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筹资金建二汽”

1977年10月6日，中央任命饶斌为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没有多久，又任命他为部长。接替饶斌担任二汽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是黄正夏。

早在1953年二汽筹备时，黄正夏便担任筹备组副组长。二汽第一次下马后，黄正夏被调往国家科委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几年。二汽第三次上马后，黄正夏一直关注二汽的进展。2007年，笔者在武汉采访黄正夏，他详细讲述了回到二汽工作的过程：

1971年，我从科学院（此时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设在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二汽重新上马，并逐步开始全面建设的消息。当时心中就为之一动，我曾经在二汽的筹委会工作过，但最终连汽车厂的大门也没有进就离开了。现在在科学院无事可干，还不如回到二汽去做点实事。就在这时，十堰市的陈明书记为二汽建设的事情到北京来开会。我和陈明过去是老同事，见到他后向他详细地了解了二汽的情况，并希望他捎个信给湖北省委和二汽领导，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回到二汽。1973年的秋天，北京城里万木萧瑟，狂风卷起漫天灰尘，天上到处灰蒙蒙的。诡遽多变的政治气候如同越来越糟的天气一样，瞬息万变。我实在不想在这种环境中再待下去，非常怀念在基层工作时那种生动活泼的工作环境。陈明走了后也没有消息，我等不及了。我原来就是先念同志安排到二汽工作的，现在我想回二汽，还得找他。在和爱人认真商量了后，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决定不告诉任何人，直接给先念同志写了份报告。报告送出去后，心里充满了希望。十多天后，科学院通知我，中央组织部找我去谈话，我心头一阵喜悦。去了后被告知，先念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并见到了先念同志的批文：“登奎（纪登奎）同志并中央组织部，黄正夏这个同志真怪，人家都希望上来，他偏要下去。此同志一贯工作积极，我意批准他的要求。”

谈话的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已经和湖北省委联系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直接回湖北报到。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日渐秋凉的北京，回到了湖北。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回到二汽，黄正夏主要协助饶斌工作，可1977年10月6日，中央正式调饶斌同志任机械部副部长。没有多久，又任命他为部长。任命虽然下了，但饶斌向中央表示，二汽建设还有一些工作没完成，同时还要在十堰着手筹备中国重型汽车厂的建设，也就是三汽。根据饶斌的建议和中央的安排，由黄正夏全面负责二汽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1978年1月开始，黄正夏开始全面接手二汽的工作。

从1966年建厂到1977年，二汽建设已经11年，但由于“文革”等原因，截至1977年年底，二汽才基本建成2.5吨军用越野车的能力。二汽的生产纲领规定年产10万辆，其中2.5吨、3.5吨的军用车就占了4.5万辆，这个纲领是根据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殊环境与条件才指定的，建设过程中，也是全力以赴，首先解决了部队急需的2.5吨军车。但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原来认为迫在眉睫的战争阴云渐渐远去，国家对军费的投入也有所减少。1978年，部队只订购了1000辆2.5吨越野车，这意味着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建成的军用越野车生产能力闲置。5吨民用车虽然紧俏，但生产能力尚未建成。二汽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企业，从1965年开始投资建设，十几年时间，每年投资几千万，累计投资已达十几亿元，现在每年还要继续投资，但仍不见成效，于是被称为“计划亏损”，1978年的“计划亏损”是3200万。产能闲置的代价就是浪费国家大量的钱，一方面军车产能限制，一方面还要国家每年下拨大量资金来建设5吨民用车的能力，二汽也靠此来维持发工资。作为企业，自己不能生产，反而要靠国家养起来，二汽人把这叫作吃“基建饭”，生产上不去，背负沉重包袱的是国家，唯有尽快形成5吨民用车的生产能力，大批量地生产市场急需的民用车，才能实现收支平衡，不再吃“基建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二汽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国家计划下达以后，再由国家物资部门分配给相应的钢材、煤炭等生产物资；二汽生产的汽车交给国家物资部门，再由物资部门全国统一分配。1978年，国家给二汽民用车的生产任务只有2000辆，军车没有下指标。每一辆民用5吨车的成本是2.7万元，按照二汽基建所需的费用，减掉生产2000辆车的成本，二汽还要亏损3000万～3500万元，这种亏损叫作“计划亏损”。也就是说，如果1978年国家只补贴二汽政策性亏损3200万元，二汽就算完成计划，连这3200万都不向国家要，那就是扭亏为盈了。二汽党委一班人算了一笔账，通过精打细算，将每辆车成本由2.7万元降到2.3万元，如果增产2000辆车，亏损就可以降到2000万元；如果增产3000辆，亏损就可以降到1000万元；如果全年生产5000辆，二汽就能够全部扭亏为盈。二汽党委提出：全厂努力，力争1978年实现“扭亏增盈”的目标。黄正夏回忆：

