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对空观察哨

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雷达对中国军队而言无疑是方外之物，遥不可及。中国的防空预警，只能完全依靠配备简陋的观察、通信设备的对空观察哨。1935年，在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上，中国建立了最早的对空观察哨，主要为杭州笕桥机场提供空袭预警情报。由于日军不断地侵略扩张，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中国空军开始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的三角地区构建防空预警网。在澳大利亚籍通信工程师马利的帮助下，使用电话线和电报设备将部署在上述地区的对空观察哨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可以及时、连续提供空袭预警情报。为了防御日军夜间的空袭，南京周围还部署了数十部探照灯，所形成的探照灯网，覆盖了南京城区上空，可以基本保障城市防空的需求。在《巨流河》一书中，齐邦媛写下了她在南京亲历的空袭警报声、随后的飞机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1937年）8月15日起，日机已经开始轰炸了，第一枚炸弹投在明故宫机场……空袭警报有时早上即响起，到日落才解除……夜晚，月光明亮的时候敌机也来，警报的鸣声加倍凄凉。在紧急警报一长两短的急切声后不久，就听到飞机沉重地临近，接着是爆裂的炸弹与天际的火光。”

淞沪战役期间，位于浙江沿海的对空观察哨，最先经历了战斗的洗礼。1937年8月14日下午，日军从台湾机场出动两批10余架九六式轰炸机，准备偷袭杭州笕桥和安徽广德机场。沿海附近岛屿上的对空观察哨，首先发现了来袭的轰炸机编队。当轰炸机编队从温州地区上空进入时，又被部署于青田的对空观察哨所掌握，并及时将空情传递到笕桥机场。16点，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1中队9架战机正好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赶到。飞机刚着陆，就获悉日机已飞临诸暨上空，21中队连加油都来不及，就立即升空迎战。由于空袭预警及时、连续和准确，日军轰炸笕桥机场的6架九六式轰炸机，被击落了3架，第21中队损失为零。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新建立的对空观察哨陆续覆盖了日占区以外的各个角落。许多对空观察哨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的连基本的观察、报知设施都不具备。在内陆偏远地区，因山高路险、通信设施缺乏等原因，对空观察哨还在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传递和发布空袭预警情报。1940年4月的一天早晨，两架日军侦察机从武汉机场起飞，飞往重庆执行侦察任务。据日军飞行员河内山让回忆，当飞越湖北恩施上空时，他看见在晨雾弥漫的山谷中，防空观察哨相继点燃了黄色的狼烟，其交接传递的速度比飞机的速度还快。1小时后，当侦察机沿着长江飞临重庆上空时，接到空袭警报的中国空军战机已经升空迎战。

柳无忌先生在《南岳山中的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文中回忆：“‘七七事变’之时，我任教的南开大学被炸，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南开已与北大、清华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即将开学，要我立刻前去参加……文学院学生80余人，他们（11月16日）来到后，南岳山中顿时热闹起来……山中交通甚为不便，无报纸可看，大家便聚在一起闲谈，长沙有人来就去打听消息，而消息越来越坏。南京失守，长沙遭轰炸。号称世外桃源的南岳山中，也受两次空袭警报的威胁，铿锵的锣鼓声打破了山居的沉寂。”

当时，在防空作战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把握空袭动态情报。没有实时、准确和连续的空中动态情报，指挥员就难以判断轰炸机到达的时间及准确位置，要想组织战斗机实施有效拦截，无疑如大海捞针。中国早期的防空预警网，发现空情后，使用电话、电报，甚至狼烟报告一个大概的空中目标情况。这种空袭预警方式，对于担负城市的防空预警任务尚可，对于保障战斗机及时升空、实施有效拦截作战就力不从心了。

