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全球风险治理的困境

现代风险跟以往的风险界定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人为的、主观的风险大大增加，二是有组织的、体制性的风险来源也明显出现，三是对风险的治理手段也从以往单纯依靠技术进步而倾向于多维度的治理系统。

现代风险的出现与发展跟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息息相关。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纳入思考视域，把其结构性断裂解释为现代化自身的后果。在这里，自反性包含双重含义：一是自我反对（self-refutation），二是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自我反对是指以科学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所招致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后果，不断地消解着自身存在的基础；自我反思表征的是追求自知和确定性的理性对自身性质的反思，从而具有了破坏其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可能。因此，现代风险的研究既有现代性的本质，又有后现代的指向。现代性的本质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在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寻求价值合理性，也表现在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寻求依据；后现代的指向表现为对现代性、现代化的困惑质疑和价值反思，也表现为对现代伦理学方法的批判和扬弃。现代风险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风险事实与风险判断的困境、风险的当下与未来的困境、风险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困境等。由此，必然要求风险治理者作出有效而合理的伦理决策，从而超越风险本身，实现对现代风险的道德治理。

风险治理最消极的一个现象是风险避免，即所谓“无为而治”“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难，是基于这种风险所具有的本体性不安全的本质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特征。也正因为风险所具有的诸多特征、表现与症状，使得我们对风险的预测、控制与治理有了可能性。而各种风险治理的困境与难题的洞悉与概括是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它因此要求我们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各种困境与解决路径有系统全面科学的认知和思考。

困境之一：洞察风险。对风险的认知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风险本质有基本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考。贝克与吉登斯等的风险社会理论均认为，工业文明与现代化，同时都会孪生其风险，风险本质上是现代化与生俱来的另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风险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知，而且科技进步与潜在风险的缺口在实践中永远打开着。因为，科技进步是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直接追求的结果，风险是衍生的，衍生总在原创后，即使紧跟着原创，也常常被忽略。所以，对现代化可能孪生的风险要有预先的思考与准备。第二个层面是，风险既有可预测的、实在的、可计算的、明面的风险，也有暗藏的、潜在的、未来的、难以确定的风险。即使是明的风险，认知也不是那么容易。而潜在的、未来的风险，就更不能显而易见地被认知，它不仅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知识、智慧和技术。而且，明的或暗的风险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地存在，而是胶结在一起，甚至还有仍不能被现代人科学认知到的如量子纠缠般的其他风险。那么，如何去认知或明或暗的风险及寻找这条认知之路呢？若是不能科学地认知，那就谈不上治理。所以，风险治理的难度首先是认知之难。

困境之二：风险鉴别。除了对风险有科学理性的总体认知和思考，还要具有对特定社会中的风险善于科学系统地概括与归类的能力。风险的表现与症候群林林总总，而要达到科学管理和有效治理的目的，就需要对五花八门的风险表象和表现分层级与种类进行科学、合理、清晰的归纳总结，形成纵横交错、覆盖面广的风险网络体系。然后，循着各自的网络线路追溯到风险源头，找到它们的症结所在，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与措施。由于许多表象、表现或症状错综复杂，只有做出科学的剥离与归类，才能找到风险的真实源头。而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渊博的学识、高深的智慧、厚实的专业知识与精熟的专业技术及所有相关人员精心负责的精神与工作态度，同时更需要精熟风险知识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与全社会的协调与配合，个中难度由此可知。

困境之三：风险管控。即提高应对风险的实际控制与有效治理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力的考量是对整个社会主体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普通公众的实践能力的考验，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国民素质的高低、信仰的强弱、道德的高尚与沦丧等文化因素构成了风险强弱的重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又是影响风险的控制与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其实，风险中的许多构成元素同时也是影响风险治理与规制能力的重要因素。科学认知、清晰分类、准确定位是有效行动的前提，而有效行动却受着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果关系的不断倒置转换，或者互为因果，也为行动增加了许多难度。这是治理与控制的行动力与实践能力方面的难度，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因此，风险的种种两面性构成了风险的治理之难。

困境之四：决策协同。在风险决策、治理过程中，决策者、技术专家和公众之间会产生冲突，如何去平衡所有参与风险治理决策的参与者对决策的影响力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困境之一。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决策非常重要，它更需要决策者能够充分利用法律与系统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社会评估机制等工具，将风险与威胁纳入预警与防范体系加以规范，形成一种生态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