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建设规划
按照饶斌的设想，二汽的建设进度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1966年，全面做好二汽开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开始大规模基本建设，同时在南汽、一汽组织中间生产，考验产品、工艺和设备；
1968年，进入基建高潮，内外基地的新老产品形成系列；
1969年，基建扫尾，同时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内外基地结合出车；
1970年，达到5万辆份配套能力；
1972年，实现设计大纲10万辆能力。
饶斌布置的“五人小组”正在按照这个方案逐步推进，但1966年风云突变，“文革”开始了。
经过千辛万苦，二汽厂址总算确定了下来，接下来就要确定各专业厂的总体位置。二汽革委会决定，成立“二汽专业厂总体布置调整组”，由调整组拿出最后方案，交由“二汽现场会”最后敲定。
1969年1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一机部、武汉军区在位于十堰市的郧阳军分区大院内召开了“二汽现场会议”，全国106个单位参加会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熊心乐等在会上讲了话。孔庆德在会上宣布，经武汉军区批准成立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熊心乐为总指挥长。会议确定了二汽总体布置方案，安排了建设总进度。
这次会议决定了二汽正式开工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熊心乐在会上宣布：
二汽各专业厂的总体布置有几条原则：一是只能向西，不能向东；二是只能进沟，不能出沟；三是只能大分散、小集中；四是不能占或少占良田；五是在“靠山、隐蔽、分散”的前提下考虑经济合理。
二汽建设要实行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投产的“四边方针”；以及先生产、后生活，先建厂房、后建宿舍的“两先两后”的建设原则。
会后不久，武汉军区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通知，二汽对外称“红卫厂”，“二汽建设指挥部”对外称“红卫厂建设总指挥部”。1969年4月1日，二汽革委会通知，从当日起，二汽所属单位对外称红卫厂，各专业厂启用57（“武器”的谐音）开头的代号：通用铸锻厂5720、设备修造厂5721、设备制造厂5722、刃量具厂5723、动力厂5724、冲模厂5725、车身厂5740、车架厂5741、车轮厂5742、总装配厂5743、车厢厂5744、底盘零件厂5745、钢板弹簧厂5746、木材加工厂5747、铸造一厂5748、发动机厂5749、铸造二厂5750、车桥厂5751、铸造厂5752、锻模厂575、传动轴厂5754、变速器厂5759、水箱厂5760、标准件厂5761、化油器厂5762、仪表厂5763、轴瓦厂5764。
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现为虎林市）珍宝岛，中方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国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二汽建设也因此更受关注。一机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1969年8月21日，总参装备部、总后运输部、炮兵司令部和北京军区、武汉军区、二汽革委会以及二汽包建厂等40多个单位的150人在北京召开2.5吨军用越野车定型会议。会议认为，2.5吨军车充分考虑了部队的实战需要，试验表明，该车越野性能好、牵引力大、行驶平稳、机动灵活、爬坡能力强，可以通过泥泞沼泽地、乡村道路，深受部队欢迎。军方希望在改进的基础上尽快装备部队。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在催促加快二汽建设，争取早日投产。
1969年5月15日，“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在十堰召开会议，会议内容有二：一是对新设备的试制和生产方案进行审查；二是对各专业厂的工艺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工厂设计的原则进行审查。这次会议认为原五人小组制订的方案是“贪大求洋”，在批判原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出“设计革命”。参加审查原设计方案的那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工厂设计知识，对二汽的建设和各专业厂的生产建设所需要的条件完全不知道，或是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认为原设计“贪大求洋”，不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要求，是“修正主义的设计”，要彻底革命，对原设计方案全面推翻，大搞所谓的“设计革命”。
