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六章《制举》说：

按照唐代惯例，制举登第大致分五等，但第一、第二等是向来没有的，第三等就称甲科，或称敕头。

在第七章《进士考试与及第》中又说：

制科分五等，第一、第二等向来不授人，以第三等为敕头。

按，此说有两点是错误的。一，有唐一代，制科确有第一等“向来不授人”的情况，但第二等在开元及其以前屡有授人者，大概到开元后才不再授人。二，第三等俗称甲科，但只有甲科第一名同时又是此年制举诸科之首者，才可称为敕头，并非凡入第三等者都称作敕头。敕头，犹如进士科之状元也。以上二说，可举例如下。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学》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旧唐书·张说传》云：“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新唐书》本传亦谓：“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这里所说“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是指第一等。两《唐书》谓张说“乙第”、“乙等”，是指“乃屈为第二等”，而非后来所说的第四、第五等。若为第四、第五等即后来所称之乙第，两《唐书》就没有必要大书特书；“说所对第一”也就不可理解了。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三载：《记纂渊海》引《登科记》则云：“张说第三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亦谓张说“中第三等”，皆误。若为第三等，当为后来之甲科，与两《唐书》谓乙第不符。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载：“（林）通生登，唐清苑、博野二令，以二子官居高陆，入关居三源县，生游楚、游艺、游道、游真。游楚自万泉令应燮理阴阳科，第二等，擢夏官郎中。”林游楚制举入第二等当在武后时代，因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兵部为夏官，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始复旧。

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云：“公讳九龄、字子寿。……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全唐文》卷四四○）《登科记考》卷五将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系于睿宗景云三年（712）下，当是可信的。

开元年间制科入第二等的有敬守德、常无名、孙逖等。《千唐志斋藏石·唐故朝散大夫行晋州洪洞县令敬公墓志铭》：“公讳守德，其先平阳人也。……开元初，献书直谏，敕授幽州新平县主簿。应强干有闻科，第二等。”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宾客讳无名，字某，河内温人也。……开元十年，举文藻宏丽，……与孙逖同入第二等，擢鄠县尉。”（《全唐文》卷四二○）《新唐书·孙逖传》亦曰：“开元十年，又举贤良方正，[1]玄宗御洛城门引见，命户部郎中苏晋等第其文异等，擢左拾遗。”异等，即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中所说的第二等。

翻检有关载籍，有唐一代未见有制举入第一等者。《旧唐书·玄宗纪上》载，开元九年（721）四月“甲戊，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这就是《全唐文》卷三十四所收玄宗《策试贡举人含元殿敕》，赵翼《陔余丛考》认为此敕是针对进士第而说的，误。玄宗所谓“近无甲科”，是指制举第一等，与则天“近古以来未有甲科”意同。可见在玄宗之前，唐代不曾有入第一等者。“朕将存其上第”，这“上第”当是第二等。大约自开元以后，第二等也就不再授人了。于是，第三等便升作甲科，第四、第五等就成乙科了。《旧唐书·杨绾传》载：“天宝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此说不确。按《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所载：“时登甲科者三人，太子正字杨绾最为所称；乙等者凡三十余人。”而《陔余丛考》以为“是甲乙科俱谓进士也”，大误。但此“甲科”、“乙等”，也并不是制科第一等和第二等，而是第三等和第四、第五等。

在唐代，并非凡入第三等者都称作敕头，敕头只有一人。元和元年（806）设制举三科取士，登科者十八人。《全唐文》卷五十九宪宗《处分及第举人诏》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韦惇，第四等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第四次等崔韶、罗让、崔护、元修、薛存庆、韦珩，第五上等萧俛、李蟠、沈传师、柴宿；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第五上等陈岵等[2]：咸以待问之美，观光而来。……其第三次等人，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书门下即与处分。”时无第三等，元稹为第三次等第一名，故以“充敕头”称。韦惇虽也入第三次等，但名列元稹后，故不得称敕头。所谓敕头，也并非仅指制举中某一科第三等的第一名，而且还指这一届所有制举科目中的第一名。元稹之所以为敕头，不仅仅只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第一名，而且也是此届制举三科十八人中的第一名。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说：“今天子始践阼，策三科以拔天下贤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全唐文》卷六八○）《旧唐书·元稹传》亦载：“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新唐书》本传亦云：“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都是指是年制举三科十八人中的第一。

长庆元年（821）十一月，穆宗亲临宣政殿试制科举人。十二月，下《处分贤良方正等科举人制》，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第三等人庞严，第三次等人吕术，第四等人韦曙、姚中立、李躔，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龟从、任畹，第五上等人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第四等人李思元；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郢；军谋弘远、堪任将帅第三等人吴思，第五（上）等人李商隐：咸以懿学茂识，扬于明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其第四等人、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书门下即与处分。”（《全唐文》卷六十四）这一年，制举设四科，登第者十五人，入第三等者二人：庞严与吴思。然只有庞严可称敕头。《旧唐书·庞严传》云：“长庆元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刘禹锡《哭庞京兆》诗题下注曰：“少年有俊气，常擢制科之首。”（《全唐诗》卷三五九）故知庞严为是年制科敕头。吴思虽也入第三等，而且是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第一人，但却不是这一年制举四科第一名，故不能称敕头。

宝历元年（825），设制举三科，登科者二十一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三等人有唐伸、韦端符、舒元褒，军谋宏远、材任边将科第三等人有裴俦，此四人虽同为第三等第，但唯有唐伸一人才可称为敕头。《全唐文》卷六十八敬宗《处分贤良方正等科举人制》将唐伸名列最前。按排名最前者为敕头之惯例，故知唐伸不仅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一人，而且也是制举三科第一人。

大和二年（828）文宗亦设制举三科，登科者二十二人，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第三等人，即裴休与裴素二人，其他二科均无。[3]但只有裴休一人可称敕头。《旧唐书·庞严传》云：“大和二年二月，上试制举人，命严与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为试官，以裴休为甲等，制科之首。”

前引《旧唐书·杨绾传》与《册府元龟》卷六四三云，天宝十三年（754），玄宗设制举四科，登乙科者三十余人，登甲科者三人，杨绾为之首。则唯有杨绾可称敕头，其他二人则否。

总括以上例证，制科虽分五等，但第一等从不授人，第二等自开元以后也不再授人，于是唐人便将第三、第四、第五等就又分为五个等次；第三等和第三次等，俗称甲科；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统称乙科。只有甲科第一名，同时又是此年制举诸科之首者，才可称作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