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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在它的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在我看来，这一双重性并不贬低欧洲近四个世纪。我因为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尤其眷恋这四个世纪。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儿，而且还是塞万提斯。

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逊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

我还要在此加上一点：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的发现的意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