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变局中的侠客
一、秦末的那些侠客
陈胜、吴广起义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项梁、刘邦、项羽等人，以及范增、张良、韩信等谋士、战将。这些风云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侠客品质。后来，跟着刘邦和项羽推翻秦朝的人，细究起来，都算是侠客，或者是认可侠客行径和做派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朝是被一群侠客推翻的。为会朋友、学习技能、挣钱等目的，侠客经常要游走和聚会，他们也被称为游侠。
西周时期是一个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到东周，诸侯国之间的征伐日益激烈，战争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各国生存压力与日俱增。因为保命要紧，大家顾不上什么周礼了，按照孔子的说法，华夏进入礼崩乐坏时期。为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各国纷纷加强中央政治集权，仅靠贵族已不能满足战争和治国理政方面的需求，需要吸引社会各阶层人才。有才能的侠客越来越得到各国国君和贵族的重视。在各诸侯国，权臣和贵族拿出大量财物，吸纳和供养大量门客，为国家储备人才，用于处理各项国家事务。
为吸引更多人才，各国放开言论，不敢得罪这些侠客，对他们的观点和行为比较包容。这些侠客勇于发表独立见解，彰显不同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思想：勇于任事，为君主、贵族和国家排忧解难。侠客拥有治国安邦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在战乱时期，他们很容易出将入相，成为大众明星，受到大家热烈追捧。有很多侠客靠努力和机遇，与各国传统贵族一起，进入政治权力体系，参政议政，建功立业，逐渐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甚至成为世袭贵胄。
学者王学泰认为，“侠”的产生是在贵族社会解体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益发展的集权化趋势。贵族行使权力，因为它是垂直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侠的权力产生于社会网络组织内部，通过社会关系横向联合和积聚后形成。秦朝建立后，天下被皇帝一人专制，贵族社会向皇权社会转型。国家需要遵纪律和守规矩的官僚，而不需要爱发表不同意见、分散国家权力的侠客。国家崇尚“以吏为师，权出一孔”，对社会实施严格控制，控制贯穿肉体和思想。在法网严密的秦国，那些关东六国的贵族和崇尚侠客之风的人被迫流落民间，躲避秦法的戕害，彻底丧失影响社会的权力。“侠风”被打压，任何人再想像战国时期那样，通过横向结合，积累和发展个人权力，成为掌握话语权和社会政治权力的侠客，已是不可能的了。
在秦末，侠客大体上源于关东六国国君的直系宗室、世家大族和大夫的后裔，贵族豢养的门客，以及向往贵族和游侠生活的平民。这些人关心公共事务，济危助困，但和那些仅仅出于同情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偶尔帮助他人的人不一样。他们把关心他人、锄强扶弱的行为，看成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简单地说，游侠的特征是“任侠使气，重义轻生，遵守承诺，爱憎分明”。在秦以后的专制皇权王朝里，一个人想当标准的侠客，最起码要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利他，即热衷于公共事务，关心超出自身利益的事。最典型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救困，救人于危难之中”。有人曾让金庸总结什么是大侠，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国为民应该是高级官员做的公共事务。按照金庸的解释，大侠做这些事，相当于履行一个国家高级官员的职责。