经过“设计革命”，二汽原来的设计大幅缩水。如更改原来的厂房设计，大量使用轻钢屋架，又不认真焊接、涂漆，导致几乎所有的厂房车间都漏水，有的屋顶甚至被大风刮掉；有的仓库被砍掉，导致大量设备堆放在露天风吹日晒，其中一些精密设备锈蚀损坏；把生产检验环节的工装设备砍掉，产品不经检测，质量没有保障；将原设计车间混凝土地坪厚度25厘米更改为15厘米，造成地面抗压能力下降，设备安装后地面沉降，进而损坏设备，导致无法生产；随意改变车间立柱、行车承重墙、车间保暖系统、厂区道路规划、电力变压器容量、给排水管径等。如车桥厂，单槽瓦屋面需要更换76%；车间屋架吊装不合格的比例为48%；屋顶檩条搭接长度不够的比例为35%；干打垒墙体100%要更换；7000平方米地坪6000平方米起鼓、下沉、裂纹，严重影响设备安装精度；中后桥设备车间的112台设备只有5台安装合格；由于屋架、柱子、基础均存在问题，所以厂房内的悬链、天车、行轨吊车都不能安装，所有车间和设备安装需要全部返工。再如厂区铁路，二汽厂区铁路全厂39千米，全部路基填土高度不够，夯实不好，路边坡坍塌，线路坡度过陡，铁轨轨面高低不平，路渣粒度大，厚度不够，路基稳定性不好，全线“带病”运行，脱轨、翻车事故不断发生。16个专业厂的地下电缆铺设不符合设计要求；25个专业厂砍掉事故照明灯；地下管线应使用防锈的铸铁管件，却随意换成不防锈的普通钢管；在已施工的110个阀门管井中，有69个漏水。类似问题举不胜举，但“设计革命”者均视而不见。1971年7月21日，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向一机部和湖北省革委会报送“设计革命”的成果：
设计革命前，工艺设备总台数18900台，设计革命后减为15718台，减少了3182台。
设计革命前，厂区工业建筑面积119.87万平方米；设计革命后，减为95.6315万平方米，减少了24.2389万平方米。
设计革命前，二汽建设总投资为11.5亿元；设计革命后，减为9.7亿元。
1971年11月，一机部批准了这份“设计革命”成果。
出“政治车”是严重影响二汽建设的另一问题。
1969年10月22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打电话给“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命令二汽加快出车速度，要求1970年“五一”出100辆、“十一”出500辆，届时到武汉参加庆祝游行，并明确指出，这是“政治任务”，要不打折扣地执行。
生产设备都没到位，怎么生产汽车？在那个年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在军代表强压下，二汽人只得用手工加工零部件，找代用配件凑合装车，至1970年4月15日，共组装出10部汽车。但如此进度让刘丰非常不满，连续四次打电话施压，并于7月2日亲自来到二汽，要二汽落实出“政治车”的任务，并为此举办“学习班”，反对“右倾保守”，狠抓“阶级斗争”。湖北省军区一位领导声色俱厉地说：“出不出车是对战争、对祖国、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条件不具备要因陋就简，为出车，死了也光荣。要团结对敌，加速‘斗批改’，反对‘条件论’。”高压之下，谁还敢反驳，二汽人只好在芦席棚内用手工敲敲打打单件和加工零部件，到1970年9月，拼拼凑凑地造出了21辆“政治车”。
1970年10月1日，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要送到武汉参加建国20周年纪念游行。因为是手工生产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不放心，要是检阅时车在现场出了毛病，那可真是谁也担待不起的“政治问题”。以防万一，二汽人想出绝招，在每辆检阅车上挂上用彩绸裹住的绳子，由8名工人手拿着绳子载歌载舞，一旦车子抛锚，拿着绳子跳舞的人就立即用人力将车拉着走。同时派出几十名工人，带上修理工具，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国庆节游行热热闹闹地持续了几个小时，那些工人紧张地在主席台后蹲了几个小时。直到这批“政治车”通过了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工人们对自己的产品如此不放心，可以想见产品的质量，这样的产品有谁会要呢？
饶斌、陈祖涛等专家型的领导被关押，导致二汽的现场建设一塌糊涂。五人领导小组仅剩齐抗被“结合”进二汽革委会，但也被剥夺了实权。齐抗长时间担任南汽主要领导，他最清楚懂行的领导对二汽建设的重要性。为了保证二汽建设，他和二汽革委会主任、郧阳军分区司令员刘景休合计，希望能以二汽革委会的名义，将关押在一汽的饶斌要回来指导二汽建设。他的想法得到刘景休的支持，二汽革委会要求一汽放饶斌回二汽，其理由是“饶斌也是二汽的走资派，二汽干部职工坚决要求将饶斌带回二汽批判”。二汽革委会的要求遭到一汽“饶斌专案组”的拒绝，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二汽军管会出面与一汽军代表联系，最终一汽革委会同意放人。1968年12月，饶斌获准离开一汽回到十堰，随即由湖北省革委会安排到武汉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里多半是各地、各单位被打倒的、但没有明确问题即将复出的“走资派”，到这个“学习班”即相当于被保护了起来。