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商业全球化和对客观世界的重视

将近代科学的兴起看成人对理性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反，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运动。

——A. 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
（Alfred North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2】像绝大多数历史学著作一样，本书讲述了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们。同时，本书也试图分享一种认知，即意识到某些认识论在被运用时是想当然的或者欠考虑的——尤其是用于翔实而精确地描述自然物体。这种认知在16世纪与17世纪发展为所谓的“新哲学”。在有关近代世界的各议题中，“近代科学的兴起”或者“科学革命”被研究得最为充分及彻底。它发生于商业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为了给本书的研究确定一个地理焦点，书中所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来自西北欧那个俗称“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的地区。这些案例强调了今日我们称之为生命科学和医学（而非物理学和数学）的根本意义。虽然一个更加完备的论述需要尽可能包含更多的所谓“技术”的东西，但是本书显然没法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本书提出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那些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深信不疑的人开始认为，他们对真理的判断标准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因为某种知识经济不断增长产生的主导性对科学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1]以这种方法研究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像许多同时代的人所承认的，新哲学并非源于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想法，而是源于心灵与身体合二为一产生的热情和兴趣。通过观察自然知识在某个地方变化的方式，我们能够瞥见，在一块更大的画布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经验仍然呈现出与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恐怖和悲剧、欲望和成功等相关的元素。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航行至印度的15世纪90年代，到阿姆斯特丹—伦敦商业轴心日益巩固的17世纪90年代，长距离全球海上贸易几乎全部处于大西洋海岸欧洲商人的掌控之下。他们反过来又资助了各民族国家来保障其安全。在某些地方，例如荷兰共和国，这些商人甚至依赖其自身力量在海外发动战争。随着这些商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在自己的世界中获得主导地位，他们所给予最高评价的事物，无论是物质财产、社会态度、文化符号还是知识追求，都开始主导其他人的生活。但不管在本国还是异国，交换经济的文化并不是唯一争夺影响力的文化。这也给与这些事物相关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们开始逐渐理解自然界运行的方式与方法，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改变了知识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如同商业一样，科学并不是从世界中解放思想而兴起的，而是在与世界密切接触从而对世界产生浓厚兴趣的过程中诞生的。

【3】在下文出现的一些人物中，有些是他们那个年代最杰出的自然研究者，虽然时至今日他们于荷兰语国家之外仍鲜为人知：植物学家如伯纳德斯·帕鲁达努斯（Bernardus Paludanus）、卡罗勒斯·克鲁修斯（Carolus Clusius）、保罗·赫尔曼（Paulus Hermann）以及伊萨克·科默林（Isaac Commelin）与让·科默林（Jan Commelin）兄弟；在东印度群岛从事研究工作的博物学家和内科医生，如雅各布斯·邦修斯（Jacobus Bontius）、乔治乌斯·埃弗哈德斯·卢菲斯（Georgius Everhardus Rumphius）、亨德里克·阿德里安·范·里德（Hendrik Adriaan van Reede）和威廉·坦恩·赖恩（Willem ten Rhijne），还有那些居住在荷兰的诸如“茶博士”柯奈利斯·庞德谷（Cornelis Bontekoe）；医学教授如彼得·波夫（Pieter Pauw）、弗朗索瓦·德勒·博埃·西尔维乌斯（François dele Boë Sylvius）以及赫尔曼·布尔哈弗（Herman Boerhaave）；哲学家如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及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解剖学家如尼古拉斯·杜尔医生（Drs. Nicolaes Tulp）、雷尼尔·德·格拉夫（Regnier de Graaf）、扬·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以及弗雷德里克·鲁谢（Frederik Ruysch）。对世界的发现并没有发生在图书馆或者课堂中，也没有发生在我们今日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船长、职员、水手以及外科医生详细报告了他们的经历和系统搜集的各种信息和物品。身处他国的外交家、商人以及旅行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观察，并把标本寄回本国。药商急切地收集着进出他们商店的所有商品的信息，陈列、展览小部分神奇的自然生物以吸引顾客，同时展示他们对世界信息的掌握，有的甚至还开垦花园种植植物。一些重要的大人物也频频向种植草药的妇女请教，这些聪慧的妇女很少拒绝，慷慨地向提问者传授关于这些植物的知识。各类医生制造并售卖药物，有时候还包括一些化学合成药，或者根据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提供保健或医疗建议。醉心于园艺的人售卖各种各样美艳的外来植物，许多人在自己家里收藏新奇有趣的物品，公民领袖经常出现在公共解剖示范的现场，穷人进入医院后也得以接受各类实验性的治疗和手术，几乎每个人都是各种优质香料的消费者，如肉豆蔻、肉桂以及糖，甚至一些出于医学需要刚刚引进的货物也迅速成为大众消费品，如来自南北美洲的烟草和可可豆，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咖啡以及远东地区的茶叶。