二是思想独立，反主流。这里所说的反主流，并不是指反对普世价值观。在战国时期，侠客们和贵族们参政议政，要求具有独立健全的思想和自由思考、不服从权威的精神，敢于站在各自立场和角度发表独立见解。可以说，他们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精神，推崇个性和自我价值观的实现，并具有自成体系的是非、善恶观。侠客们经常反对的是专制王朝宣传的主流观点，甚至是主流的价值观，很有点“在野党”的味道。
三是讲诚信，为人谦逊，观点明确。讲义气，注重社会交往，守承诺；为人谦卑敬业，不仗势欺人；做人做事的态度明确，不因为趋利避害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些品行都是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必备的。侠客之间虽然不能像政府那样，有固定的章程约束彼此行为，形成规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但他们靠“声誉机制”约束和激励自己。在江湖中，积累值得信赖的名声，受到百姓的拥护和拥戴，构建与其他侠客稳固且可预期的友谊，集聚起网络化且横向勾连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掌握民间政治的话语权，形成影响力，控制相应的社会资源。
他们推崇有恩必报讲义气、重情义的做人准则，通过救助他人、取信他人，赢得被拥护和追随的声望，树立在江湖政治中的地位，形成与“庙堂”对抗的力量，瓜分或分享社会政治权力。
游侠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民间，也就是所谓的“江湖”。官员生活和工作在“庙堂”，也就是政府。李开元教授认为，政府政治是“白道”，民间政治是“黑道”。二者同质异体，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社会统治体系。
后世很多侠客并不是真的侠客。他们也许讲义气、重朋友，并自觉自愿地组织成一个个江湖组织。不过，如果细究下来，他们可能只学到侠客一些表面做派，却没有侠客的精神内核。这些人聚到一起，仗着人多势众，以义气为纽带，凝聚队伍，对他们圈子以外的人，恃强凌弱，欺压劫夺，对圈子以内的人苟且、纵容和袒护，依靠武艺高强和头脑灵光，为满足自身利益和组织利益，打家劫舍，劫财掠色，欺良压善，那就不是真的侠客，而是披着侠客外衣的盗匪。
从大的历史脉络看，游侠、骑士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只有贵族社会之后才会有游侠和骑士。先秦社会是贵族社会，南北朝时期，在各个国家中，特别是北朝，贵族很多。到了皇权专制开始强化的唐朝，贵族风气则充分体现在了侠客身上。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源于唐代，主要集中在唐传奇中。如《虬髯客传》描述了虬髯客、红拂女等唐朝侠客。李白写过一篇有名的诗，叫《侠客行》，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很推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任侠之气，他把当侠客作为人生追求，特别推崇战国时期的著名侠客鲁仲连。
在科举制度下，从宋朝起，传统的贵族阶层几乎消亡，社会风俗转向世俗化、市井化。在“江湖”和“庙堂”，很难再看到汉唐时代那些带有贵族气息的游侠和侠客精神。
所谓的游民和侠客有着显著区别。游民虽然经常游走江湖，也靠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生存，但游民之所以离开主流社会，是因为天灾或者人祸，不得不脱离宗法社会组织。他们游走，以及因游走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迫于无奈。他们一般没有关心公共事务的贵族精神。游走是为了找到适合生存的地方，或者在游走过程中，找到食物和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一般不是源于贵族，而是平民。
