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标本

【21】对知识的高度重视来自对物体的了解（kennen）而非推演（weten），这一现象从文艺复兴时起就开始主导自然哲学。其中“kennen”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破解古代手稿中的手写文字。古董般的手稿是最先能够被大量搜集的物品。即便是简单地接触古人搜集整理的文物文献也能产生一种与他们建立精神联系后的激动心情，而阅读他们的文字似乎是直接从他们的年代向读者传递相应的意思。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以及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人因此会感觉搜集整理这些古人的著作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试图去辨认和破解书中包含的内容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此手稿的搜集者同时在他们的家中“收藏”了一些学者的手稿以帮助理解。学习阅读这些手写文字（手迹）是首先面临的大难题。词语被破译后，判断词语的意思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步骤。就像感知其他事物一样，判断一个词语的意思，无论这是一个新词还是一个新语境下的旧词，都只能通过类似的方法来获得：记录和总结已有案例，研究一个词语在不同背景下的用法，然后在辩证判断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推理。在一个命题中发现而不是找到一个恰当的含义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献语言学和文字学展示了特殊的问题，但没有提供具有一般意义的理性逻辑，因此出现难题时只有不断尝试，直到发现合适的意思。

【22】知晓某些特殊词语的意思是尤其困难的，特别是与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res aturae）相关的大量词汇。这一破解的过程被称为“自然史”。这一词语借自希腊语中的“historia”，意思是“通过调查（或问询）来学习”或者“获得的知识或信息”。[1]因此自然史是有关自然的记录，这一记录建立在对自然事物进行调查而获取的信息之上。自然史最著名的文献是公元1世纪罗马的百科全书，即老普林尼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这一部皇皇巨著，卷帙浩繁，传达有关自然的知识，主张既存事物的多样化表达，而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主张搜集“自然界的多种事物”，而不是搜集简单的“自然”。老普林尼本人无疑是一个多神论者，因此其著作涵盖了对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描述，囊括宇宙、天文、地理、地势、矿物、气象等学科；包含地球上的生物及它们的用途意义，包括鱼类、鸟类、昆虫以及其他的动物、草本、灌木，还有它们对人类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还有对陌生人群的调查，有关其使用的工具、衣着打扮、习俗信仰等。[2]对于中世纪百科全书、动物寓言集、本草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的作者而言，老普林尼的著作仍有很大的探索和研究空间，极少有作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最新的发现。[3]至15世纪中期，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大约共有200个版本存世。最早的版本出现于1469年，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又出现了22个版本以及超过40种评注本，说明它受关注的程度“是很难比拟的”。因此，对老普林尼的评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典型的科学流派”[4]。

随着语言文献学的发展以及对老普林尼著作多个版本的搜集，人们开始试图重构老普林尼的原始版本，以期理解他著作的最初含义。由于15世纪末希腊研究的兴起，一大批学者，特别是乔治·瓦拉（Giorgio Valla）、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以及尼科洛·莱奥尼西诺（Niccolò Leoniceno）等人开始研究老普林尼本人所依赖的史料，试图找出老普林尼在使用某些词语时想表达的意思。[5]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来自老普林尼的同时代人（生活于公元65年前后）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他曾游历地中海东部诸国，用希腊文撰写了广为人知的《药物志》（Materia medica），描述了植物、动物、矿物以及它们的医药用途。著名的出版商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于1499年印刷出版了希腊文版的狄奥斯科里迪斯的著作，之后法国医学人文主义者让·德·拉·吕埃尔（Jean de la Ruelle）出版了可信的拉丁文译本，并对狄奥斯科里迪斯的原著进行了补充和勘误。西班牙人埃里奥·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Elio Antonio de Lebrija（或Nebrija）］在意大利北部游历期间转变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且在吕埃尔版本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重要评注，还将狄奥斯科里迪斯著作中出现的名字译成西班牙语，对总计约2000条术语按字母顺序排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罗·安德里亚·格雷戈里奥·马蒂奥利（Pietro Andrea Gregorio Mattioli），他在16世纪中期对狄奥斯科里迪斯的原著进行编辑和评注，虽然跟他持相反意见的专家们一直都不认同他的研究。他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的特伦托（Trent）地区工作。对老普林尼、狄奥斯科里迪斯以及其他史料的研究著作表明，老普林尼的手稿在时间的流逝中已残损且存在一些错误，而且老普林尼本人有时在鉴别他提到的自然事物时也存在不少错误。[6]