1978年3月25日，湖北省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我和王兆国参加会议。会议开了好几天，因为是亏损大户，所以我们一言不发。省长韩宁夫给我写了一个条子：“黄正夏同志，你们一定要发言，哪怕你们只说一句话，保证今年亏损不超过3200万就行。”这是在“将军”，实际上是逼着我们表态。经过和王兆国商量后，我在大会上发言：“首先，今年我们保证绝对不超过3200万的亏损计划；第二，我们争取超产2000辆5吨民用车，亏损不超过2000万元；第三，我们还想争取超产3000辆5吨民用车，力争今年全面扭亏为盈。但我所需要的电和生产物资要绝对保证。”会后，管生产的副省长张进先悄悄地对我说：“你不会是吹牛吧？”我告诉他，我这是二汽党委的集体表态，说话算话。他不信，要和我打赌：“你今年要是真能扭亏为盈，我输一只眼睛给你。”省长韩宁夫也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扭亏为盈？我心里无底呀。”听我详细介绍后，韩宁夫说：“你超产的3000辆车我全要了，你要的电、省管物资我全部保证，缺了，你找我。”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超产是对二汽潜在实力的认识。二汽是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只要设备调整好，原材料充足，就具备超产的条件。2.5吨的军车已经建成设计能力，军车部分总成和多数零部件能与新的5吨车通用，这些都是超产3000辆实现扭亏增盈的保证。另外，要告诉全厂群众，天天向国家伸手要饭吃，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改善。二汽现在已经具备了甩掉亏损帽子的条件，只要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从点滴做起，就能实现目标。二汽党委会上统一思想，提出“保质量、上能力、争超产、扭亏损”的决策。实现扭亏增盈关键是两点：一是提高质量，二是在提高质量基础上发力。

二汽5吨车已经进行了5轮试验，还剩下64项大小不等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倒计时，限时解决。二汽两万多台套生产设备已基本到齐，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攻关调试，更换了300多台设备、1800多种工艺装备、86套车身驾驶室冲模，还消除了上万项质量隐患。而且2.5吨车和5吨车的很多部件通用，除了个别生产线还要调试外，目前建成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5000辆。用15000辆的能力保5000辆的生产绝对没有问题。关键时刻，发动机厂传来消息，发动机试车时冒蓝烟，生产调度会上，所有人都忧心忡忡。总工程师孟少农却不急不慌，他认为，冒蓝烟说明是机油系统的问题，可以解决。

在孟少农的指导下，问题发动机被大卸八块，所有的零件一个一个地对照图样逐点检查，最后发现，发动机进排气顶杆边上一个叫“摇臂”的小零件出了问题。“摇臂”上有一个负责机油供给的小凸包叫驼峰，这个驼峰只有半个绿豆大，经测量，它的尺寸比图样小了半毫米，导致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供应过多，于是出现冒蓝烟，俗称“烧机油”。经过现场改进，问题解决。黄正夏回忆：

王任重副总理来视察，我将他带到发动机厂，给他看这个零件。他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个小东西是发动机进排气挺杆，顶上那半个绿豆大小的凸包叫驼峰。”王任重问：“这么点小东西有什么用？”

我得意地笑了：“别看这个东西小，它可有点辩证法呢？就是它差点挡了我们二汽前进的路。”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扭亏增盈的节骨眼上，发动机质量问题成了卡脖子难题。二汽的发动机完全是自己设计的汽油机，投产后就存在马力小、性能差等问题，用在2.5吨的军车上很吃力，更不用说3.5吨的军车了。我国在发动机上的技术储备少，解决起来有难度，可发动机是汽车的核心总成，不解决也不行。二汽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孟少农主张老老实实地向外国人学，他说英国有一个著名的里卡图发动机设计咨询公司，考虑是否可以找英国人咨询一下。那个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找外国公司是要冒风险的。

问题反映到一机部，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沈鸿起了关键作用。沈鸿是中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机械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沈鸿没上过大学，1931年冬，在上海做徒工的沈鸿自己制造成功了弹子锁，他的产品不光行销全国，还远销到香港和南洋市场。事业取得成功后，他又关注上了汽车，开始自己动手修理和拆装汽车。他原打算先从汽车零件和维修设备做起，以后再造汽车，但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碎了沈鸿制造汽车的梦想。1937年9月，他带领7名青年工人、10部机床，乘两条小木船，跟随以胡厥文为首的爱国工商界迁移委员会向大后方迁移，人家跑重庆，他却奔延安，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八年抗战期间，沈鸿设计制造了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急需的成套机器设备，共有成百种型号、数百台套。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无限忠诚”四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先后任三机部和一机部的副部长，1980年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或参与了从仪器仪表到发电设备，从农业机械到军工配套的大量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决策，是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对二汽建设非常支持。二汽建设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技术问题，都是他负责处理。二汽要求进口的重型、关键、精密设备，沈鸿一概支持。发动机“心脏病”的问题反映到他那里，沈鸿很赞成：“咱们本事不高，就和外国人合作搞嘛。”沈鸿将此事报告了李先念。李先念说：“发动机是心脏，心脏不健康，心肌梗死怎么办？自己搞不了，就请外国医生看看嘛。”