在秦末汉初，秦朝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严格控制百姓的人身自由，只是到了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秦法过于严苛细密，百姓不堪忍受，落草为寇、弃乡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些人为防止地方官员的追捕，不可能流落市井、乡里，而是逃到官府控制力小的山区、湖沼等地，成为盗匪。当时，在江湖社会游走的人则以侠客为主，游民比较少。那么，为什么说秦朝是被侠客们推翻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侠客们都有造反意愿和动机。战国时期的侠客们把侠客作为职业看待，已经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价值感，也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秦统一六国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公共事务交给各级官僚负责。此时，国家需要的是唯皇命是从的官僚，排斥、打压贵族阶层，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分享皇权，更不会放纵和皇帝、官府的权威分庭抗礼的侠客群体。
为强化专制，秦朝全面控制社会资源，全方位、立体式打击各路侠客。这些侠客和他们的拥趸为从事侠客职业，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他们会因此倍感憋屈和愤怒。侠客们反感秦帝国，如果有机会推翻它，自然不会放过。其中，那些心怀灭国之恨的关东六国贵族后裔，是最痛恨秦政府的一群人。他们被迫脱离原来的统治体制，不得不以“地下侠客”的身份和面目示人，政治前途一片黯淡，生活品质一落千丈，出于报复和重新夺回失去的利益的目的，这些人也更加热衷于推翻秦帝国。
第二个原因是，侠客们有能力和人望，很容易成为各路起义军首领。那时，侠客一般是有文化、有武艺、有领导力、有见识的人，帮助大家排危解难，已积聚起良好人缘和崇高人望。他们喜欢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人脉关系广，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很强大。在全国起义风潮涌起之际，这些人一旦站出来，振臂高呼，号召反秦，瞬间可以赢得很多人追随和支持。秦末涌现出的各路起义大军分别由各地区大大小小的侠客率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推翻秦朝的侠客中，有一个取得最后成功，开创几百年基业的，就是刘邦。刘邦是秦末侠客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游侠刘邦
为什么说刘邦是侠客呢？在《史记·张耳列传》中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刘邦早期游侠经历的一个剪影。“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在秦国攻灭魏国后，刘邦曾跑到外黄县（今民权县），追随当时在江湖中比较有地位的大侠客张耳。
张耳本是魏国信陵君的门客。信陵君死后，他离开大梁城，到外黄县与当地一个富家女结婚。借助老丈人家的钱财，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小信陵君”。《史记》记载，在外黄县，张耳“致千里客”，招徕各方英才豪士，其中包括年轻的刘邦。
当时，天下政局纷乱，战乱频仍，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一个人平时出远门，已很不容易。刘邦从家乡沛县丰邑（今沛县境内）到外黄县，至少要走几百公里。刘邦能慕名投靠到张耳门下，一方面要花费不少钱，另一方面冒的风险也很大。秦军攻灭魏国迫在眉睫，魏国灭亡已成定局。天下大乱，秦军肆虐，这时候刘邦跑这么远的路，去投奔张耳，只能说明刘邦不是仅把当侠客作为兴趣爱好，而是很认真地把当侠客作为终身追求的事业。其实，刘邦的父亲并不支持他的游侠行径，经常背后数落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希望他学兄长在家老老实实地从事生产劳动。他这次远行更像任性而为的离家出走，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刘邦跟着张耳，而张耳跟着信陵君。刘邦算是侠客的粉丝。刘邦因追逐和向往贵族生活，努力成为侠客。如果按照参与贵族社会和阶层的深度划分侠客等级，刘邦应是二流侠客。但如果按照能力和对侠客品质的要求划分等级，刘邦应是超一流的。
当然，应该承认刘邦出身于社会底层，市井生活对他的做派和性格影响很大。他极度推崇侠客之风，但长期生活于市井之间，接触到形形色色品位不高的人，他身上难免沾染很多市井气。这些气息直接反映在他的说话和做事上。比如，为显豪迈之气，他总忍不住把“乃公”挂到嘴边。“乃公”翻译成今话，就是“你老子我”的意思，让士人感觉他粗鄙不堪，不登大雅之堂。