【23】但是，如果这些古代的学者自己都无法正确地使用词语，那么比较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自然也无法精准确认这些词语要表达或者必须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不仅词语之间的比较很重要，词语与物体之间的比较也同样重要。寻找与世界有关的信息通常可以用拉丁词语“venatio”［“搜寻”（to hunt）］来形容。[7]“搜寻”不仅是带着学术目的悠闲从容地翻阅古书，更是对自然事物本身进行的刻不容缓的调查。举个现实中的例子，药剂师和内科医生希望能够在现实中重新找到古人使用的具有极强疗效的药物。他们使用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黄的根（rhubarb root）。仔细调研后发现，真正的大黄来自“中国”的某个地方，主要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到达欧洲市场。研究者们通过比较两种大黄不同的药效从而把这种大黄与其他来自近东地区的普通大黄区分开来。真正的大黄据说能够通过温和通便净化人体体液，具有止血和利泻的效果，但是寻常可见的普通大黄的药效既不温和也不明显。尽管大黄在市场上很常见，商人对大黄的了解也很多，但是直到19世纪依然很难精确描述这种植物以及确定它在亚洲的来源地。[8]针对南北美洲植物的类似研究也在开展。一位在加勒比海地区从业的西班牙人在圣多明各岛上发现了一种出产香脂的树，他断言这种植物跟已知的香脂树相比，有着同等甚至更高的医学价值。他自然想从事这种植物的贸易。西班牙国王也试图评估这位西班牙人的想法是否可行。[9]

这种获取知识的方法能够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虽然拉伯雷最著名的是他的讽刺小说《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但是他的专业能力得以让他成为首位以拉丁语翻译希波克拉底的《箴言集》（Hippocratic aphorisms），并被认为是第一个用希腊语讲授希波克拉底著作的人。[1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巨人传》可被认为是以驳斥已有教条、挑战陈旧落伍的学者为乐。世界不是建立在人类的思维之上的，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思维来认识世界。拉伯雷因此从各种简单而又陌生的事物中找到真相，而不是从单一的隐藏意思中去猜测。尽管沉迷于生活中各种无尽复杂而又难以预测的事件中，但是拉伯雷并没有陷入疯狂，对他而言，各式各样的事件和事物比词语更能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就像一位评论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条评论所说：“我不认可为了某些清晰明确的理论而去探究拉伯雷的隐含意思；在他作品中隐藏着一种东西，能够用1000种方式来表达传递，那就是理智的态度，他自己称之为‘巨人主义’（pantagruelism）；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把握，是对精神和肉体的同步理解，它使得生命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11]

【24】同样严谨的态度也反映在对待植物和自然史中的其他物体上，内科医生在描述疾病时也采取了这种态度。当然，内科医生向来关注的是他们所见病人的症状。但是中世纪的内科医生常常试图将这些内容纳入对病人的描述中，有时候他们还根据自身所知讨论病人的病因，并给出一些建议，例如如何改变他们的作息与饮食习惯才能活得更久、更健康。这些医案（consilia）给出的建议与牧师或者律师在某人就某事进行咨询后给出的建议很相似，只是描述性信息的重要性比不上对这些信息衍生出的对病因的分析与提供的建议。[12]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医学人文主义者开始复原希腊文献中“真实的”希波克拉底，发现他是一位细心的临床医生［尤其是在《流行病论》（Epidemics）一书中］。他仔细描述疾病的迹象和症状，有时虽然还会给出可能会出现的预后，但是不会对相关原因加以评论。[13]只有像希波克拉底那样直接参阅关于疾病全面而精准的描述，人们才能够获得相应的真正的知识。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内科医生开始详细记录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医案”），通常彼此通过信件互相传阅，有时候还将这些记录全部搜集起来并出版，形成所谓的《观察记录》（Observations）。通常每100本《观察记录》就会结集出版，取名叫《百章》（Centuries）。例如德意志外科医生威廉·法布里（Wilhelm Pabry，Guilelhmus Fabricius Hildanus）就是17—18世纪结集出版《观察记录百章》（Centuries of Observations）的作者之一。在16世纪80年代早期，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可能从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年长同事赖内什·索莱安德（松德尔曼）［Reinerus Soleander（Sondermann）］那里开始了这种实践。[14]来自临近的低地国家的彼得·范·福雷斯特［Pieter van Foreest（Forestus）］因为其出版的《观察记录》的数量和质量而闻名整个欧洲。[15]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记录的：“治疗和观察记录的搜集是近代早期医学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首要媒介。”[16]