经李先念同意，二汽副总工程师王汝湜带队到英国里卡图公司，与里卡图公司合作，将原来95马力的发动机改成了135马力和165马力两型发动机。通过联合改进，让二汽人也看到了中外之间在技术上的差距。发动机出厂前要进行试车，国内标准是连续运转100小时就算过关，里卡图则要求至少运转1000小时，最理想的是2000～3000小时；而且还要增加负载模拟实际运输状况，这样的发动机才算过关。

这次合作，解决了二汽的发动机问题，同时还带来意外收获。黄正夏说：

英方提出，你们的发动机缸体很厚实，还有改造的潜力，可以考虑改造成柴油机，他的建议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能将现成的汽油机缸体改成柴油机，那意味着将在不增加新生产线的条件下，增加新的发动机品种。如能成功，意义太重大了。根据他的建议，在发动机厂进行试验，结果取得成功。里卡图专家检测后认为，这一款由汽油机缸体变成的柴油机设计科学、结构合理，输出功率达到了200马力，是一款中上等水平的柴油机；如果再增加增压、中冷等技术手段，输出马力还可以增加。总厂立即决定，利用现有的生产线，在发动机厂专门建设一座年产5000台发动机的车间，同时生产135、165两种马力汽油机和200马力的柴油机的混流生产线，作为发动机厂汽油机、柴油机系列化改造试验和长远创新发展的阵地。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经过全厂干部职工奋斗，截至1978年12月底，二汽全面完成国家任务，超产3120辆，单车成本22113元。自建厂以来，首次实现不要国家的补贴，而且给国家上交131万元，全面实现了扭亏增盈目标。12月中旬，二汽党委向国务院、湖北省人民政府报告，今年已经完全实现了扭亏增盈。12月20日，国务院扭亏为盈领导小组发来贺电，并传达了康世恩副总理的祝贺。12月24日，湖北省扭亏为盈领导小组发来贺电。12月26日，一机部发来贺电，祝贺二汽在产品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扭亏为盈。

二汽的扭亏为盈极为及时，1979年年初，中国云南和广西边境燃起战火，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还击作战。让二汽人没想到，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给了二汽产品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

1978年12月9日，二汽接到上级命令：紧急调集1000辆5吨车，集结待命；12月18日，部队来接车。此前，军方已经采购了1000辆2.5吨越野车，这意味着，短短几天内，2000辆军车将要同时南下为国效力。从18日到26日，短短几天内，2000辆东风牌汽车全部发送完毕。那些天是二汽人骄傲自豪的日子。在十堰通往山外的公路上，草绿色的军车好似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日夜奔流不息；襄渝铁路上，整列整列的火车满载军车，呼啸着飞驶在铁路上。黄正夏回忆：

因为原来二汽出的“政治车”质量极差、口碑很坏，“看起来龇牙咧嘴、跑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因此总后勤部本不打算要二汽的5吨车。后来还是余秋里副总理说：“二汽这些年建设得不错了，就调二汽的车吧。”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的心里也暗自庆幸，幸亏我们决定打翻身仗，否则国家就是要，我们也拿不出合格的产品，我们二汽就会错过为国效力的机会。事实证明，我们的产品质量是过硬的。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我们的汽车执行的都是最艰巨的战斗突击和物资抢运任务。环境严酷的战场是对汽车产品最好的考验，尽管我们的车因遭受炮火而伤痕累累，但没有一辆车出质量事故。有一辆2.5吨的越野车从山崖上摔下来，滚了几个跟头，掉到山下，驾驶室被摔变了形，但战士们照样开着跑。东风车优越的性能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战士们称为“英雄车”“功臣车”。总后勤部一位领导原来对二汽车印象很不好，说话也不客气，经过这次战争考验，他彻底改变了对二汽车的印象：“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老眼光。你们的车真好，马力大、跑得快、拉得多。战士们都喜欢你们的车。你们的车在哪里，我们的指挥部准在哪里。”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1979年3月1日，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谅山爆发激战，越军自河内增援精锐的首都防卫军第308师向谅山反击，解放军攻入谅山北市区，双方展开血战。为支援前方战斗，前线总指挥许世友下令急调炮兵师至前线进行火力压制。3月1日9时30分，我军300门火炮急袭谅山越军阵地，30分钟落弹几万发，敌人的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但紧急时刻，后方的炮弹却运送不上来。谅山一带山高林密，根本就没有道路，为了前方攻击需要，工兵部队紧急开山，在山腰间开了一条“急造”公路。说是公路，其实就是两三米宽，用泥土铺就的路面。那些天几乎天天降雨，拉炮的车一过，道路早已被碾压得不成样子，人走都滑溜溜的，运送弹药的汽车根本没法走。前面炮兵急需弹药，怎么办？炮弹送不上去，许世友在指挥部里雷霆震怒，他下令，想尽一切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给我把炮弹送上去，贻误战机，军法处置。关键时刻，有一位干部说，据高炮营反映，二汽送来的2.5吨炮车不错，是不是让这个车来送弹药？指挥部果断决定，将保卫指挥部的高炮营的18辆2.5吨越野车全部调去拉炮弹。一声令下，18辆2.5吨越野车立即装满炮弹开向谅山前线。在滑溜溜的山间公路上，18辆满载炮弹的车排成野战队形，稳稳地鱼贯而行，既没打滑，又没停车，顺利地将炮弹按时运送到了前方炮兵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于是，这18辆车由拖车“转行”为运输车，谅山一战下来，18名驾驶员全部立功。

