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一

公元前209年，世界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在西方，罗马人攻占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的主要基地新迦太基城，西方正处在进入罗马时代的前夜。在中国，秦始皇刚驾崩，秦帝国瞬间进入权力真空状态，到处弥漫着浓郁的骚动不安的气味。大汉帝国正在孕育之中。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历史在哪里转向，未来是什么模样。他们凭着直觉和感觉，计算着利益的得失，跌跌撞撞地闯进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

中国人对秦帝国灭亡和楚汉相争的历史，并不陌生。从这段历史里，提炼出的很多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式和行事立身的理念，穿越千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在这个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时代，洋溢着昂扬拼搏、激情四射的气质，遵循着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各种人物纷纷上场，不论身份、根基和血统，只论勇气、机遇和能力。在阴谋、阳谋和角力中，通过鲜血和死亡、荣耀和胜利，筛选着时代的落寞者和幸运者。

刘邦和他的拥趸们最终留在舞台中心，这是一个充满偶然和意外的结局。为什么是他胜出，而不是别人？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千年以降，我们只有从《史记》和《汉书》等为数不多的几本史料中，探索其中的奥秘。但是，这两本史书为我们呈现的场景和细节并不确切，经常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地点语焉不详，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对个别人物和场景的描述传奇性之强，以至脱离常识。而对重要人物的行为轨迹经常付之阙如，让人迷惑不解。比如，那个充满戏剧感的鸿门宴，为何呈现出如此模样？一向做事果断的项羽在鸿门宴上为什么突然“弱爆”？诸如此类。

每个人的选择必然围绕“天时、地利、人和”来考量，但决定其如何选择时，离不开外界机遇、个人起点和朋友圈子，我们首先是环境的产物，其次是环境的改造者。本书希望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挖掘出一些隐秘的细节，尽量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以刘邦的发展轨迹为主线，对一些重要人物的选择和其所受到的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把当时的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局”中，站在他们的角度，报以“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探究他们选择时的利益考量和价值判断，以求得出一个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观点。

二

刘邦的传奇基于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那个独特的波澜壮阔的秦末，被无限放大，让他从一无所有中走出，逐步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

在江湖，他是游侠；在庙堂，他是秦帝国的基层官员。他的社会身份是模糊不清的，这说明从年轻时，刘邦并不是一个主动且有意识地把自己往高处放的人。在主观上，他没想过决然地为梦想献身，也没想过成为帝国体制的工具。他摆出横跨江湖与庙堂的姿势，说明他面对没有明确指向的人生，哪怕活得苟且和庸常，心智和心情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也不认为沿着既定轨道向上攀爬，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他几乎在混沌中，肆意妄为地在沛县地面上，准备且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可以说，他的成长路径与传统的成功人士迥异，他不刻意地去创造什么，但也不会明确且固执地拒绝什么。按照既定的人设和思维，随着命运的摆布，他惯性而随性地走在上升的阶梯上。在他身上，唯一值得被明确称道的优点可能就是他拥有“拥抱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勇气。

刘邦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做一个居无定所、屡涉险地的游侠，他非常坚持，且终生不渝。但他并不会将秉承游侠精神和从事游侠事业，混为一谈。对游侠的向往，可能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对此，他很认真且执着。从出道之始，他并没打算扮演一个政治利益至上的政治家，与项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侠客精神的追求，也许来自父亲刘太公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与他的内在秉性很契合。在热血江湖和尔虞我诈的丛林社会中，他保持着这份纯洁的侠客精神，并吸引到大量和他一样的人，最终成为他的朋友、战友和“死忠粉”。