【25】对复方药的调查也是如此。解毒药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黑色的黏稠物质的成分最复杂，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用以应对所有毒药的解药，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应对大多数疾病的普通预防药。许多古代的作者都非常推荐这种药，小部分人还列出了其成分，从真正的大黄，到蛇皮、牛黄、木乃伊粉、琥珀，等等。有一些药方甚至记录了多达81种成分。由此可见，解毒药的配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大城市中，每年都会盛大而隆重地举行一次制备这种药的官方庆典。庆典由内科医生和地方长官共同主持，庆典过后，这些通过认证的药品将被送到药房和药商手里进入各地市场。[17]威尼斯的解毒药因为质量极佳而受到特别重视，它的价格也相当不菲。通常威尼斯的解毒药是全欧洲内科医生药方的指定药。因而学者们尤其想要了解文献中这种药的成分及其配比，进而精准鉴别它所使用的草药。这种积极寻找古代真正治疗方法的行为促发了“一场平静的草药革命”[18]。这种方式的寻找不可能仅仅通过思考和讨论来完成，而是需要积极的搜索和探寻。

私人花园也是如此，这是由消费革命的另一种热情而引发的知识的诞生。在建筑物众多的城市，如威尼斯，甚至连休闲花园都非常盛行。[19]拉丁语中通常用“hortus”来表示这样的空间，这个词语最早用来形容罗马农场中的菜园，它们通常被围墙或者藩篱围住来阻止害虫害鸟进入，同时保护植物的嫩茎嫩芽。[20]但是在罗马共和国后期以及罗马帝国阶段，罗马人开始模仿他们的东方邻居建造休闲花园。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建造在人造山坡之上。这个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为他的妻子建造的，她来自东方一个郁郁葱葱、绿树满地的波斯城市。波斯的城市更是因为各种美丽的花园而闻名于世，当地的一个词语也进入了生活在波斯边境的民族的词汇中，即被希腊语采用的“天堂”（paradise）。“天堂”是指居住之外的空间，由墙包围，墙上安装了坚固的大门以防止不速之客闯入，同时也防止突如其来的大风以及窃贼伤害院子里种植的珍贵花果。院子的主人能够在“天堂”里宴请招待受邀的客人。溪流和喷泉将流水带到园中，棕榈叶下有大片的绿荫，因此整个园子在正午时分仍然凉快舒适；在这里工作和娱乐能够免受他人的打扰；数不清的奇花异果生长在此，无不使人身心愉悦。欧洲传奇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中世纪最著名的花园，仍然保存在伊斯兰世界中，例如波斯像伊斯法罕（Isfahan）这样的城市，或者伊比利亚的科尔多瓦（Cordova）和格拉纳达（Granada），或者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在君士坦丁堡的7座山中的一座上建造了“幸福居所”（Abode of Bliss），即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 Sarayi）。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包含12个花园，由数百个花匠（bostangi，他们同时也是苏丹最信任的警卫人员以及行刑者）值守。[21]

【26】在试图与伊斯兰邻居保持一致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也发展出对希腊和罗马事物的兴趣。他们对大宅院里能拥有一座古典式样的花园这种事有着强烈的兴趣。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奠基者彼特拉克（Petrarch）将很多文学对话的场景设置在了花园中，而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则在古堡帕尔米耶里别墅（Villa Palmieri）的贵族花园中写出了《十日谈》（Decameron）。在这个中世纪的古堡中，年轻人上午玩乐，中午静静地休息，傍晚时分开始讲故事。阿尔伯蒂在他1452年出版的关于建筑的著作中提到了石窟和花园。不久之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edici）家族重建了位于卡雷吉（Careggi）的别墅。这座别墅摒弃了之前中世纪城堡的风格，依据一座古典庄园的风格进行设计。别墅里面还建造了一座花园，人们可以从花园上方的复式凉廊上俯瞰整个园子。这一设计很快被大规模效仿。其他有关花园设计的建筑理论也纷纷涌现，这些理论都强调建造对称的几何形状的花坛。这些花坛被砖墙或者藩篱围着，里面有流水、绿树、鲜花以及其他草本植物。[22]

意大利的花园注重一定形状的大片绿地与水石相结合的设计，但16世纪早期出现的一种风靡趋势，尤其在意大利更北的地区更为盛行，即炫耀花园内各式植物的形态和颜色。许久以来，只有一小部分鲜花在诗歌和散文中被提及：随处可见的玫瑰和百合、紫罗兰、耧斗草，以及偶尔才被说起的（白）鸢尾、天芥菜和曼德拉草。十字军东征后带回欧洲的康乃馨也随之被列了进来。至16世纪早期，花园中命名的和书中描绘的植物的名目迅速增加。随着欧洲的花匠开始驯化、培育外来植物，成排成列的新植物从遥远的地方，尤其是近东的奥斯曼帝国被带回欧洲，越来越多的植物被写入诗歌与散文。[23]