随着战线向前推进，部队的弹药物资运输也随之向前，但前方道路条件太差。一次，一百多辆运输车因为道路打滑，全部堵死在公路上动弹不得。驾驶2.5吨越野车的驾驶员们出于对车辆性能的信任，竟然开车驶离公路，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走，通过了受阻路段。还有一次，某部队炮兵阵地设在一片稻田旁，炮车必须要经过稻田才能到达阵地。拉炮车的驾驶员告诉指挥员，我们这个车进不了泥地，炮兵指挥员急了，让战士们用人力拖炮，几吨重的炮在泥地里，几十名战士奈何不得，最后还是二汽的2.5吨越野车开进稻田牵引，前后桥上的六个轮子一起用力，硬是通过泥泞的稻田将火炮顺利拉到既设阵地。以后，前方指挥员都要在自己手上留几辆这种车作为执行紧急任务的机动力量。

严峻的战场环境给二汽的产品做了最好的鉴定，二汽东风车的口碑从此树立，二汽人的自信心也从此树立了起来。

扭亏增盈将二汽引上了发展的快车道：1978年生产了5120辆，1979年猛增至14541辆，上缴利润5734万元；作为盈利企业，还成了1979年全国第一批100家“赢利分成”企业改革试点，得到了22.66%的留利分成，当年企业留利1596万元。1980年生产31500辆，上缴利润11527万元，企业留利4620万元。正在二汽向着更高目标努力的时候，一场风暴不期而至。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

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放手大干”的社会环境，从中央到地方决策层普遍存在一种要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忽视了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以及长期存在的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等深层次问题。国家计委1977年编制的“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出产粮食4000亿公斤的高指标；还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由于“十年规划”中的这些大项目都是建立在贷款、引进的基础上，因此又被称为“洋跃进”。这个豪华的“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并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

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速发展的情绪，陈云头脑冷静。1978年12月1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革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是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还是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联名给中央写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6条指导性的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因此不仅要制订5至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肖冬连，《大转折纪事之一》，载于《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

陈云和李先念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和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针对国民经济现状，会前，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陈云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言，着重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阐述了要进行调整的理由。陈云指出，

为什么比例失调？是“洋跃进”，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国情这个“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最好是3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还是白搞。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停下来。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按比例地前进……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把时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肖冬连，《大转折纪事之一》，载于《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

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提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

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我国的国民经济。会后，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经委由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等12人组成；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1979年4月5日—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1979年编制的计划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

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国民经济调整虽然主要是针对“洋跃进”，但也涉及许多耗费国家大量资金又没能建成投产的企业，这立即影响到了尚未完全建成的二汽。黄正夏回忆：

1979年上半年，我们就听说，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国家将缩短基建战线，准备对正在建设的大型企业逐个审查，严格控制投资。投资额过大，短期建成无望的企业将面临下马的境地。二汽是国家投资建设的特大型企业，虽然这两年我们已经走出了亏损的阴影，开始小规模盈利，但我们的基建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重大关键项目需要国家继续投资才能完成。按照国务院批准的10万辆能力的设计纲领，共需要25亿元的投资，到1987年建成。截至1979年年底，国家已先后投入了16.7亿元，尚缺8亿多元。如果此时停下来，我们就成了典型的半截子工程。在国家的大政策面前，二汽怎么办？为了减少国家的巨额投资，继续建设二汽，我们于1979年7月16日向国家提交了“以厂建厂、自滚雪球”的报告。报告提出：二汽建设尚需大量资金，考虑到国家现状，我们请求批准二汽建设所需资金由企业用自己的利润慢慢地滚雪球积累，到1987年企业全面建成后，再向国家上缴利润。但这个意见不被接受，尤其是财政部。财政部一位领导说：“为建设二汽，国家投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现在你们开始盈利就不想交利润了？没门！赚1分钱也得上交。此事没商量。”