就像上段例子指出的，如果想知道在荷兰正在发生什么，就非常有必要去了解广义的荷兰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扩张范围最大的海洋帝国，同时荷兰也被公认为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领导者，这部分归因于荷兰人在亚洲建立的联系。在由海军支持的荷兰商业公司的帮助下，荷兰迅速占领了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原属于葡萄牙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把北美洲和东南亚其他一些新的港口列入预备占领的名单。与此同时，为了达成目标，荷兰人极度依赖当地知识，这就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为被称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的是通过彼此受益的互动，有的则是通过非法占有或者胁迫。遗憾的是，荷兰历史常常被英语世界忽略，尽管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也存在有关荷兰独立战争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尤其以150多年前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的著名研究为代表。[2]为了尽可能包罗这些奇妙的事物，本书计划从一些人的生活出发来撰写历史，这些人与最有意义的事件相关，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生活虽然丰富多彩，却并不“典型”。这样的研究方法产生的结果是把研究的重点落在了那些有足够资料支撑的人身上，同时本书也认为，各年龄、各阶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区的人都对本书的研究内容做出了贡献，而其他研究方法只会使整体叙述复杂化或者导致没有生气的泛化研究。因此，本书固然是由一系列片段组成的，但依然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人物最大限度地反映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变动。这些人有着自己的特点，跟其他人一样也存在善恶之分，但这并不影响本书的观点。虽然生活是错综复杂的，但一个叙事性的框架能够极大地限制这些复杂因素的干扰。

【4】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商业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经济转型让人们开始重视对客观世界详尽而真实的描述，以及这种重视又如何影响了认知自然的先后顺序；第二章深入探究了荷兰商人信息经济的知识价值。第三章通过描述博物学家诸如克鲁修斯和帕鲁达努斯的创新性工作、莱顿大学及其医学院和植物园的建立，说明为何援引宗教或者启蒙运动来解释科学的兴起这一常见做法是不完善的。第四章特别关注了阿姆斯特丹，描述了商业影响医学实践和知识，甚至影响了解剖学研究的方式。第五章关注的是关于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医学和自然史的重要研究，尤其以内科医生邦修斯的工作为中心，阐述了知识作为全球贸易网的一部分是如何被搜集、转换和交换的。用新方法解释人类的身体及其特征自然引发了新观点的产生，因此第六章回顾了“哲学家”笛卡尔长居荷兰共和国时观点发生的变化，其间他对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研究，兴趣点也开始转移到对激情的分析上；还有一些其他人的例子，比如彼得·德·拉·库尔特（Pieter De la Court）和约翰·德·拉·库尔特（Johan De la Court）兄弟以及斯宾诺莎借鉴笛卡尔的研究进行政治学和伦理学分析，揭示了在那个充满知识辩论的时代这些研究引发的结果。接下来的几章展示了对动物和人体新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操控和处理物体的精准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是从其他技术活动中借鉴而来。研究者们对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医学和自然史旺盛又持久的兴趣在随后到来的17世纪极为明显，这可以从大量的书籍以及植物园的各类标本中反映出来。这是本书第八章要讨论的主题。接下来的第九章描述了一位荷兰内科医生——威廉·坦恩·赖恩，与他在日本的同事一起开展欧洲最早的针灸和艾灸实践，并翻译了一些有关中医诊脉的中文文献；这一章强调了跨越文化壁垒传播某些特定种类知识的难度，当然，其他类型的信息流动则相对容易。第十章主要关注了赫尔曼·布尔哈弗和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工作，集中讨论客观性如何促进医学和自然史的研究，与此同时，客观性也为哲学唯物主义提供了知识基础，这对政治和宗教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本书在最后基于比较视角的一些观点论述了荷兰的一些案例，将其做一概述后能够解释欧洲新科学的兴起。