【27】研究植物的兴趣逐渐升温，大学的医学院开始为药物学设置教授职位，并为被任命的教授建造植物园用于教学。第一位药物学教授应该是1514年在罗马的教皇大学被任命的，这位教授利用花园来展示相关的药用植物。[24]数年后，卢卡·吉尼（Luca Ghini）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第一位标本学教授，并担任了比萨植物园（约1544年建成）的首任园长。帕多瓦（Padua）大学也随之建造了自己的植物园，[25]紧接着是1567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植物园，随后欧洲其他地区也开始建造植物园。为便于研究，各植物园开始收藏植物标本以补充和拓展植物园的功能，还编撰了《植物志》（Herbarius），这可能是由卢卡·吉尼在16世纪30—40年代开创的。《植物志》有时候也被称为“植物标本室”（hortus siccus）。吉尼发现，经过重压脱水处理之后的植物的叶、花以及其他较薄的部分可以夹放在书页之中。[26]这些经过正确的方法干燥处理后的植物标本某种程度上永恒记录了活着的植物，虽然其颜色会逐渐褪去，但还是能够留下关于形状和结构等的清晰信息，同时在附随标本的书页上可以记录一些笔记以供日后参考。

【28】但是这个著名的帕多瓦植物园清晰地表明，它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医学上的用途，还包括贵族们对花园休闲功能的兴趣。威尼斯人花费巨资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帕多瓦植物园，用以培育、传播外来植物以及讲授医药植物学课程。一座巨大的圆形土城墙将花园与其他（形状不规则的）地面隔离开来，这是根据当时最新的军事建筑修建的，共有4条地道穿墙而过连接内外。来访者可以登上城墙在上面行走并俯瞰底下的花坛苗圃。封闭的花园分为4个正方形，设计成极其复杂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在16世纪40年代由知识渊博的威尼斯牧师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根据最可靠的建筑和数学原理规划。巴尔巴罗采用圆形、方形以及三角形处理了化圆为方的问题，并采用了维特鲁威（Vitruvius）的“魔法数”（Magic number）[27]。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妙的花园布局展示了威尼斯共和国统治者精致讲究的品位。但是它并不特别适用于教学。后来由于最有价值的标本消失，帕多瓦植物园被迫于1552年拆除围栏，修建了更为传统的砖墙，同时精美的花坛破坏了植物简单有序的排列，给学生记住相应的标本制造了更多困难。因此，在16世纪90年代早期，当利用植物园进行医学教学逐渐兴起时，贾科莫·安东尼奥·科图索（Giacomo Antonio Cortuso）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按照功利实用的原则重新设计院落布局。[28]

【29】一些有品位的新贵族也搜集了其他自然标本。其中部分物品新奇又漂亮，但是很多无法通过留存的古代史料进行辨认，因此只能把它们归入陌生、外来或者“奇特”的类目里。[29]作为曾经到访异国的象征，旅行者们带回一些稀奇瑰丽的东西，无论是人工制作的，还是来自自然的物品，欧洲的收藏者们都一一购买。[30]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稀见之物可能会被放置在图书馆中，或与其他宗教及美术的物品布置在一起。[31]但是到了16世纪60年代，很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随着搜集、积累的自然物品（naturalia）的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将这些物品与其他东西区分开来、归置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小屋（cabinets，珍奇屋）中的做法。[32]人们所知的早期的“珍奇屋”之一即由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建立。他布置了一间单独的屋子，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奇特的自然物品和人工制品，通过奇妙而宏大的整齐陈列显示其家族的荣耀。[33]大约与此同时，奥格斯堡的汉斯·雅各布·富格尔（Hans Jacob Fugger）也建立了一间相似的“奇妙小屋”（wunderkammer，即珍奇屋）。[34]美第奇与富格尔家族都经营家族式商业公司，对长距离贸易（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东地中海的织物及香料贸易，富格尔家族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主导的南北美洲的金银和香料贸易联系密切）极其依赖，他们都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当地的统治者（美第奇成了大公，而富格尔家族中的一支成了伯爵）。这些外来物品的陈设展示了他们与广阔世界的联系以及有关世界的知识。不久，一些王室贵族纷纷效仿，比如邻近的巴伐利亚公爵（Dukes of Bavaria，其宫廷靠近奥格斯堡）以及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的威廉四世（William Ⅳ）。[35]