1979年12月1日，我们提交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在提法上有了一些变化，叫作“利润分成加贷款”。大致内容是：国家对二汽的利润对半分成，允许企业用留下的利润继续建设，不足部分由国家拨款改为二汽向银行贷款，自己还本付息。这个报告在国家计委、财政部都受到重视，财政部副部长吕培俭说“这个提法可以考虑，但先得送先念副总理审批。”

听说要将报告送给先念同志，我觉得有希望了。先念同志多年来对二汽的建设发展高度关心，1978年来二汽视察时还专门交代我们要建设好二汽，他肯定不会眼看着二汽被停下来的。为了请先念同志快点审批，我给先念同志写了封信，意思说，中央对二汽的关心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提出“利润分成加贷款”的方案，希望中央不要调整二汽，批准我们继续建设。没有想到，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信是通过财政部交的，没几天，财政部转给我一张先念同志亲笔写的便条：“黄正夏，你鼓舞个屁，目前国家财政这么困难，决不允许你们乱开口子。”

看到信，我感到情况严重，个人受批评没有什么，但先念同志的话说明国家财政紧张的程度。另外，我觉得我给先念同志的信写得过于匆忙，没有把话说清楚，以至于造成现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1980年的元月格外寒冷，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接连报道大风降温消息。元旦那天，凛冽的西北风夹着细小的雨珠袭击了鄂西北，寒风夹着细雨一下子将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以后连续几天，十堰都一直笼罩在阴沉沉的雨雾之中。糟糕的天气使人的心情更加恶劣，黄正夏在办公室里坐卧不安。元月3日，黄正夏得到确切消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联名发出“停缓建”企业名录，其中就包括二汽。黄正夏说：“听到这个消息，犹如听到家里失火了一样，顿时心急如焚。”这其中自有其道理。

二汽在闯过扭亏增盈关后，形势日渐好转，1979年，产量已达1.5万辆，利润上缴几千万。二汽的几万职工奋斗11年才取得今天的成绩，现在正在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却突然要“停缓建”。这就犹如正在做饭，饭已经快熟了，却突然将火撤了，结果就是一锅夹生饭。如果让正在蓬勃发展的二汽停下来，二汽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的出路在哪里？这个包袱最终还要国家来背，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怎么办？二汽党委把所有专业厂的党委成员全部集中起来共商大计，经过多日的反复讨论、算账、争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汽是国家的宝贝，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厂，二汽有今天，是全厂几万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十年的成果，是党和国家关怀，全国各兄弟企业帮助支持的结果，二汽不光是二汽人的二汽，二汽是全国人民的二汽，二汽人不能坐以待毙，今天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国家有困难，我们理解，“文革”中那样大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党委会上，黄正夏拿出自己多日思考的意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筹资金解决二汽眼前的困难，以实际行动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他的意见一出，立即引起激烈争论。黄正夏回忆：

我将“自筹续建”的想法征求总会计师邹显信的意见，我让他算算大账，看看有无可能性。邹显信对我的想法非常称道，并报告了主管财会的副厂长，不料这位副厂长却申斥他：“黄正夏不懂国家财政制度，你也不懂？这叫胡搞，国家肯定不会批准。”

邹显信很为难地问我：“怎么办？”

我没多说，遵守国家的财政制度不是错事，但作为一名负责干部，在困难面前，要能够动脑筋想办法，制度是人定的，只要有合理成分，也不是不可以修订的。问题在你是不是去想办法寻找这种合理的成分。我问邹显信：“他不同意我的想法，他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邹显信摇摇头：“没有。”

既然如此，我决定，到北京去做工作，争取上级的支持。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黄正夏提出“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想法并非一时冲动和蛮干，而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测算的。

国家是因为财政困难，无法投入过多的资金才将二汽列入“停缓建”项目。要避免列入“停缓建”项目，只有保证每年按时向国家上缴利润，同时不向国家要资金投入，这样国家才可能考虑不将二汽列入“停缓建”名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了国家的资金投入，二汽能否靠自筹资金建设？经分析，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一，二汽建设纲领是1985年建成10万辆能力。从现在起到1985年还有6年。目前，二汽已经实现赢利。按照国家政策，1980年可留利3000万元，以后每年可以递增20%，其中60%用于技术改造、职工奖金和集体福利，40%用于续建，我们先过几年紧日子，把这笔资金捆绑起来使用，6年可以集中4000万元。