很长时间以来，刘邦的侠客或者说游侠的身份，被人们忽略了。但是，如果不把刘邦看成一个侠客，很难理解他以后的很多言行和抉择。学者谌旭彬认为，理解汉王朝建国之路上的游侠背景，是解开汉帝国内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分封异姓诸侯、白马之盟、吕后称制、无为而治等政治命题的出发点，都基于这一点。汉帝国原本是以游侠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刘邦在建功立业期间和称帝以后的所作所为，都能从他当游侠的生涯中找到原因。那么，他的早期游侠生涯是什么样的呢？
年轻时，刘邦是游走于江淮之间的游侠。他主动投奔到张耳门下，被记入史书。后来，张耳投奔刘邦，他与刘邦的关系始终比别人显得更亲近，而刘邦对张耳格外关爱。在秦帝国的打击下，围绕张耳形成的社会组织，被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张耳被秦朝政府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往他乡。刘邦被迫回到沛县，这次冒险之旅，有始无终。从时间上推断，这时他大概三十二岁。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国。如果是这一年，刘邦在家乡参加当地的公务员考试，成为沛县泗水亭长，那么，他这一年应该是三十四岁左右。四十七岁之前，他一直在泗水亭长任上。
按照传统理解，刘邦不学无术，没什么文化。唐朝章碣写过一首叫《焚书坑》的诗，最后两句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但实际上，刘邦在年轻时读过书，学习成绩应该还不错。《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卢绾和刘邦两家是街坊邻居，他两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刘、卢两家关系很好。刘邦和卢绾作为发小，关系一直很亲密，一同长大，一同入学堂。“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等到他们成年后，里长为他们两家摆酒宴，祝贺他们从小一起既读书且友爱。“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刘邦读过书，考上秦朝基层公务员，应在情理之中。
可是，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七岁，刘邦在漫长的十三年中，始终只在当泗水亭亭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他的家乡在沛县丰邑（丰邑是今天的丰县），他长期工作的地方在沛县的泗水亭，沛县算是他的第二故乡。按照官员选拔和晋升的速度，十三年没有被提拔，确实不常见。这么长的时间，刘邦为什么没有得到提拔呢？
秦朝的亭长类似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兼派出所所长。按照秦朝官员选拔制度，秦朝有相对客观且规范化的官员选拔机制，对官员的出身并不看重。尽管刘邦出身社会下层，但只要干得好，有业绩，还是有很多提拔机会的。比如，萧何在沛县做过“主吏掾”，主管群吏考核、选任和辞退工作，相当于县一级政府的人事局长和组织部长。他曾配合秦朝派来的御史工作，由于业绩很突出，御史欣赏他，想提拔他。但萧何坚决不愿意，主动放弃这次提拔机会。在整整十三年中，刘邦所做的亭长工作肯定没有得到上司认可，或者在秦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刘邦并没有突出业绩，无法提拔。如果不出意外，再干几年后，他就会按时退休了。
刘邦长期得不到提拔，大家一定不会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有什么问题，他的能力后世有目共睹、不言自明，既然都有能力当皇帝，还没能力被提拔吗？那么，可以推断，问题一定出在他的个人品性和追求上。从当上亭长以来，他从未放弃游侠本性，而游侠本性和他在官僚组织内的本职工作一定产生冲突。如果他从未主动融入官僚体系，而是任侠使气，不被提拔则属必然了。他的这种任侠气质，在第一次遇到未来的岳父吕太公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吕太公为避仇家，从单父县来到沛县，因为和沛县县令是朋友，全县各级官员和地方大贾听说后，为巴结县令，到吕家拜贺。既然巴结领导的朋友，宾客们自然不能空手而来。萧何当时负责主持这次宴会。由于来拜贺的宾客太多，正堂屋地方又小，所有人不可能都坐到那里。为此，只能定一个规矩——拜贺礼金，不满一千钱的，都坐到堂下。刘邦来后，开口说，带来一万钱贺礼。萧何知道刘邦的家底，在旁边打圆场，说“刘季喜欢说大话，很少能办成事”。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刘邦表面上是来拜贺吕太公，但更像是来搅场子、捣乱的。