侠客文化和义气精神为刘邦集团注入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使这个集团内部从形成之初就拥有共同的话语体系，极大地消减了集团的内耗，集团整合度始终很高。这个来自丰沛地区的核心集团坚硬而稳定，成为刘邦集团的内核。即使之后有其他集团和各色人物陆续加入，也未能对丰沛集团的团结造成明显伤害。正因为这个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拥有超强的凝聚力，在艰苦的征战中，抵消离心力，并滚雪球式地壮大起来，最终顶住外部强大的压力。正如尼采所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敌人、强大的敌人让刘邦及其集团更加强大，势能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与之不同的是，项羽从叔父项梁手上接手政治军事集团时，项氏集团已经实现多元化，吸纳进贵族集团、侠客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氏族集团等多方势力。项梁在世时，这些集团团结在他周围，拥有超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刘邦及其集团也属于其中的一分子。但项梁突然被杀，作为晚辈的项羽接手这个集团，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整合各方势力。在楚汉相争期间，这个集团始终内耗不断，在刘邦集团持续不断的冲击下，最终解体、崩盘。

三

刘邦的个性率真，放荡不羁，他毫不隐讳地把这种个性保留到生命的终点。他高调拒绝用儒家或者其他什么学术理念包装自己。他并不喜欢说出那些大而无当、惊世骇俗、深奥至深的“至理名言”，他不靠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吸引眼球。作为领袖式人物，他的独特性以及因独特而受到众人的特别关注，主要体现在可见、可感的外表和做派上。他当泗水亭长时，特意为自己制作一顶造型独特的帽子，史称“刘氏冠”，此冠据说“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为面”。与其他循规蹈矩的官吏不同，他喜欢出门公干时，戴上这顶招摇漂亮的帽子，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

他喜欢呼朋引类，散财交友，啸聚乡里，他“在乎是否被别人在乎”，拥有很强的自尊心，恩怨分明，遵循江湖规则。他模仿他的偶像信陵君，招徕门客，博取众人眼球。在形式上，成为沛县地面上侠客们的“小门主”。在日常行止上，他喜欢摆出门主风范，被人簇拥着行走在人群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众星捧月式的人物。为此，他倾心尽力地为兄弟们摆平各种难题，不惜为此屡犯“吏事”。

他对人生的追求，源于赤裸裸的感性，谈不上高蹈的信念。他的“好酒及色”的名声远播，成为他早期个人形象中的一个标签。当他见到秦始皇华丽的仪仗时，脱口喊出“大丈夫当如是”。而在相同的场景里，项羽说的则是“吾必将取而代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人生目标更具体，明确指向权力、地位，更显人生高度。而刘邦更在乎权力和地位的外表，语气中充满艳羡的味道。这让他横跨黑、白两道，竭尽所能地成为被江湖和庙堂都喜欢和拥戴的人物。也许在他看来，江湖即是庙堂，庙堂即是江湖，两者并没有“黑与白”的界限，都是他展现自我的舞台。当秦帝国崩溃时，经过一系列“不小心”的操作和巧合，刘邦成为沛县地面上各阶层公推的“带头大哥”。刘邦开展的事业充满风险，长期浸染在江湖和官僚体系中，让他懂得算计权衡，何时锱铢必较，何时一掷千金。他高举务实主义的大旗，高调摒弃与解决现实问题相去甚远的任何想法、理念和人物。面对残酷环境，他摆出柔软的身段，在夹缝中生存时。如果需要，他可以暂时放弃一切既定想法和理念。那些唯利是图、贪图名利和趋炎附势、左右摇摆的群氓们，喜欢这种讲究实效的做派，逐渐齐聚在他和他的丰沛集团身边，为金钱、美女、豪宅和权力，热血偾张，屡败屡战，奋勇拼杀。汉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充满朴素野性的侠客气质，类似于黑帮组织。

随着张良、郦食其、韩信等人的加入，这个集团逐渐被改造成政治目标至上、利益理念至上、制度规则至上的军事政治集团。这种变身当然并非一蹴而就，是屡次面对“非生即死”的困局后，不断选择、积极行动的结果。最终，这个集团逐渐拥有侠义的气质，掌握务实权变的生存策略，走向庙堂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四