第二，二汽是新厂、新设备，可以将2%的固定资产维修费的一半用于续建，6年可以集中8500万元。

第三，二汽还在建设，不需要大量更新设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资金除每年上缴30%外，从留给企业的70%的总额中抽出60%用于续建，6年可以集中2亿元左右。

这三笔资金都是国家政策规定留给企业的自有资金，如果将这3笔钱捆起来使用，作为企业自筹资金，打破“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束缚，二汽自我发展的资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根据邹显信的计算，1980年—1985年期间，这三笔资金总额可达4.5亿元。为了留有余地，只报3.3亿元用于续建二汽比较稳妥。目前，二汽的产能状态良好，职工士气旺盛，每年可递增产量1万辆，6年可累计生产30万辆以上，照常可以上缴国家利润7亿～8亿元，实现税收3亿～4亿元。这样对国家、对企业都有好处的办法，难道国家会不批准吗？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虽然襄渝铁路早已通车。但1980年时还没有从十堰到北京的直达车。黄正夏一行几人从十堰先到武汉，再从武汉转车进京，一路舟车劳顿。几十个小时在火车上，黄正夏辗转难眠，经过算账，自己心里有了底。但怎样才能让国家各部委赞同，特别是中央领导认可、同意二汽的做法呢？想起先念同志的批示，“黄正夏，你鼓舞个屁，国家财政如此紧张，决不允许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李先念严峻的脸色似乎就在眼前，国家不是极度困难，他何至于会如此呢？每当想起这件事，黄正夏心中就一阵不安。唯有逐个向他们汇报，将情况讲清，将问题讲透，取得他们的认同。

1月3日，饶斌接到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当天签发的通知，确定二汽为“停缓建”项目。这是周子健和饶斌在二汽出差时部党组定的，他们两人不知道。接到通知，饶斌极为着急，他一边与黄正夏联系，让二汽赶紧想法制订一个应对方案，一边与周子健等其他部长商量，争取在1月份的部长办公会上再议一次。

1月的北京，天寒地冻，马路边到处都是厚厚的冰雪。街头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下了火车，黄正夏一行首先赶到一机部向饶斌汇报，饶斌是二汽的老领导，二汽建设的历史就是他一脚一脚走过来的。

多年的行政工作磨炼使饶斌显得更为老练深沉，考虑问题也更为细致谨慎，他反复掂量“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想法后，提出加上“量入为出”，变成“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认为这样话说缓和点，各部门易于理解，对二汽而言也有弹性。但他也严重忧虑，担心二汽的这个提法与国家财政制度不合，国家难以批准。更何况：“先念同志最近一直在讲国家财政困难，上次先念同志还严厉批评了你们，你们是否可以晚两三个月再报这个方案。”

黄正夏认为，不能再晚了：

对二汽来讲，现在已是关键时刻，国家三部委将二汽列入“停缓建”的通知已经正式发出，国家财政制度规定，对“停缓建”项目，一律停止购买和进口设备，国家将只发工资和设备维修费，并停止供应建设用原材料，相关的生产流动资金也可能要冻结，情况实在是“刻不容缓”，不能晚。至于先念同志上次的批评，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委屈得失的时候。自己在先念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他是个性情豪爽的人，从来不和基层的同志计较短长，当他认为你的意见是错误的时候，他会批评你，甚至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他批评人用的是湖北红安的口语，并不是真的“骂人”。你如果坚持把道理讲清楚，说服他，他不但不生气，他还会赞扬你敢说真话，让你放手大干。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1月24日，一机部部长办公会听取黄正夏关于“自力更生、筹集资金，继续加速二汽建设”的汇报。饶斌发言：

二汽提的依靠自力更生，筹集资金，继续建设二汽看来是可行的……要到计委、财政部去，要求把二汽从“停缓建”企业改为“缓建”企业，不然明年更麻烦了。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周子健说：

当前国家的财政困难是暂时的，调整时期，许多项目下来了，我们没提意见，但像二汽这样的骨干企业，要积极支持搞上去，充分发挥已经到手的效益。一吹哨子就全停下来，对国家是不利的。部里支持你们的意见，要向李先念副主席和余秋里、薄一波副总理写个报告，争取得到支持。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1月25日，黄正夏代表二汽正式向国家相关部、委、局正式递交了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二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在当前情况下，为保证二汽建设继续进行，争取1985年建成8.5万辆综合生产能力，在此期间，二汽一切利税照交，二汽建设不再要国家投资，所需资金全部由自己筹集。这样做，二汽可以继续建设发展，国家收益也会更高。

这是二汽党委为争取二汽建设继续进行的第三份报告，这份报告也同时报给了湖北省委省政府。这是二汽为生存而做的努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黄正夏等人在北京住下来，每天用电话和各个方面联系，不管对方是否吃饭、休息，抓到就做工作。黄正夏说：