刘邦这么做，有一种说法是，刘邦和县令关系好，不怕得罪领导。但这种行为也可以有另一个理解，刘邦不遵守官场规矩，任情而为，公开蔑视县令，以及县令代表的秦政府。如果考虑到他是一个侠客，那么，这么做甚至可以理解为，对现有体制表达一种藐视和不合作的态度。
从萧何对他的态度看，刘邦这种任侠使气的品性在中下级官僚中，并没有被排斥，或者说，他在中下级官僚中的人缘还不错。可以想见，他对县令的不尊重态度，让他在体制内发展遇到瓶颈，体制内掌握实权的人很难赏识和提拔他。
夏侯婴是沛县县衙的司机。有空闲时，他喜欢找刘邦玩耍和聊天。他们是属于有共同语言的“职场加江湖”的朋友。有一天，刘邦误伤了他。刘邦是官员，一旦伤人，按照秦律规定，他应受到更重的刑罚。但夏侯婴为保刘邦，主动站出来作伪证，证明刘邦没有伤他。为此，他反而坐一年牢，挨了几百鞭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候，亭长刘邦在体制内没什么地位，上级领导对他没有任何温情和眷顾，反倒在民间和中下级官员中非常有人望。从这个事件上看，甚至也不能排除刘邦的上司有借故找碴儿的可能。
在十三年的“基层公务员”生涯里，在体制内，他没有和任何一个能提拔他、欣赏他的高官，搭上交情。刘邦实际上在“混日子”。
虽然不追求晋升，但他从事任侠活动却很积极。比如，《史记·萧何列传》记载，萧何对刘邦常以吏事护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刘邦“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有学者认为，所谓吏事，就是指刘邦在私下里做一些秦政府所不容的任侠之事。大概他经常做这些事，时间长了，难免露出马脚。而好友萧何利用职务之便，为他开脱，帮他逃脱责罚。但他做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他的上司不可能一点儿不知道，肯定对他这种行为不满。如果提拔他，难免会在将来受他连累。
刘邦既然如此热衷于从事游侠事业，从思想观念上就很难认可秦朝的法网森严、等级观念强的官僚体制。刘邦大概也不愿意委屈自己，平时也就不会主动讨好上司，谋求一官半职。可以想象，即使有机会提拔，他也会像萧何那样拒绝。
刘邦的家乡丰沛地区，与楚国、齐国和魏国相毗邻。据学者研究，在这里，有很多为躲避秦军打击从魏国迁来的移民。据推测，刘邦先祖很可能来自魏国。在这个地方，虽然从行政隶属关系上应归楚国，但魏国文化很浓厚，有很多人崇拜信陵君。齐国孟尝君的封地在薛地（今枣庄市），与丰沛地区毗邻。从现在地理位置看，沛县和枣庄市中间，仅隔着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就是著名的微山湖。孟尝君喜欢养士，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他不拘一格养士的故事，比如，“鸡鸣狗盗”“冯驩弹铗”等成语，均出自于孟尝君的事迹。刘邦生长在这里，深受齐国和魏国侠客文化的影响，身上沾染侠客思想，追求侠客做派，也就可以理解了。
魏国信陵君是战国末期“四公子”之一，喜欢养士，曾为解秦军对赵国都城邯郸围困，“窃符救赵”，救他国于倾危之中。从国家层面看，信陵君窃符救赵，是为他国安危，不顾个人政治前途和性命，以一己之力救天下，引万人敬仰。从民间层面看，信陵君是“从道不从君”的拂弼之臣，不媚权贵，坚持普世的价值观。他虚怀若谷，不顾门第，惜才爱才，广交天下豪杰名士，将战国游侠风气推向历史顶峰。生前，他的名声响亮于各国朝野，身后之名更是广布于民间。他是战国乃至秦朝时期，在民间最有影响力、最具侠气的贵族。刘邦是信陵君的粉丝，以他为人生榜样，终生不渝。
刘邦当上皇帝后，只要有机会路过大梁，一定亲自去祭祀信陵君。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他最后一次来到大梁（今开封市），祭祀信陵君后，安排五家守陵人，世世奉祀信陵君。说明直到晚年，刘邦身上依然保持着信陵君式的游侠品性。
刘邦能最终夺得天下，建汉开国，拥有超越功利的精神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品行坚持，这是不可少的。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如果一个人仅讲求功利，即使聪慧过人，机敏练达，也不足以吸引有节操、有志向和有情怀的杰出人士追随他。他所率领的团队，因缺乏价值追求，也会外强中干，难当大任。古今做大事者，终成伟业的人，概莫能外。
