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xi】

人们之所以求助历史以寻求慰藉，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产生的所有结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轻松自在地开启旅途；以其他方式进入历史这片充满着意料之外的危险和欢乐的领域，即便是航海家，有时也会无所适从。50多年前，哈特利（L. P. Hartly）写过一句名言：“历史即异邦，古今大不同。”差异常常令人吃惊。没有一本指南能帮助历史的旅行者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在历史中遇到的人和事。人们对许多事物的第一印象似乎很熟悉，但之后这些事物频繁出现，带来的却是陌生感。这种感觉撕裂了预期中的社会秩序结构，仅留下一丝曙光供人们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世界是由某些力量组成的，而这些力量在我们已经习惯的舒适生活中很少被注意到。

【xii】引导这本书出现的想象之旅始于我的学生时代。出于某种原因，当时我萌生了一种将知识史与社会政治史及经济史结合起来的雄心。如果不是把近代早期的变化描述为一种“思想”史与“社会”史相互影响的身心二元论，而是将其描述为一个代表所有融合起来的生活的整体，那么这些变化在我们的视野中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是我试图了解的情况。利用17世纪英国的出版物以及手稿，我开始了第一次尝试，试图探讨在“科学革命”时期，医学的发展是如何与经济、政治和知识生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医疗市场上，目的不在于夸赞市场，而是试图表明正因为市场的内在价值与古代学术的价值相抵触，才极大地促成了医学观念和实践的改变。在结论中，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比较性的评论，指出整个欧洲大陆和英国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并暗暗发誓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变化。为此我接触了大量用于比较研究的法国资料，但我又想起了詹姆斯·艾伦·范恩（James Allen Vann）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他提醒了我，当时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机会突破论文限定的研究视野，除非他们能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在我关于伦敦的研究中，我曾多次接触到关于英、荷两国之间交流的文献，我隐约察觉到两国之间这种跨越海峡构建起来的联系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把与法国进行比较的研究推迟，把学习荷兰语以及近代早期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荷兰医生的研究。这位医生在搬到伦敦后取得了成功，但后来由于他使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新疗法而被指控失职。

在研究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时，我对近代早期历史模式的假设也发生了改变。近代早期的荷兰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众所周知，近代早期的荷兰迥异于其邻国，这个国家无法依靠自己的资源发展。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荷兰的国力依赖航运和贸易，这也是它与众不同之处。我遇到了当时所称的“发现史”，近些年又遇到了支撑它的全球史和经济史，这使我的想法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然而，把世界划分为概念与非概念的两部分并没有撕裂我一直以来撰写一部历史著作的雄心。观察这段历史如何运作的一个关键术语，即近代早期的人们说的“激情”，他们认为这是创造变化的力量，不仅精神中存在，而且身体中也存在；不是体现在个体上，而是体现在所有的事情上。

我仅希望，这一混合的历史议题所产生的结果对其他人能有所帮助。我希望，即使是对这本书观点持有异议的人，依然能够发现它所依据的一些描述性材料是有所裨益的。我的这项研究依赖的大部分是荷兰语文献，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大多数最好的作品是用英文出版的，但很少有英文读者能够接触到这些荷兰文作品。

【xiii】请读者再容许我给出最后一条个人想法。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解释，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商品的热情如何塑造集体行为和信仰”这一问题的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良善的道德追求的基础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人们的行动或思考都是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远非如此！我的目的在于强调一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过来又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旦（不断变化的）游戏规则固定下来，人们就会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规则，不仅是为了物质或政治进步，同时也是为了娱乐、熏陶和休闲；不仅是出于功利，也是为了探索未知事物。我并非试图探索人们这样行动、写作、讲话或思考的多重因素。但是，对人类的物质限制是真实存在的，这种限制不单单是经济生活方面的抑制或者枷锁。尽管柏林墙已于几十年前倒塌，但这项研究在唯物主义层面仍将吸引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观点，即经济力量决定人的观念。这一想法是一种冒险，但我愿意冒险。

这本书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超过了20年。学习一种新语言以及新历史是导致拖延的最大因素；此外也有一些其他原因，特别是大学日常工作和教务行政占用了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先是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然后在英国的伦敦，这使我远离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并远远超出了我的设想。但与此同时，这些工作给了我许多关于世界的经验，极大地影响了本书中论点的形成。

【xiv】这也是一项集体研究的结晶。刚开始我根本无法想象，这项研究会受到世界上如此深刻、有时令人不安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来自许多不同地方、愿意慷慨分享知识的人的影响，我与他们虽不期而遇，但他们十分友好，让我对人类的社交能力和智慧保持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从荷兰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尤其是安东尼·卢因迪克—埃尔斯豪特（Antonie Luyendijk-Elshout）、哈尔姆（Harm）、杰米（Gemmie）、萨斯基亚·伯凯尔（Saskia Beukers），以及图恩（Toon）和蒂普·克尔克霍夫（Tip Kerkhoff），他们都耐心地教授我关于荷兰以及荷兰历史的大量知识，同时对我以及我的妻子费伊（Faye）表达了最热情的欢迎。栗山久（Hisa Kuriyama）帮助我了解了关于近代早期日本的历史，而我的许多新朋友则向我介绍了亚洲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同事和学生，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菲尔·法雷尔（Phil Farrell）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鼓励。1989—1990学年居住在荷兰期间，我在富布赖特委员会和荷—美教育交流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医学图书馆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生院的联合支持下开展研究，罗布·豪厄尔（Rob Howell）和约兰达·泰勒（Jolanda Taylor）也在此期间教我荷兰语。在我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不同的学术听众的建议和批评，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其中一些讲座也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因此，我也感谢自1990年以来我的论文的编辑、出版商和评审（已包括在参考文献中）。

自从我来到伦敦，伦敦大学学院惠康信托医学史中心的同事和学者就一直是我对话和灵感的源泉。我特别感谢：迈克尔·尼夫（Michael Neve），他阅读并评论了早期的草稿；安德鲁·韦尔（Andrew Wear），他对其中一个章节做出了详细的回应；早期医学阅读小组的成员就另一个章节发表了评论；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hristopher Lawrence）和凯伦·巴克尔（Karen Buckle）通读全文并评论了倒数第二稿；其他人，尤其是帕特里克·沃利斯（Patrick Wallis），仔细阅读了两个章节；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我还要感谢莎伦·梅辛杰（Sharon Messenger）和卡洛琳·奥弗里（Caroline Overy）在搜集文献和插图、安排查阅许可以及校阅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安妮·哈迪（Anne Hardy）、艾伦·希尔（Alan Shiel）和德布拉·斯卡伦（Debra Scallan）在我忙于其他事情时，耐心地协助我处理行政事务。丽莎·贾丁（Lisa Jardine）一直给予我鼓励和建议。惠康信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医学史的理解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帮助；伦敦大学学院和惠康信托医学史中心的支持是这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保证。让·汤姆森·布莱克（Jean Thomson Black）一贯的编辑指导让我看到了出版的希望，劳拉·琼斯·杜利（Laura Jones Dooley）的编辑使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还有盖布（Gabe），他经常陪我散步，让我想起了其他世界，以及最应感谢的费伊，她为此牺牲了太多。她鼓励我们继续前进，我向她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