但是就像图书馆和花园一样，搜集自然物品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某种现有的或者供出售的自然物品是稀见还是普通、平凡还是出众，这种鉴定能力对珍奇屋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指导自己的珍奇屋中自然物品的收藏，汉斯·雅各布·富格尔聘请了来自安特卫普、受教于巴塞尔的内科医生塞缪尔·奎奇伯格［Samuel Quickelberg（或Quiccheberg）］担任顾问。[36]从事医务职业的人甚至也开始进行个人收藏。

【30】1548年，苏黎世的内科医生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收到了来自约翰·雅各布·富格尔（Johann Jakob Fugger）的来信，邀请他担任富格尔家族的家庭教师和图书管理员，格斯纳立刻动身前往拜访富格尔，并查看了相关情况。但最终格斯纳选择留在苏黎世，拒绝了这个邀请。在富格尔收藏想法的启发下，格斯纳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自然物品收藏。[37]当时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整理各自的收藏，如罗马的内科医生兼植物学家米凯莱·梅尔卡蒂（Michele Mercati）、博洛尼亚的内科医生兼植物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那不勒斯的药商费兰特·伊佩拉托（Ferrante Imperato）、维罗纳的药商弗朗切斯科·卡佐拉里［Francesco Calceolari（或Calzolari）］。[38]卡佐拉里三间屋子收藏品的目录清晰地展示了他的搜集方式，他排除了枯萎死去并且不适合他的花园的外来植物。[39]药剂师与自然史之间的联系是传奇性的，在一些描绘他们商店的画作中，前景部分往往是鳄鱼以及其他的自然物。以卡佐拉里为例，作为一个出售外来物品（包括他的生意所依赖的药品）的专家，他的收藏无疑帮助他提升了名声。至少这能够吸引许多卓越的绅士和学者来到他的商店，留下的记录显示了这些顾客所感兴趣的东西，这对吸引其他人前来参观商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自然物品贸易的稳步增长，一些经纪人甚至在码头就把自然物品全部购买，转而将它们出售给收藏家。在大部分船上，不同身份的人可以根据分配给他们的空间进行一定数量的“私人贸易”。除了被褥和衣物外，普通的水手和士兵能带回他们的行李袋所能装下的任何东西。级别、地位更高一些的人，例如外科医生，则可以携带行李箱。[40]船长和高级商人甚至拥有一间小屋子，可以在里面装满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很明显，重量轻、体积小、价格高的物品能够带来最大的利润。高级雇员有更多的方法和手段从事贵金属和珠宝贸易，水手们也能带回一些奇特的外来的自然物品或者少量的药品和香料，利润通常也相当可观。

【31】人们参观这些收藏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收藏品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与其他“品位”之物一样，在陈列的标本上发现的意义既没有被全面推论，也没有被充分论述，而是存在某些意义之间的关系。例如，玫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真爱或者其他品质的象征。或者，玫瑰可能不代表爱情，但是向我们表达了爱情的意思。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任何一个物品都通过感性与其他物品相联系。就像插图冒险传奇如《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之类的神秘学著作里写的，花园的布局方式能够创造出某种强大的力量。宇宙的宏观世界能够通过花园的微观世界表现出来。因此，通过某些特定的方法搜集、布置一定的物品，花园就能体现或者包含宇宙的某些力量。珍奇屋中的自然物品积累的客观知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奎奇伯格于1565年印刷出版了关于富格尔珍奇屋的说明书，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这部说明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已知的有关收藏的自然物品目录。奎奇伯格展示富格尔珍奇屋中的收藏，暗示每一件物品都是与宏观世界相联系的。在5组收藏品中，第一组是各类宗教与世俗的碑刻铭文，第二组收藏品则是利用自然物品生产的东西（各种构思精巧的物品，如贵金属、玻璃、陶器、木头、石头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三组收藏品来源于自然本身，并根据它们的质地（泥土、水、空气）进一步细分。[41]对卡佐拉里商店的描述也反映了一些类似的特点：它陈列了一系列标本以及合成药、各类矿石及宝石、稀见兽类和鱼类的残骸、各种各样的土壤、植物的根茎。简言之，这个商店拥有所有“最漂亮、最稀见、最好的东西”，它们都被收藏进了那个时代最精致、最奇特的“环球剧院”（Universal Theater）中。[42]