三、刘邦的革命
作为游侠的刘邦，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时，他怎么能成为丰沛地区的起义领袖，并获得“第一桶金”呢？
在天下大乱之际，要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地方的领袖式人物，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在本地有一个拥护他的团队；二是个人要有较大名声，让大家都知道他；三是要获得各方势力认可和接受；四是竞争对手不能太强。而刘邦不具备以上所有条件。
第一个原因是刘邦在体制内的官位很低，仅是亭长。在沛县境内，如果用体制内职务衡量地位和影响力，比他高的有萧何、曹参和沛县县令。刘邦能掌握的体制内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极为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刘邦在沛县的江湖地位不高。在游侠社会，虽然并没有很严密、规范的组织系统，但这个社会效仿庙堂，以心照不宣的契约方式，建立起上尊下卑的等级关系。比如，侠客群体里，被分为国侠、县侠、乡侠和里侠四个等级。当时，在沛县有个县侠，叫王陵，刘邦曾以“兄事陵”，把王陵当“带头大哥”。在沛县，刘邦并没有占据江湖政治的制高点。他应该属于乡侠级别，仅在丰邑有一定影响力。即使有樊哙、卢绾、夏侯婴等人追随他，但仅靠这些小游侠的拥护，刘邦不可能在全国起义风潮涌起之时，瞬间成为丰沛地区的起义领袖。
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成为这个地区的起义领袖呢？
尽管有以上两个不利因素，但起义浪潮波及丰沛地区时，这些因素都没了，而有利于他成为起义领袖的因素却突然出现。刘邦成为丰沛地区起义军队的首领，被尊称为“沛公”。这一称谓来自楚国官职，相当于沛县县令。
第一个原因是起义浪潮波及丰沛地区时，刘邦已提前一年多落草为寇，公开与秦政府对抗，在沛县，是反秦起义的“元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曾奉命带领丰沛地区的民工，去骊山修秦始皇陵。但他们还没出沛县辖区，很多民工私自逃走。刘邦无法制止，如果继续往咸阳走，到达目的地后，他难免受到秦法追责。走到丰西泽时，刘邦干脆把队伍解散，对大家说：“你们都跑吧，我也不干了。”从此，和大家一起，跑到沛县以南的芒砀山（今河南省永城芒山镇境内），隐匿于江湖。据学者刘磐修的研究，这件事应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左右，比陈胜吴广起义提前了一年左右。
这么看，刘邦反秦与陈胜、吴广不同。刘邦避开城市，把队伍拉进山区，动静不是很大。但即便如此，在态度上，刘邦与秦朝决裂表露无遗，为他及早地积累出反秦的人望，对他这个档次不高的游侠、地位不重的官吏来说非常重要，在起义浪潮到达丰沛地区之后，发挥出奇效，刘邦得以瞬间成为大家关注和依赖的人物。
第二个原因是“丰西泽纵徒”使刘邦提前掌握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江湖地位提高到丰沛地区的第一名。刘邦在丰西泽纵徒后，当时有十多人愿意跟他走，后来，他们结伴隐匿在芒砀山。这些人跟刘邦上山落草为寇，形成命运共同体，且内部十分团结。以这个小团队为根基，这支队伍陆续集聚百十来人。这里面有后来为刘邦所紧紧依靠的丰沛集团的核心人员，如樊哙等人。这些人跟着刘邦，是为逃脱秦朝法律制裁，属于亡命徒。
总之，当起义风潮来临之际，刘邦拥有了比王陵和雍齿等地方豪侠强得多的武装力量，占据丰沛江湖的“头把交椅”。如果没有丰西泽纵徒，这一地位根本轮不到刘邦。
刘邦打下宛后，王陵带领一支队伍，占据那里。虽然后来王陵最终追随刘邦，汉朝建立后位列三公，成为第三任丞相，但在沛县时，他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追随刘邦，很可能是因为他一下子拉不下江湖大哥的面子。另一个在丰沛地区很有实力的侠客叫雍齿，他大概和刘邦是一个级别的游侠。在沛县，雍齿加入刘邦的起义队伍，后来刘邦率兵外出攻伐，派他守卫丰邑。但他趁机叛变，准备投靠魏国，刘邦多次进攻丰邑均失败，借助项梁的帮助，才打跑雍齿，收复丰邑。他对刘邦可以说毫无忠诚可言。原因很可能是，雍齿平时和刘邦一样，都是一个级别的“带头大哥”，他不服气刘邦。他占据丰邑，借此获得与刘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些平时比刘邦江湖地位高或持平的人物，肯定不会允许刘邦做大做强，成为丰沛地区的起义领袖。但起义之初，因为王陵、雍齿等人没有掌握成规模、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失去了成为丰沛起义领袖的先机。