在“学习班”里学习半年后，1969年6月，饶斌被宣布“解放”返回二汽。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各单位被打倒的走资派仍属于“另类”，他们人虽然“解放”了，但仍生活在阴影中。饶斌回到二汽后，二汽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并未给他安排职务，他起初只是在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当一名无职无权的“参谋”。到了1970年，鉴于二汽建设进展缓慢，战备形势下，国家对汽车的需求日趋迫切，在中央的过问下，饶斌才被勉强“结合”进二汽建设总指挥部里担任副总指挥，负责生产准备工作。1972年12月，二汽结束军管，饶斌才开始重新担任二汽党委书记，重新全面主持二汽工作。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战备成为会议的主基调。武汉军区再次提出，部队战备急需汽车，今年内，二汽必须生产3000辆军车。二汽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熊心乐和饶斌参加了会议。熊心乐是军人，他知道，汽车生产的事情还得靠饶斌；饶斌也为紧急的国防形势着急，也希望二汽能够满足军方的需求，但汽车生产不能靠拍脑袋、讲形势，在目前的条件下，别说3000辆了，就是1000辆也不可能实现，但现场政治高压让他无法说话。无奈之下，饶斌向一机部、国家计委的领导反映，希望能客观面对二汽的现实情况。在一机部、国家计委相关领导的“通融”下，会上同意将二汽的生产任务调减为1200～2000辆。这下，武汉军区的刘丰不干了，他直接给二汽军代表施压。重压之下的熊心乐只能再找饶斌做工作，饶斌苦口婆心地解释：“现在工厂车间的基建都没完成，设备没有安装完，大多数设备尚未调试，强行出车，必然损害基建、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欲速则不达。”熊心乐看自己无法说服饶斌，又找来总指挥部政委苗树森，两人共同找饶斌谈话。他们两位是军人，要服从刘丰的命令，饶斌无可奈何，只好违心地答应想办法力争“五一”出200辆、“十一”出500辆、全年出3000辆。虽然口头答应，但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结果到1971年年底，只凑合出了120辆。在这种环境与条件下生产的汽车的质量可想而知。
除了二汽，一汽生产的汽车质量也大幅下滑。中国当时还要支援越南抗击美国，每年无偿援助越南大量军民用物资，其中就包括汽车。因为国内生产环境一塌糊涂，所以中国援助越南的汽车出现了大量的质量问题，有的运到了越南后甚至无法开动，越方表示拒绝接受中方援助的汽车。1972年1月11日，心力交瘁的周总理给国家计委批示：
望计委把长汽（一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解决。
（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1950—1986》，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月25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汽车质量问题座谈会”，把各个汽车厂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商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文革”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生产管理秩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质量焉能好起来？这又岂是一两个座谈会能解决问题？
陈祖涛是二汽建设中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文革”中，他被一汽造反派揪回一汽批斗，于1973年重返二汽。看到“设计革命”造成的恶果，陈祖涛痛心不已。2004年，笔者采访陈祖涛时谈起此事，他仍旧气愤难平，历数了“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瞎指挥的劣迹：
瞎指挥的第一件事是“设计革命”。二汽建厂方针和工厂设计方案，是我在工作实践中长期思考，并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也是我们五人小组以及大部分技术干部共同的思考成果和智慧结晶，是严格按照生产和设备所需要的工程环境设计的，都是在科学的前提下，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论。但在反对“贪大求洋”“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需要投资20多亿元建设资金的二汽，被压缩成了9个多亿，那些人完全不懂年产10万辆汽车的工厂车间需要什么样的工程条件，脱离实际不讲原则，对我们的设计凭着想象盲目挥刀乱砍，毫不心疼，把很多工艺设备、水、电、路、桥涵、防洪设施、动力、公用设施等都强行砍掉。我特别心疼的是，把我们的后方研发基地全部砍了，大改了我们的厂房设计。