【5】强调近代早期商业史和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是对一些已经陈旧的历史文献的回应。在这些陈旧的文献中，16世纪与17世纪的海上冒险与知识变革时常被认为是共同“发现”世界的一部分。[3]例如，科学史的奠基人之一——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相的发现”。荷兰著名科学史学家赖耶·霍伊卡（Reijer Hooykaas）最新的观点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科学家们都必然会认识到经验的至关重要性，这并不偶然。由航海大发现引起的态度转变是一个里程碑，影响的不仅是地理学和地图学，还是整个‘自然史’。这引发了所有科学学科（不仅是数理科学）的变革——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它们的数学化过程会迟到多久。”[4]

回溯历史，很显然，萨顿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常被称为“实证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发现”或多或少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过程，因此只要有人不辞辛劳地仔细观察，有关世界的新信息必定会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简单的“走出去、照着做”的问题。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观点在最近一代的历史学家中常常被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些史学家更关注从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化方面构建科学知识。到了20世纪中期，格式塔心理学、艺术史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都清楚地表明，人们通常按照预期的方法解释世界，这些方法并非直接来自自然，而是借鉴、吸收自我们周围的人。换句话说，许多伟大的人认为，观念和文化对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有巨大的影响。很快，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把这种现代主义美学重新解读为16世纪与17世纪科学革命的起源，强调了由纯粹的思想引发的精神革命有时候可以被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转变。[5]自19世纪60年代晚期，托马斯·库恩（Thomas Khun）等学者的举世名作问世以来，这些观点已经被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各种论点修正。这些学科的相关论点已经开始被历史学家用来解释为什么一种竞争性的理论而不是其他理论能够催生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现在有时会被归入社会建构的范畴。[6]事实上，绝大多数此类研究的目的仍然是探讨思想和观念的起源。[7]

【6】本书认为，“发现”是科学革命起源的核心，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调查研究事物真相是对自然进行概括的基础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现”是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智慧的探索转变为对知识的探索，换句话说，理解自然“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为理解自然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从技术层面来讲，新科学的提倡者排斥目的论——认为试图理解自然或者上帝的目的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非常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精确描述，因为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被感官捕获，人们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改变以及用于物质改良。概念性的知识成为一种“思辨”；确定性，或者至少很大程度上确定的知识与真实物体和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将继续回答萨顿和他的同事没有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投入如此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以及其他资源去寻找和获取有关自然事物的精准的描述性信息？商业活动，包括曾被称为“航海发现”的贸易探险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这些调查研究处于“自然哲学”的中心地位？深嵌于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价值观能够提供一些补充解释。甚至，大学教授必须开始关注这些价值转变的潜在含义。

[1] 虽然我承认“科学”是一个时代错误的术语，但在这里我把这个词语用作“自然知识”的简略表达方式。自然知识涉及了很多主题，例如自然哲学、自然史、医学和技术等。

[2]Motley,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Motley, 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3]最近的例子可参见Boorstin, Discoverers。

[4]Sarton, History of Science; Hooykaas, “Rise of Modern Science,”pp. 471–472.

[5] 有关这个方法存在的问题可参见Hatfi eld, “Metaphysics and the New Science.”

[6]相关研究可参见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7]试图探讨“科学知识”被赋予可信度的方式，参见Shapin,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