄无聊,他还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很有书卷气,很潇洒,或如同北京人所说:很“帅”。在我所认识的教授中,当得起“风度翩翩”四个字的,唯赵先生一人。然而他却留了胡子。他为什么要留胡子呢?这有个故事。他自身在联大教书,夫人不在身边,蓄须是为了明志,让夫人放心,保证不会三心二意。他的夫人我们当然没有见过,但想象起来一定也是一位美人。没想到,他的下巴下一把黑黑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风度,使男学生羡慕,女学生倾心。然而没有听说过赵先生另外有什么罗曼史。

赵先生是生理学专家,专门研究刺猬。我离开联大后,就没有再见过赵先生,听说他后来的遭遇很坎坷,详情不得而知。

可以,甚至应该把胡子留起来而不留的,是吴宓(雨僧)先生。吴先生的胡子很密,而且长得很快,经常刮,刮得两颊都是铁青的。有一位外语系的助教形容吴先生的胡子生长之快,说吴先生的胡子,两边永远不能一样,刮了左边,再刮右边的时候,左边的就又长出来了。吴先生相貌奇古,自号“雨僧”,有几分像。

吴先生的结局很惨。“文化大革命”中穷困潦倒(每月只发生活费三十元),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

或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胡子教授?没有什么,偶然想起而已。为什么要想起?这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样的教授现在已经不多了。

注释

原载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十四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