原设计方案中，车间、宿舍都有防寒保暖设备，他们不知道有些精密设备对温度、湿度有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只认为是贪图享受，砍掉了防寒保暖设备。结果，冬天车间里室内室外一个温度，机器设备精度降低，液压设备因为油冻住了而无法起动。工人冻得伸不出手，就在车间里烧火取暖，车间里熏得黑一块、白一块，一片狼藉，车辆的装配质量大大下降。
随意降低改变设计标准。车间的水泥地坪按规定要75厘米厚，他们认为浪费，改成20厘米。由于随意降低设计标准，结果全厂一半以上车间地面下沉，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厂房大约50万平方米，69万平方米的厂房大面积漏雨。已经装好的182根天车立柱竟有133根不符合要求。车间的行吊原设计承重20吨，他们改成5吨，结果许多大件吊不动，直接影响生产。
根据当地的雨量，车间、房屋的排水管设计为300毫米，他们改成100毫米，结果，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车间里一片汪洋。1973年4月29日，十堰下了一场降水量70毫米的暴雨，结果全厂55个车间进水，生产停顿，设备受损。5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此做了批示：“只下了70毫米雨就弄得不得了，在暴雨季节，那里一天一夜可以下200毫米，甚至还多，应该注意这个情况。否则，我们的工厂连年闹水灾，不大像话。”
为了安全，原设计每个车间都有围墙，但他们说“贫下中农就是最好的围墙”，把围墙砍了，结果导致许多车间里的设备被盗，有的车间还被当地老乡当成了牛圈。
他们以节约的名义，随意降低原设计的供电变压器功率，结果造成车间里动力不足，频繁跳闸。
瞎指挥的第二件事是“干打垒”运动。“干打垒”就是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泥土混合在木模板中夯打结实做成墙体。在当地农村，这本来是一种传统的建房方法。但他们打着“节约闹革命”的口号，不顾车间的质量要求，强行规定二汽所有的车间不准用砖砌，全部改成“干打垒”。“干打垒”本是农村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用来建个简易居住的房屋还勉强凑合，但在大生产的现代工业建筑上采用“干打垒”就成了荒唐的笑话。“干打垒”墙体的强度、耐压度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厂房的技术要求，更何况建设汽车厂是百年大计。但在那个年代，这道命令却堂而皇之地被颁布和执行，而且跟着叫好的人还不在少数。干打垒车间建成后，没隔多久，墙上就出现道道裂纹，新建的车间成为危房。锻造厂的车间里要安装几千吨的冲床和压床，对地面基础和墙体都有特殊的要求，但他们竟然将地面基础减少，将墙体改成“干打垒”，结果造成地面沉降，墙体开裂，机器一开动，车间里尘土飞扬。当时推行“干打垒”都到了无法理喻的地步。十堰有条张湾河，大约有20多米宽，河上要修一座汽车和行人共用的桥，他们提出要修“干打垒”桥，结果可想而知，屡修屡垮，但他们很坚决，屡垮屡修。因为花的钱比水泥桥还要贵得多，以至于后来百姓称其为“金桥”。就是这样不讲科学的蛮干，他们居然还把它当成经验来推广。1970年，国家召开全国基建会议，会上两个人做经验介绍，一个是上海的马天水，一个就是二汽军管小组的组长。他的讲话题目就是《“干打垒”起家，“干打垒”发家》。1970年8月，二汽也召开了“干打垒”经验交流会，会上号召把“干打垒”推向施工生产的各个方面去，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在他们的强行命令下，全厂所有的建筑全部都得用“干打垒”，当时有个厂用红砖砌了大门，被他们批判为“修正主义”，是“资本家的工厂”，硬是带人冒雨扒倒，改建成干打垒。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到1973年，全二汽“干打垒”厂房已经完成了31.7万平方米、民用宿舍10.5万平方米，共计五六十万平方米。建得越多，后果越严重。
瞎指挥的第三件事就是出“政治车”。到了1970年年初，二汽厂房还处在土建施工阶段，大多数设备还没有安装调试，根本不具备出车的条件。当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要求出车，而且规定1970年“五一”要生产出100辆车、“十一”要出500辆车、1971年要出3000辆车。厂房尚未建好，生产设备尚未安装到位，有些设备还在外地调试。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怎么出车？但他们不管，说：“三线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我们一定要早出车，这是政治任务，要出政治车。”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老老实实地说，厂房未建好，设备未到位，目前确实不具备出车的条件。