卡佐拉里和伊佩拉托居然都是处理自然物品的专家，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作为药剂师，他们同时也是商人，处理着来自他国各种昂贵的东西。在处理这一系列受人追捧的昂贵且奇特的商品的过程中，药商成为意大利城市中最富有以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随着糖的用途开始从病房转向餐桌，其进口量开始快速增长，擅长利用糖以及用糖烹饪的“糖果师”开始把糖从药品中区分出来。[43]药商开始分化为两个群体，一部分人依然从事长距离贸易，其他人则负责将商品直接出售给公众。后者逐渐成为从事配药的药剂师，开始专门处理包括从药品到燃料在内的各种自然物品，他们放弃了制作蜡质宗教物品等类似的其他活动。[44]随着交易物品逐渐集中到高价药品以及其他自然物品，药店的店员也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如药品的鉴别和用途。他们成为所经手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石等物品的专家，熟知其精准细节、用途、制备（包括新的化学方法）。此外，他们也通过自己的途径收藏其他外来物品。

许多药剂师也成为专业的花匠。他们在院子里种植常见的或者被驯化的医药植物。但是就像他们收藏自然物一样，他们也开始对其他植物产生兴趣。此外，随着人们逐渐重视与植物相关的知识，内科医生也受到激励，试图在这方面领先于药剂师和其他人。就像16世纪中期著名的巴黎医生让·费内尔（Jean Fernel）所说：“知识、收藏、选择、筛选、保存、制备、更正以及标本的混合等各种任务都属于药剂师，但是医生也有必要成为这些事物的专家。事实上，如果一位医生想要维护他在技术专家群体中的尊严和权威，他就必须教给他们这些东西。”[45]瓦勒里乌斯·科达斯（Valerius Cordus）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创作《纽伦堡药典》（Dispensatorium）时——这可能是同类书中最先被再版甚至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他把药店出售的多种方剂限制为仅得到医生认可的几种。[46]

【32】因此，到了16世纪中期，已处处都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史和医学的热情。在植物学领域，最早的5部“地方本草书”之一于1814年在鲁汶出版，即约翰·费尔德纳（John Veldener）的《本草写生图谱》（Herbarius in Dietsche），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部书被频繁地再版。[47]德意志各国则出版了一批崭新的、插画精美的植物学图书：奥托·布伦费尔斯（Otho Brunfels）的《草本植物图志》（Herbarum vivae icones）于1530—1536年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以及更引人瞩目的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d Fuchs）于1542年出版的插图著作《植物志》（De historia stirpium）。福克斯的书首次出版之后又陆续再版，其中几个精简版尤其适合植物学领域参考。同样是在1542年，苏黎世的内科医生康拉德·格斯纳出版了《植物目录》（Catalogus plantarum）。不久之后，他又于1548年在约翰·雅各布·富格尔的图书馆里遇见了克劳狄乌斯·埃里亚努斯（Claudius Aelianus）的自然史著作，并受此影响转向编纂有关动物和矿石的百科全书，以补充他在植物方面的工作。[48]在法国，纪尧姆·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早期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为建立蒙彼利埃大学植物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解剖学研究，撰写了有关医学诊断和药物的著作，不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有关鱼类的《海洋鱼类全志》（Libri de piscibus marinis，1554—1555）。在英格兰，同样在16世纪中期，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出版了一部有关植物学的名著，到了17世纪初，老约翰·特拉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 the Elder）和小约翰·特拉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 the Younger）都成了知名的花匠及自然收藏家。[49]西班牙人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ás Monardes）与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Francisco Hernández）在自然史方面的工作也十分出众，即便埃尔南德斯的很多著作当时还没有出版；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出版的葡萄牙文著作研究了东印度的草药，具有重要意义；[50]在低地国家，16世纪中期涌现出的3位植物学家尤其出名：伦贝特·多东斯［D odonaeus（Rembert Dodoens）］、马蒂亚斯·德·洛比留斯［Lobelius（Matthias de l’Obel）］与卡罗勒斯·克鲁修斯；意大利的学者更是星光熠熠，不胜其数。