我找了国家几个主要部委的领导汇报，首先是财政部。财政部分管副部长吕培俭听完汇报后，很赞赏我们的想法。他说，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国家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要是全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像你们二汽这样，那国家财政的日子就好过了。从财政部出来，在电梯里遇到了王丙乾部长，还没容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为你们的报告来的吧。我听说你们的做法了，很好，我赞同你们的报告。”

他的话给了我很大信心，财政部长点了头，我们的事情就有希望。谁知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不过，你们将来要把借用的设备维修费给补上。”

我笑了，堂堂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居然还记得一个企业用了多少设备维修费，这也确实说明他手上太紧了。出了财政部，我马不停蹄直奔国家计委，国家计委金熙英副主任听完汇报后表态：“你们这个做法值得推广”。

我对他说：“计委是国家计划项目的主管部门，现在二汽已被你们列入‘停缓建’项目，你既然赞同二汽的做法，可否请你们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出一个文件。”金熙英很爽快，“好，我们牵头起草联合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

二汽的主要问题就出在基建负担太重，我又到国家建委分别找了主任韩光，副主任彭敏、李景昭。韩光原来在国家科委就是我的老上级，副主任彭敏原来也是国家科委的干部，韩光来过二汽，他对二汽推广球墨铸铁曲轴、低合金高强度钢的高新科技项目很感兴趣，说还是二汽有人才，事在人为呀。他对我们的报告没有任何意见。彭敏说：“你们是真抓实干的，凡是二汽的项目我都放心，都支持。”

在国家经委，徐良图副主任同意我们的报告，他专门叮嘱，你们要把“技术中心”的投资加大一些。国家物资总局的余啸谷副局长说，只要国家计委同意，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国家统配物资照拨不误。

那几天，我风风火火游走于几个部委之间，全部一路绿灯，他们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我“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信心。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二汽在湖北，因此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二汽的前途和命运非常关心。接到二汽的报告，省长韩宁夫非常重视，第二天就召集省计委、建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开会统一意见，他指示这些部门分别对口做好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同时批示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直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请求批准二汽续建。

二汽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大部建成并已见成效，中途下马搞不好会造成“夹生饭”，一旦停了几年没事干，到时设备出毛病，队伍散了，相当于国家花了十多年时间、投资几十亿却鸡飞蛋打，这可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国家计委对二汽“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意见尤为赞赏并努力促成。两三天的功夫，国家计委起草的报告就完成并送六个相关部委征求意见。为了统一修改意见，由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牵头，请各部委主管的司局长们开了一次碰头会。这些司局长们都已经看到了二汽的报告，他们所在的部委已经统一了意见，结果这个征求意见会半小时就结束了。饶斌担心二汽的报告会被卡在一些地方，所以一直在跟踪报告进展，听说国家计委要专门召开相关部委司局长征求意见，便立即赶往会场。没曾想，因为意见高度一致，会议仅仅开了半小时就散了，饶斌赶到时，各部委的司局长们已经走了。虽然扑了个空，但饶斌得知结果后也稍稍放心。

国家计委牵头的六部委关于同意二汽“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意见出来了。按照程序，还需要各部委领导在二汽的报告上签上意见，然后正式上报国务院。此时已是2月9日周六，第二天是周日。休息日不办公，到周一后，文件在各部委走程序还要耗费时日，如果稍慢一点，或是部领导出差外出，那拖的就不是一两天了。眼下，国家停缓建的势头正猛，就在北京这些天，很多在建的大型企业停工的消息陆续传来。每听到一个企业停建，黄正夏的心头就紧一下，他实在担心，要是已经有眉目的事情在公文走程序中被耽搁了，那就让人后悔终生了。黄正夏回忆：

国家部委的公文是由专人传送的，这是保密纪律。但我深知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那可就不知会拖多久了。此时的心情非常急迫，便想自己亲自送公文。我找到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说：“我来给国家计委当一次通信员吧。”

金熙英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他安慰我：“那怎么合适，我派人去，催他们跑快点就行了。”

我向他解释，要跑的部委多，找的人多，通信员哪里有我熟，万一在哪里拖延了一下，就误了大事。金熙英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就爽快地答应了。我随即给相关部委的领导打电话：“明天上午10点钟以前，请你们在家等着，我给你们送会签文件。”

2月10日上午8点30分，我准时敲响了金熙英的家门，他笑呵呵地说：“在我的行政经历中，像你这样自己亲自拿着文件一家一家跑的领导还是第一个。”