第三个原因是比他有竞争力的人不具备相应的胆略。当时，在丰沛地区，能够有资格当起义领袖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官吏，另一类是地方豪强和侠客。既然地方豪强和侠客没有抓住先机成为领导起义的领袖，那么在官吏队伍里，情况如何呢？
在沛县，如果县令愿意，他应该最有资格领导起义。首先，他掌握着一支政府控制的武装力量。其次，他掌握的这支有官方背景的武装力量组织化程度高，作战能力强。但在秦朝，各地县令都是外地人，这些人在本地为官，奉行秦律，与本地百姓和豪强、侠客长期对立。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县令如果领导起义，很难赢得沛县百姓和豪强、侠客的拥护。
沛县县令听说起义爆发后，因为害怕起义队伍杀他，主动和萧何、曹参商量，准备响应各地起义。萧何和曹参劝说县令，让刘邦带着芒砀山的队伍过来，协助他起义。可是，当刘邦带着队伍来到城下，他却临时变卦了。原本大家对他当起义领袖心怀疑虑，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一下子引起沛县豪侠不满和怨怒。在沛县城下，刘邦鼓动大家积极反秦，沛县县令当即被沛县豪强杀掉。
在官吏队伍中，有条件当起义领袖的是萧何、曹参这类文法吏。但根据《史记》记载，萧何很爱惜生命，怕冒起义失败的风险。这些人没胆量担当起义领袖，主动把起义领袖的位置让给刘邦。当然，这一举动也有想让刘邦“顶雷”的意思。
不过，即使刘邦不愿意，他也必须愿意。原因很简单，他那时候已经落草为寇了，不趁着各地起义浪潮汹涌蔓延走出大山，难不成一辈子在山上苦熬日子吗？像他这种人，其实毫无出路。萧何让樊哙去叫刘邦到沛县做起义领袖，刘邦和他身边的亡命徒当然会毫不犹豫应允而来。
第四个原因是刘邦得到“庙堂”和“江湖”的共同认可。从刘邦的身份看，反秦起义浪潮波及沛县时，全国的起义局势并不明朗。刘邦起事之后，所面临的形势很复杂。当时陈胜派出的西进兵团，在咸阳附近的戏水河畔，遭到章邯反戈一击，全国的反秦形势进入第一个低谷。这时候参加起义，肯定要冒着极大风险。此时，领导沛县地区起义的人，一定要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信任和支持，特别是来自当地官员、侠客和豪强的认可和支持。
虽然刘邦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地位都不太高，但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体制外的侠客，又是体制内的亭长。以此推测，不管是当地侠客，如王陵和雍齿，还是县里的官吏，如萧何、曹参、夏侯婴、任敖等人，都会觉得刘邦和自己是同道中人。如果刘邦当起义领袖，就可以整合各路资源，还能避免因“庙堂”和“江湖”对立而产生内讧。他在那时成为丰沛地区的起义领袖，可谓“民心所向”。
第五个原因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人支持刘邦。刘邦起兵攻占沛县后，大家推举刘邦当起义领袖。刘邦为表示礼貌和谦虚，曾谦让这个位置。谦虚是侠客混迹于社会时很看重的外在形象。他说，建议大家选举有德有才的人领导丰沛起义。当地“父老”虽无官职，但都是说话有分量的族长或者有钱人。这些人都认为，之前江湖传闻刘邦身上有很多怪异的地方，特别是算命先生说，他将来有可能大富大贵。代表广大百姓意见的“父老”们觉得，由刘邦开创的反秦事业，前途光明。大家一致推举他当沛县起义军的首领。现在来看，这些说法和传闻都是占卜迷信，甚至不排除刘邦和其周围人有意制造出这些神迹传说。但在当时，百姓对这些神鬼传奇确实很相信。
在当地有钱人中，刘邦的老丈人吕太公是其中一员。从上面提到的吕公和刘邦见第一面的表现看，吕公愿意把女儿嫁给侠客刘邦，这说明他的侠客气质很浓，也属于侠客群体。有钱而崇尚侠义的吕太公应该为刘邦领导的起义事业提供了大量财物支持。正是得到吕太公这类富商大贾的鼎力支持，刘邦在短期内在丰沛地区召集了两三千人马。
在丰邑，刘邦的起义军队受到秦朝泗水郡监军的攻击，但刘邦击败了这支秦军。而后，刘邦命令雍齿守卫丰邑，自己亲自带兵进攻泗川郡，并杀死该郡的郡守。按说在起义之初，获得如此大的胜利，刘邦这支军队的声势应该得到很大提升。但这之后，他遇到一个改变他命运的问题，那就是上文提到的“雍齿叛变”。雍齿叛变后，准备把丰邑献给前来进攻的魏国人周市。
