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近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是晚清文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他也是近代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仕宦书香之家。自小聪慧，四岁入塾读书。十岁时塾师令赋《一览众山小》，他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题，显露了远大的理想与出众的才华。光绪二年（1876）中举，曾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称为“霸才”。次年，以参赞之职，随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在此期间，萌发维新思想并着手撰写《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光绪八年（1882），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职期间为捍卫侨胞的利益而奔走。光绪十一年，请假回国，用三年时间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光绪十六年，出任驻英国参赞。光绪十七年，又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驻外期间，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权益和促进中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时间的外交生涯，广泛接触西方社会，也开阔了自身的眼界。光绪二十二年，奉调回国，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这段时间，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加入“强学会”，发起筹办并邀请梁启超创办《时务报》，鼓吹维新思潮，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光绪二十四年，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未及行而戊戌变法发生，被参奏遭免职。放归乡里数年后，郁郁而终。有诗集《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及今人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等问世。

在近代诗坛，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比较进步的主张。他早在二十一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就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力主“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表现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对于材料语言，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他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

在创作实践上，作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诗集中地表现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党人进步的政治、文化思想和艺术上的开拓、变革精神，表现出许多前人诗歌未曾有过的特征：

一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黄诗现存一千零五十首左右，反映时事与时事有关的就有五百多首，占半数以上。诗人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逐客篇》写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廉价劳动力去开发美国，而后又百般地虐待华侨，驱逐华工。诗人愤慨地写道：“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冯将军歌》热情地歌颂年老的冯子材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并希望继起有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命运：“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度辽将军歌》揭露湖南巡抚吴大澂在中日战争中的可耻失败。诗人把无比的愤怒变为冷峻的讽刺，通过对这位愚昧无能而狂妄自大的“将军”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将帅们的昏庸腐朽。随着中日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他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系列叙事诗。诗人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昂扬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敌情绪。这实际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末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的横遭斥逐或惨被杀害。但他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经过“变从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杂诗》（四十七）中，他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俭，手书心史井函中。”他所希望的“大同”实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总之，黄遵宪诗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就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真实和深刻而言，在当时的诗坛上，可以说没有人能同黄遵宪相比。通过黄诗，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朝政腐败、民生艰危、内忧外患交集而又酝酿着改革与希望的真实图景。

二是体现了“新派诗”的风貌。首先是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己亥杂诗》其一），接触了新世界，必将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新源泉、新意境。如有名的《今别离》四首，分别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事，写新事物、新文化，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这类诗，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颇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三是形式多样，风格多样。他常能博取众采，不限一格。运用不同的作品体制，表现各种内容，风格时或雄奇恢张、横逸奔放，时或清丽婉转、意趣妙生，梁启超在《墓志铭》中称其“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

黄遵宪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要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为保存旧形式而运用旧典故、旧语词、旧句法。因而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成为真正的“新诗”。他的若干“史诗”相当难读，实由于摆脱传统束缚不够，用典过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这显然和“同光体”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