他认真地在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转身就到了吕培俭家，他更爽快，连客气话都不讲，提笔就签。紧接着是经委徐良图、建委李景昭、物资总局的余啸谷、一机部饶斌，全部签完，刚好1个小时。看到这些部委负责人龙飞凤舞的签字，我觉得如同一双双有力的大手支撑着我们二汽，有了他们的支持，我的底气更足了。上午10点再到金熙英家时，他一愣：“怎么这么早回来了，他们不在家？”

我笑着递过签满名字的文件，他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感慨道：“这件事也就是你亲自跑，要是走公文传送，起码两个月。”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办完所有的事，时间离春节已经不远了，满街都是急匆匆打点年货的人。金熙英劝黄正夏先回十堰静候佳音，这边由他负责盯着，国务院领导中途审议文件时，若有需要，你们再随时赶来。俗话说，心诚则灵。黄正夏回到十堰才10天，就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让他速赴北京。原来，六部委的报告很快到了李先念办公室，李先念批给薄一波副总理“斟酌办理”。薄一波副总理要找黄正夏了解情况。

在薄一波办公室，黄正夏详细地做了汇报。听完汇报后薄副总理说：“我明白了，你们要求继续建设二汽，不要投资，只要政策，利税照交，效益很大，这是好事。看来先念同志是同意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分管机械和基建，所以发到我这里让我先知道，到时好说话。你先回十堰等消息，需要时再来北京。”

1980年3月11日，由李先念主持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正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余秋里、王震、方毅、姚依林、谷牧、薄一波、姬鹏飞、康世恩等9位副总理，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审议二汽《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二汽》的报告。与会的9位副总理全部同意这份报告。与会的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立刻走出会议室，将这一消息通知了正在十堰苦苦等候的黄正夏。周子健在电话里说：“9位副总理全部同意。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你们的努力有了结果。现在，国家批了，下面怎么干，就看你们了。希望你们加倍努力，一定完成任务。”

黄正夏回忆：

放下电话，我的心中先是充满喜悦，继而满怀感慨，最后陷入深深的沉思。这一喜讯太沉重了，这一结果来得太艰难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食不甘味，多少次心如油煎，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有时我也在想，造成二汽被“停缓建”的是谁？是我们吗？如果我们做错了，那应该让我们承受这些过失带来的后果。但是很明显，从饶斌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二汽人到我们，二汽人一直是兢兢业业，艰苦努力，没有丝毫的懈怠，问题不在我们这里。问题的根子，是我们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大动乱和部分领导人的瞎指挥造成的。瞎指挥，乱折腾把我们国家拖到了如此境地，以至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并让我们承担苦果和压力。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动荡，在恢复与发展的时候，需要我们为国分忧。我向党委的同志们报告了这“沉重的喜讯”。我郑重地宣布：过去，我们“跑部进京”要政策，是为了争取二汽继续建设发展的机会，现在国家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承诺就变成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军令状。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月22日，国务院（1980）68号“关于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正式下发，从此，二汽开始走上了一条依靠自己努力，走内涵发展的艰苦道路。

国家批准二汽“自筹资金，续建二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二汽来说，前10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今后可以继续建设发展。但继续发展的条件也更为苛刻，国家的投资来源全部切断，一分没有，每年还要照样给国家上缴利润和税费，一分不少，看起来更困难了。但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又是件大好事。国家没有投资了，把二汽逼上了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二汽人要依靠自主发展，也就使二汽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放开手脚干，客观来看，这次国家批准二汽次筹资金、续建二汽，实际上拉开了二汽人第二次创业的大幕。对国家来说，二汽的续建对国家旧的计划体制、财政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都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也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创造了国有特大型企业以内涵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先例，比单纯沿用企业折旧资金的效果要大不知多少倍。关键是，培养了国有企业不再依赖国家的投入来扩大再生产，转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创造性发展的精神，扩大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开创了国家特大型企业改革开放的先河。

根据二汽的报告，1980年3月5日，一机部批准二汽成为直接对外经营出口试点单位，从此二汽有权自主与国外厂商开展来料加工、样品加工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1983年，外经贸部批准二汽成立对外进出口公司；同年，二汽在德国、美国等地建立了贸易联络点。这些对外窗口的建立，为二汽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

1980年5月17日，孟少农、陈祖涛两位总工程师向二汽党委提出“创名牌、夺金牌，打入国际市场”的二汽发展战略目标。经过党委慎重研究，决定将这一建议作为二汽正式的战略目标。这一切，都预示着二汽开始要迈向国际市场，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到了1982年，经过两年奋斗，二汽基本实现了年产5.5万辆5吨民用车的设计能力，同时也为二汽争取到了实现“利润递增、上交包干”的优惠政策。

有了这些积累，二汽开始向年产10万辆的目标奋斗，同时考虑战略展开，建设襄樊基地，发展8吨平头柴油车，建立东风联营集团。到了1985年，二汽每年留利已近3亿元。这些资金为企业的积累发展保证了后劲，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