【33】在对精彩世界的好奇之下也存在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已经被解决。对自然细节与特性简单而陶醉的欣赏回应了老普林尼以及跟他类似的人持有的古典泛神论的观点。老普林尼等人认为，自然的各个方面都充满天生的力量（品德）。[51]但是，对一个良善的基督教徒而言，拥有许多力量的不是自然而是上帝，上帝创造了自然而不是依附于自然，并且他的力量是隐匿的而不是显露出来的。“天空诉说上帝的荣耀；苍穹宣扬他的手段”，《诗篇》第19篇如此开头［《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但是使徒保罗反对泛神论异教徒，因为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Rom），1：23］。为了反击异端与泛神论，4世纪的主教希波的奥古斯丁（Hippo Augustine）意识到有必要编写两本书，从书中可以找出上帝的证据：启示之书——书中上帝通过文字（logos）来表现自己，以及自然之书——书中上帝通过他创造的东西来表现自己。例如，为了反驳摩尼教徒（Manicheans），他编著图书讨论如何让具备识文断字能力的饱学之士了解经文，从而使自然之书得以被众人知晓。[52]被创造的事物因而能够表达上帝的本质，就像他的话语一样；而即使正确阅读也不能像上帝更深层的存在那样揭示出事物和力量的多样性。[53]

中世纪有一些大学教授因此认为，被委派去研究自然事物是一条通往神的知识的道路，于是他们将这些信息包罗收录到百科全书、寓言集、本草书等著作中。[54]至15世纪末，“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这一术语开始出现，并认为对基督教信仰的辩护只能建立在创世之神（God the Creator）的证据之上。有一个源于神创之物的观点似乎在教化犹太人和穆斯林时很有作用，尤其是当仅建立在理性逻辑上的观点不起作用时——后者被认为在14世纪晚期已经完成了其使命。[55]例如，一部题为《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1480年）的早期印刷书籍，源自图卢兹的一位教授雷蒙·塞邦（Raimundo Sibiuda，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Raymond Sebond）于1436年完成的一部作品。《自然神学》这部书的出版就有上述目的，同时也意在鼓励他的基督教教友，因为他们缺少本应有的坚定信仰。最初，塞邦给书定的书名是《造物或者自然之书》或《人类之书》［Liber creaturarum（seu Naturae） seu Liber de homine］，他认为自然之书和启示之书的本质是一样的。他接受了前辈雷蒙德·勒尔（Raymond Lull）的观点，解释了从矿石与低级生物到人类，从人类到上帝这个一步步的造物路径，这些都是基督教真理的证据。塞邦的观点建立在“被创造的万物的知识如何与信仰一起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结论”这个基础之上。［他同时也通过这种方法反对阿维罗伊主义学说（Averroism）“双重真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自然和宗教的真理必须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塞邦的书以及相应的观点在16世纪非常流行。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法语译本（Théologie naturelle，1569年）由于译者的名声而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但可能其他人也对塞邦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翻译。[56]在这些著作中，自然之书与启示之书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且不存在泛神论的危险。自然之书对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持开放态度，它的解释源远流长而又令人尊敬，当时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家对此都表示认可。

[1] Greek–English Lexicon ；以及Pomata and Siraisi，Historia。有关经验主义中的价值观来自史学研究的观点，参见Seifert，Cognitio Historica.

[2]Thorndike, History of Magic, 1: 41–99; Beagon, Roman Nature; French, Ancient Natural History.

[3]Albertus Magnus, On Animals.

[4] Grafton, “Availability,” 787.

[5]Nutton, “Prisci Dissectionum Professores,” esp. 113. 同时参见Bylebyl,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Humanism,”以及Nutton, “Hellenism Postponed.”即便在今日，识别希腊文的植物名称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参见Lloyd，Ambitions of Curiosity，110–111。

[6]Nauert, “Humanists”; French, “Pliny and Renaissance”; Grafton, Bring Out Your Dead, 2–10; Ogilvie,Science of Describing, 30–34, 121–133.

[7]Eamon, Science and Secrets, 269–300.

[8]Foust, Rhubard.

[9] Barrera, “Local and Global.”

[10] 1537年，他讲授了希波克拉底的预后论。

[11]Auerbach, Mimesis, 281. 同时参见Bakhtin，Rabelais。

[12]给出这些医案的实践据说始自塔代奥·阿尔德勒蒂（Taddeo Alderotti），他以各种方式来模仿律师，参见Siraisi, Taddeo, 270–302。同时参见Cook, “Good Advice.”

[13]详见Lonie, “Paris Hippocratics”；同时参见Smith, Hippocratic Tradition。

[14] Jones, “Life and Works of Fabricius.”

[15]Bosman–Jelgersma, Foreest; Nutton, “Pieter van Foreest”; Bosman–Jelgersma, Petrus Forestus Medicus.

[16] Pomata, “Menstruating Men,”114.

[17]Tribby, “Cooking (with) Clio and Cleo”; Watson, Theriac and Mithridatium.

