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求

一方面微波雷达的研发尚需要时日，急不得；另一方面欧洲战场的形势，咄咄逼人，时不我待，而且复杂多变。英国本土面临的空中威胁在逐渐减少的时候，来自海外，尤其是大西洋上的威胁却与日俱增，压得英国喘不过气来。丘吉尔万分焦虑：“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最令人感到不安。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是，控制远洋航线及船舶可以自由出入港口。敌人潜艇在速度、续航力及活动半径方面都在不断改进，能够从北起挪威北角、南至西班牙奥特格尔角的漫长海岸线上任意一个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我们海上运输粮食和商品的船队。”“我对于海上战斗的忧虑，远胜过对不列颠光荣空战的忧虑。”

二战之初，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就认为：“要使英国彻底屈服，最省时的策略就是占领英国。不过，先决条件是必须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第二种策略是占领地中海，把英国赶出近东。但是，英国即使失去地中海及近东，其所受到的严重打击也只是间接的，因为这并未对英国本土安全及攸关其生命的海上交通线构成直接的和致命的威胁。要迫使英国求和，只有采取第三种策略，即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这是对英国最直接的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与英国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英国要进行战争非依赖海上交通线不可。一旦海上交通线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英国的政策必定会做出反应。”

为此，邓尼茨集中潜艇兵力，瞄准英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海上运输船队，利用大西洋夜幕的掩护，采用“狼群战术”，从水面快速发起攻击，猛烈攻击英国防御最薄弱之点——海上运输船队。1940年6月，在大西洋上，德军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平均击沉舰船吨位数为514吨，7月为593吨，8月达到664吨，9月攀升到758吨，10月飙升到920吨。同期，德军只损失了6艘潜艇。这些击沉的吨位数意味着什么呢，按照美国空军的测算：“假如潜艇击沉2艘6000吨位的商船和1艘3000吨位的油船，那么损失为42辆坦克、8门152毫米的榴弹炮、88门87.6毫米火炮、40门40毫米火炮、24辆装甲侦察车、50挺布朗式自动机枪、5210吨弹药、600支步枪、428吨坦克配件、2000吨储备品及1000桶汽油。如果这3艘船能安然抵港和卸载，敌人若使用空袭来摧毁这些军用物资，就必须出动3000架次飞机并实施有效攻击。”

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在拍发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迅速一击，彻底消灭英国的危险，目前已经大大减少了。继之而来的是另一种逐渐形成的和长期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不像前一种那样突如其来，触目惊心，但同样会致人死命。这种致命的危险就是我们船舶的吨位一天一天、持续不断地在减少……1941年的战争进程，取决于船舶以及远涉重洋，特别是大西洋的运输力量。

“我们船舶的损失程度，几乎已和上次战争损失的最大一年不相上下。在11月3日以前的5个月中，损失吨位达到420300吨。为了使我们的作战活动保持充分的力量，估计每月应进口的吨位数为4300万吨。而9月进口吨位数只达到3700万吨，10月为3800万吨。如果船舶吨数像现在这样持续减少，那么，除非真能及时得到远超目前补充的吨位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船舶吨位数遭受严重损失，还牺牲了大批的海员，其中包括许多中国海员。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商船上工作的海员中有大批中国海员，在英国商船上尤其多。英国许多海员应征入伍，商船队急需补充人手营运。于是，英国的航运公司从香港等地招募了不少中国海员，以维持其海上运输。这些中国海员从事的工作与英国海员相同，所受到的待遇却远不如英国海员。他们为英国及世界反法西斯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0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审时度势，在向尚处于孤立主义氛围中的民众发表的《炉边谈话》中说：“思考今天，展望未来，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合众国要想尽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现在就要不遗余力地支持那些正在保卫自己并抗击轴心国的国家，不能对他们的失败袖手旁观，也不能屈服轴心国的胜利，等待他们对我们的进攻。

“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采取任何方针都要承担风险。但是我坚信，我国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所提议的方针，从目前来看，风险最小；从长远来看，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

“我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巨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说，其迫切性不亚于投身战场。我们必须像亲临战场一样，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投身于我们的工作。”

曾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爱德华·格雷，多年前对丘吉尔讲过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旦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

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到新年，我们将在海洋上展开潜艇战……空军也将发挥作用，所有武装力量将迫使他们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英国每月损失商船分别为61艘，265314吨；44艘，209394吨；79艘，316349吨；合计184艘，791057吨。1940年，英国商船年产量为125万吨，平均季产量为312500吨。显然，这3个月，英国损失的商船吨位数已经超过了新建吨位数的约2.5倍，其承受的海上压力在不断增大。美国的工业生产潜力虽然巨大，但要转变为现实产品还需要假以时日。

为了应对刻不容缓的海上严峻形势，丘吉尔做出决策，把反潜艇作战列为最重要的事项，其重要性超出所有其他事项，并称之为“大西洋战役”。这一名称与先前的“不列颠战役”称谓相似，为的是使相关部门和人员密切关注和参与反潜艇作战。到了1941年3月，英国设立了大西洋作战委员会，委员由内阁相关部门的大臣和高级官员组成，既有军人也有文职人员，丘吉尔亲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时间通常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以统筹反潜艇作战的各种资源，协调反潜艇作战的行动。当时，反潜艇作战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如何保卫运输船队，使其免遭德军潜艇的突然袭击，解决之道在于，增加快速护航舰艇的数量，装备能够及时发现潜艇的对海搜索雷达；二是如何摧毁夜间在水面上高速行驶、实施偷袭的潜艇，这不仅需要装备续航时间更长的远程飞机，更需要加装能够准确测定、连续跟踪潜艇位置的对海搜索雷达。

不列颠战役虽获重大胜利，但远未结束。涵盖空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和生死博弈更加残酷的大西洋战役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