刘邦肯定不愿意这样丢掉丰邑。此后，刘邦回击丰邑，但未攻下。刘邦这支军队粗具雏形，却失去了根据地，这对刘邦的打击极大，以致他一生都无法原谅雍齿，甚至把这种怨恨波及丰邑百姓身上。
被逼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投靠距离他比较近的另一支起义军。这支起义军领袖秦嘉和景驹重用刘邦，派他率军在砀郡（今河南开封和商丘一带）一带作战。通过作战，刘邦收编了一些人马，力量得到壮大。此时，项梁从江东来到这里，攻杀秦嘉和景驹。刘邦投靠项梁，并从他那里借来五千人和十员大将，率军重新把丰邑夺回。
在起义之初，在丰沛地区，刘邦的实际势力并不稳固。王陵和雍齿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很强的人望和号召力，这些人在起义之初失去先机，但一旦丰沛地区全都响应起义，起义军队粗具雏形，这些人利用之前积累的影响力，很快与刘邦分道扬镳。雍齿反叛便能说明这一问题。但从大局看，雍齿叛变却无意中促进了刘邦的事业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雍齿叛变前，尽管刘邦军队和秦朝的地方军队互相攻杀，且刘邦军队有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但这些军事行动更多的目的是为保境安民，而不是积极进取。雍齿叛变后，刘邦被迫走出丰沛地区，走向大城市砀郡，进入更广阔天地，掌握更多资源。对刘邦而言，雍齿这次叛变给刘邦客观上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
一是先后与其他起义军如秦嘉、景驹和项梁建立联系，获得将地方杂牌军队带入楚国反秦主流势力的机会。刘邦走出丰沛地区后，投靠秦嘉、景驹领导的起义军队。当时，项梁、项羽叔侄带着江东子弟兵一路北上，到达薛郡、砀郡附近（薛郡、砀郡距离刘邦所在的沛县很近）。项梁军队在薛郡附近攻灭自称假王的景驹。这次攻杀可以看成楚国内部争权夺利的军事行为。为巩固对这一带的控制，项梁、项羽军队很需要当地军事力量的支持。秦嘉、景驹被攻杀时，刘邦独立成军，正在外面打仗，已取得一些战绩。作为地方实力派，刘邦受到项梁青睐。项梁拨给他一部分军队，支持他去丰沛找叛徒雍齿算账。从刘邦获得项梁资助开始，他的军队从名义上归入项梁这一支楚军的序列，成为项家军的一部分。项梁打造的项家军，是楚国乃至天下最大的军事力量。加入项家军，为刘邦走向复国后的楚国政坛，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二是刘邦军队的规模迅猛扩张。刘邦投靠秦嘉、景驹后，受命抵抗北上而来的章邯军队。尽管作战不利，但占据了砀郡，收拢五六千人马，实力明显壮大。为攻取丢失的丰邑，他得到项梁支援的五千人马和十员大将，此时，军队规模达到一万四千人左右。显然，比刚走出丰沛地区时，整体实力明显上升。
三是刘邦招徕了很多人才。在投靠秦嘉、景驹的路上，刘邦巧遇张良。两人私下里交流后，相见恨晚。张良终生追随刘邦，为刘邦事业提供很多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帮助。后来，成为刘邦军骑兵统帅的灌婴以及陈贺、陈濞、周灶、蛊逢、陈涓、侯昭、侯襄、丁礼、魏选等共计十三人，都是在砀郡地区加入刘邦军队的。日后，他们因战功而被封侯，其中很多人封侯的食邑数量超过刘邦从丰沛带出的人。
从汉初被封侯的功臣分布结构看，来自丰沛地区因功被封侯的有十四人。可以想见，砀郡地区是刘邦重要的人才来源地。以上是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统计的，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没有明确指出，而结合《史记》披露的信息看，还有两人来自砀郡境内的单父县和横阳县。那么，在汉初功臣集团中，达到封侯级别的砀郡地区人才达到十六人，高于来自丰沛地区的人数。
在这些人中，不能确定哪些是刘邦在第一次被迫走出丰沛地区时加入的，哪些是刘邦在芒砀山落草，以及后来刘邦西征路过砀郡时加入的。但可以肯定，这次出走使刘邦的根据地从地狭人少的丰沛地区变成地广人多的砀郡，对刘邦的建国事业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之推上第一个高峰。
刘邦从起事到赶走雍齿，重新占领丰邑，总计八个月。这时，他的军队壮大到一万多人，形成一支不可小觑的起义军队，史称“砀兵”。在反秦战争中，刘邦依靠这支军队，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正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