二汽的军代表居然以“这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反调，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帽子来打压说实话的人，并且说：“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为了抓紧时间出车，军代表提出要“打破清规戒律”，边设计、边生产、边建设、边定型；产品设计工作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参加设计，不要个人签字，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字是为个人树碑立传。产品出来不按规定进行试验，2.5吨越野车仅试制两轮8辆样车，做了少量的试验就轻率地定型，结果在使用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几百处之多—漏油、漏水、漏气、发动机马力不够、驾驶室开裂、门窗关不紧、漏水，变速器噪声等，在社会上和用户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类似于这样瞎指挥的例子太多了，当时要在一条河上修一座桥，在讨论修桥方案时，二汽的军管组长问要多久，技术人员说需要做地质考察然后设计，大约需要半年。这位军管组长大为不满：“为什么要半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拿技术吓人，你们就拿武汉长江大桥两头一砍，不就是一座很好的桥吗？还要你们设计什么？给我一个月造出来。”他不知道建桥要水文、地质资料，每一座桥都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修，而是蛮干、瞎指挥，让人无所适从。
此时的二汽被“文化革命”和“设计革命”搞得气息奄奄、一派凋零。“干打垒”的厂房布满裂纹，许多设备在破烂的厂房里闲置着，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为完成任务抢着出的“政治车”龇牙咧嘴、灰尘满面，一动不动地趴在墙角路边；工人们一天到晚以政治学习为主，生产管理秩序严重废弛，上班时在生产线旁抽烟、喝茶、聊天，串岗、漏岗属常事，生产出的车“跑、冒、滴、漏”，问题成堆。群众编出顺口溜笑话二汽的车“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25Y（2.5吨军车的简称）成了25“歪”。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文革”中的二汽就这样在“革命”的旋涡中徘徊。这种“设计革命”实际上是“革”设计的命，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必须看到，瞎指挥并不是二汽所独有的，当时全国都弥漫着这样一股风气，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根源，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轻视知识，轻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盲目地崇拜和迷信权力，实际上就是愚昧和落后。在二汽执行“军管”任务的少数领导人，在经济上，不了解地方工作，特别是大工业建设的内在规律，错误指挥，给二汽的工程质量造成严重问题；在政治上，推行极“左”思潮，冤假错案不断发生。
2007年，笔者采访原二汽党委书记厂长黄正夏，黄正夏讲了一段事情：
原二汽“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孔庆德陪同洪学智将军来二汽视察。我陪他们吃饭。席间，洪学智问我：“孔司令在你们二汽工作了一段时间，你们对孔司令有什么评价？”
由于问得突然，我一下子愣住了，稍加思考后，我说：“孔司令在二汽有两大贡献，第一，要是没有孔司令和各级军代表，我们的队伍组织不起来。‘文革’期间，造反派闹得厉害，眼看基建生产一摊散砂，出现无人能管、无人敢管的局面。这种情况下，二汽军管保证了三线国防工程的施工开展，制止了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行为，这确实是一大功绩。第二条，大量地解放了干部，特别是老干部，也包括技术专家，这些人是二汽建设的最主要最基础的力量。二汽从混乱走向正轨离不开他们。这两条孔司令功不可没。缺点是孔司令太好骂人，好瞎指挥。”
洪学智听了哈哈大笑，点着孔庆德说：“你看看，人家对你评价很高啊。”
孔庆德说：“解放干部不假，但是骂人嘛，我死了也改不了。瞎指挥是有，乱来是脾气坏，这改不了。”
1977年10月，我在北京向先念同志汇报工作时，偶然也谈到这件事。先念同志说，孔庆德这个家伙脾气太坏，但解放干部确实是做了件大好事。搞经济建设不能瞎指挥，这一点韩东山司令员做得好，他在江汉油田和康世恩同志配合得就很好，他就不干预康世恩同志的工作。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
客观地看，当年参与二汽军管的将军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再加上不懂科学且没有限制的权力，所以瞎指挥也就难以避免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二汽一片混乱，没有军代表的强制性管理，二汽的正常生产秩序根本无法恢复。孔庆德将军及一批军管代表也逐步认识到，建设二汽这么大的现代化工厂，没有以饶斌为代表的那些既有革命精神，又讲科学规律、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