拥有鲜明个性的刘邦出生和成长在沛县，这里地处齐国、赵国、魏国和楚国的交界地带。按照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的观点，沛县处在一个“月牙形地带”，在周围几百里区域里，地貌以水乡山泽为主，“使这个地方在动荡时期成为绝佳的避难所”。西边不远处的大梁曾是魏国工商业的中心，地处中原，四通发达，经济繁荣。北面的齐国在战国时期，商贾云集，工商业名冠天下。随着秦帝国东征和韩国、魏国、楚国和齐国的相继灭亡，丰沛地区成为韩、魏、齐、楚等国民众躲避战火的栖息地。大量贵族和富户避难于此，更多的战争难民会集于此，为之后的起义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必要的钱粮物资，这对于弱小的刘邦集团在短期内壮大势力，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地理优势。

在这个月牙形地带的北面是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郊外的稷下学宫曾会集天下名士，百家争鸣发端于此。魏国、楚国等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也多有影响。经过漫长的文化滋养，在以大梁为顶部、丰海为底边、齐国和楚国为左右翼的广大地区里，形成了有别于秦文化且斑驳杂糅、璀璨绚烂的人文区域。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刘邦及其他丰沛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他们拥有兼容包蓄、吞吐海纳的开放气度，不会陷入某一种理念、信念的窠臼中，因画地为牢而故步自封。因此，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有能力吸纳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地区的人力和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地化解掉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所带来的异质性，从而保持汉集团的既统一又开放的优良品性。

从帝国的边缘地带起步，刘邦踏上了建立新朝的道路。此时，除了拥有并不高级的社会资本外，他尚未掌握足够的军力、钱粮和社会资本。为此，他以结“姻亲”的方式，争取到吕氏家族的支持，捞取“第一桶金”。而后，他先后投靠秦嘉和景驹、项梁、楚怀王，通过积极效命、努力工作和主动或者被动的政治斡旋，牢牢掌握住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在鸿门宴上，刘邦通过与项羽合作或者说投靠项羽，参加项羽在戏水河畔主持的分封大会，意外地获得一块封国，最终成长为一方诸侯。他的“逆袭”充满传奇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系列意外叠加后的结果。之后，他与项羽争夺天下，闯入一个以天下为舞台的生死场，江湖变成了“黑白博弈”的棋局，这个棋局既简单又残酷，最后他力战获胜，成为大汉帝国的开国之帝。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对刘邦评价很高，他说：“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五

本书沿着时间线索，从秦帝国崩溃开始讲述，到项羽自刎乌江，沿着刘邦及其集团成长、壮大的路径，抽丝剥茧，结合有限的史料，分析刘邦在各个时期遇到的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力求以较新的角度解读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使读者获得一个较为崭新的认识。比如，在全国起义浪潮波及沛县时，为什么是刘邦从沛县一跃而起，成为当地起义领袖？为什么说在鸿门宴上项羽与刘邦达成和解，是项羽做出的理性选择？为什么说“刘胜项败”并不能完全归于两人的个性上？诸如此类。全书以问题为导向，重点不是讲故事，而是在分析问题、解释原因。所以，虽然这本书的主角是刘邦，但并不是一本有关刘邦的传记文学。

2013年，我在河南电视台新闻频道《传承》节目讲述过这段历史，这本书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此，我非常感谢当年《传承》节目的编导冯玉坚和主持人陈静华两位老师以及节目组的所有编辑，正是他们的信任、支持和帮助，才有本书的诞生。八年来，我对讲稿有过多次修订，在这期间，我曾与著名文史作家史杰鹏、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峰教授、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饶胜文教授、河南大学郭灿金教授等学者进行过深入而持久的讨论，得到很多有价值的帮助和有营养的启发。也正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信心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王淑贵老师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她的鼓励和指导下，本书完成了多次修改。同时，感谢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无私支持，她们为我完成这本书给予了无穷的力量。而这本书也是我给予已故父亲的礼物，正是他最早给我讲述过这段历史，希望这本书能够告慰于他。最后，也要感谢当年在电视机前看过我的讲述的观众，他们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但那时我在电视上的讲述留下很多缺憾，希望这本书能有所弥补。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