[18] Palmer, “Pharmacy in Venice,” 110; Palmer, “Medical Botany”; Bylebyl, “Schoolof Padua.”

[19] Hunt, “Garden in Venice.”

[20]北欧语言吸收了日耳曼语系的变体来描述“封闭的空间”，于是有了哥特语中的“gart”，法兰克语中的“jardin”，之后英语中的“garden”和“yard”，以及荷兰语中的“gaard”。同时，在荷兰语中“tuin”这个词语发生了变异，这个词语很可能来自小品词“dún”，因此当它出现在地名中时，意为一个被加固过的空间。参见De Vries, Nederlands etymologisch woordenboek。

[21]Ergun and Iskender, “Gardens of the Topkapi Palace”; Garcia Sánchez and López y López, “Botanic Gardens in Muslim Spain”; Hobhouse, Plants in Garden History.

[22]相关概述参见Masson, Italian Gardens。

[23]相关概述参见Stuart, Plants, 11–25。

[24] Heniger, “Eerste Reis,”30.

[25] Terwen–Dionisius, “Date and Design.”

[26]有关吉尼（35–36）以及文艺复兴中的医学院和植物学研究，参见Reeds, Botany; Engelhardt, “Luca Ghini.”

[27] 黄金比例。

[28] Terwen–Dionisius, “Date and Design.”

[29] 这个观点来自曾经的一位博士生斯蒂芬·厄德利（Stephen Eardley）。同时参见Peitz, “Problem of the Fetish,”以及 Daston, “Speechless.”

[30]Honour, European Vision.

[31]有关搜集行为发源于宗教兴趣的观点，参见Pomian, Collectors and Curiosities; 以及Lugli, Naturalia et mirabilia, 93–121。

[32]相关概述参见MacGregor,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Kaufmann, Mastery of Nature, 174–194; Bredekamp,Lure of Antiquity; Daston and Park, Wonders;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33] Olmi, “Science–Honour–Metaphor”; Olmi, “From the Marvellous to the Commonplace.”

[34]Meadow, “Merchants and Marvels”; Evans, Rudolph, 247; MacGregor,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74.

[35] MacGregor,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76; Helms, “Essay on Objects.”

[36]Meadow, “Merchants and Marvels,” 190–195; Bredekamp, Lure of Antiquity, 28–31; 有关奎奇伯格，参见Lindeboom, Dutch Medical Biography, 1579–1580。

[37] MacGregor,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s,” 73.

[38]有关阿尔德罗万迪更多的信息，参见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17–31。

[39]详见Olmi, “Science–Honour–Metaphor,” 6–7; 以及Daston and Park, Wonders, 154–158。

[40] 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的私人贸易，参见Bruijn, “Ship’s Surgeons,” 243–248, 278–285。

[41] Schulz,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Collecting,” 206–209.

[42]参见博加鲁蒂奥·博尔加鲁奇（Borganrutio Borgarucci）的书信，报告了有关卡佐拉里的收藏，引自Orta, Dell’historia de i semplici aromati, 348–352。

[43]例如在低地国家，药商垄断了中世纪时期糖的销售，但他们在15世纪失去垄断地位，参见Backer,Farmacie te Gent, 25。

[44]Laughran, “Medicating with ‘Scruples,” 96–97; Bénézet, Pharmacie et medicament, esp. 351; DeLancey,“Dragonsblood.”

[45]Jean Fernel, Methodo medendi, 引自Reeds, Botany, 25–26。

[46] 有关科达斯的内容，参见Dannenfeldt, “Wittenberg Botanists,” 229–236。

[47]第二年出版的有关德意志本草的书（Peter Schoeffer, Gart der Gesundheit）就是一种模仿。

[48] Wellisch, “Conrad Gessner: A Bio–Bibliography,” 159–160.

[49]MacGregor, Tradescant’s Rarities; Jones, Turner.

[50]Boxer, Two Pioneers; Varey, Chabrán and Weiner, Searching for the Secrets.

[51]Beagon, Roman Nature.

[52]Augustine, Ennaratio in Psalmum XLV, 6–7, 引自Jorink, “Het boeck der na–tuere,” 21; 同时参见Berkel,Citaten uit het boek。

[53]详见Bono, Word of God, 48–84。

[54]Stannard, “Natural History”; Steneck, Science and Creation.

[55] Shank, “Unless You Believe,” 139–200.

[56]Carreras y Artau and Carreras y Artau, Historia de la filosofia, 2: 104–5, 107, 109, 114, 118, 120, 151,15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