1938年2月18日，天还未亮，汉口王家墩机场就陆续响起空袭警报声。依据收到的空情报告判断，日机有空袭成都的企图。午饭前，机场指挥员命令第4大队23中队飞往孝感拦截来袭日机。23中队飞临孝感上空后，经搜索并没有发现日机，便返回王家墩机场。正午时分，对空观察哨又传来空情报告，有日机向汉口进袭。第4大队大队长李桂丹随即下达了作战编组命令：由四架伊-15战斗机组成第1战斗群，担负截击任务，长机为李桂丹；第22中队的七架伊-15为第2战斗群，担负截击任务，长机为中队长刘志汉；第21中队的七架伊-15为第3战斗群，担负支援掩护任务，长机为中队长董明德；刚从孝感返回的第23中队10架伊-16为第4战斗群，担负截击任务，长机为占基淳。由于对空观察哨无法提供实时动态空情，具体的起飞时间一直定不下来。挨到午后，指挥员张廷孟才下达起飞命令，可是，为时已晚，错过了最佳的起飞时机。

第1战斗群起飞3分钟，高度只及百余米时，驾驶3号机的张光明发现了位于后上方的敌机群，于是迅速靠拢长机，用手势示警，但长机仍率领机群以大仰角爬升高度。见10余架日机已从身后俯冲而下，张光明立即做侧滑飞行，规避日机的射击。可是，长机被击中起火，2号机和4号机也先后被击落。

第2战斗群刚爬升至2千米左右的高度，也遭到从四五千米高空俯冲下来的日机袭击，双方进入了缠斗。第3战斗群见势，折向西北方向，并迅速爬升到有利高度。之后，与及时赶到的第4战斗群一同俯冲而下，解救第2战斗群。混战中，共击落日机12架，第4大队损失战机8架，阵亡5人，伤1人。

当日来袭日机，共有战斗机30架，轰炸机15架。如果空袭预警及时、准确和完整的话，第4大队就可以提前10分钟升空，抢占有利高度迎战，就有可能给敌机以毁灭性的打击。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占基淳就有可能避免无谓的牺牲。据张光明日后回忆，在武汉会战期间，通常日机从芜湖、安庆机场起飞后，直到过了九江，飞抵鄱阳湖时，空袭警报才会拉响，能为战斗机提供的战斗准备时间过于短促。这样一来，飞行员必须随时在战机旁待命，时值夏季，武汉的天气十分湿热，飞行员只能打赤膊在机翼下躲太阳。空袭警报一响，飞行员又要立即穿上羊皮飞行服，在紧急起飞过程中汗流浃背。可是一旦升到高空，气温骤降到零下数十度，背上的汗水立刻凝结，粘在身上寒冷刺骨，苦不堪言。

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1中队队长龚颖澄日记记载：“1938年7月16日10点，据报敌机18架由通山向北进袭武汉。不到30分钟，敌机已临空，我机虽已升空，但因高度不够，且尚未远离，被击落战斗机2架，轻型轰炸机2架。此皆空袭警报延误所至，痛哉！

“7月19日8时许，武汉突发空袭警报，不久，敌机已侵入上空。时适我一队轰炸机正在降落，我等在地面焦急万分，示警无效，结果201号机在滑行中被炸毁，梁国璋足踝受伤，林兆元严重灼伤，机枪手曹如章当场被炸死。3004号机则在半空被击落，机枪手边相林遇救，高威廉因不谙游泳溺毙，轰炸员祁正杌随机坠毁殒命。1500号机在地面被炸毁。统计我损失3架轻型轰炸机，3人阵亡，3人受伤，损失惨重。”

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一个因没有实时、准确和连续的空中动态情报，致使其身陷险境的案例。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天，他随蒋介石去广西柳州开会。早上8点到，住羊角山。11点，“忽来警报，但接着并无消息。我陪蒋吃午饭，吃完了，也没有听到（新的）情报。蒋已休息了。我从楼上下来，也准备休息一下，刚把上衣脱掉，忽然想起：何不打一个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刚拿电话筒到手，只听得一片‘轰、轰’的声音，敌机袭来了！赶忙穿上衣服，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已临头。附近并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约3.3米）多深的天然石洞，我随蒋进去躲避。敌机共五六十架，9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前后左右，落弹数百颗，洞内泥土翻滚，我和蒋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都被泥土掩蔽了……假使敌机不先在柳州城内兜一个圈子，那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