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算法、流量、数据与城市
3.3.1 算法与城市
《人物》杂志在2020年9月发布了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该文章呈现了外卖骑手与系统算法赛跑的生存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日趋加速的城市生活节奏与日益剧烈的平台竞争的背景下，在现实空间中，在同样的距离下，允许外卖骑手使用的配送时间却在逐年下降。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一边帮助骑手优化行进路线，一边以倒计时的方式限定骑手的抵达时间，且直接与奖惩措施和劳动薪酬挂钩。城市由不同要素、资源、主体的多元化组合配置而成，城市运行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外卖骑手行进过程中每个路口的红绿灯时间及电梯升降时间中，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将直接影响骑手的最终收入及客户评价。平台系统算法设计的“理想时间”并没有考虑任何可能的意外与不确定因素，这就是关乎算法道德与数字伦理的问题——在城市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交互过程中，如何使算法成为一个决策优化的增量，而不是奴役与驱使人违法犯罪的皮鞭。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共有270多万名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其中以“80后”“90后”居多。而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统计数据显示，仅2017年上半年，在上海市外卖行业的伤亡中，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外卖配送俨然成为伤亡率最高的职业之一。外卖平台在推动城市生活数字化与便利化的同时，其系统背后的算法也正在影响城市治理秩序，且这不是仅依靠政府机构、企业及消费者单方面的改善意愿就可实现的利益最大公约数，还需要城市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推动，包括需要劳动权益方面的法律援助、民政部门及社保部门的介入等。
从疫情期间可以看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线下聚餐被暂时禁止，作为支撑着城市之“胃”的外卖骑手，俨然成为保持城市烟火味的重要流动力量，成为确保城市生活供应的主要群体。但是，从城市治理与公共福利角度来看，外卖骑手大部分是来自农村且无本地户籍甚至没有任何社保、医保的城市流动人员，在不同区域、不同平台间的流动性特别大。如何将算法更好地用于保护城市建设者与发展推动者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切身权益，也应该是数字化发展持续驱动城市运行的题中之义。
3.3.2 流量与城市
在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平台中，之前从未出现在公众视野或媒体版面的非知名城市或知名城市的非知名景点不断出现，且受到观看者的追逐与热捧。快手研究院在其出版的图书《被看见的力量》中，将网络直播为城市和个人赋能的力量视为一种“被看见的力量”。与PC互联网时代的“眼球经济”相比，“被看见的力量”更充满了立体感与交互性，使视频中的个体与城市在跨时空的“刷屏”中获得关注，进而转化为商业数据与城市品牌。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与资源天平一直在向头部城市倾斜，它们代表着城市文明的先进方向，知名城市的新闻与关注点则代表了社会主流与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以“被看见”为标志的直播平台正在城市的内部改变着这一切。
因为平台流量对城市发展资源的赋能与升维，网络舆论和流量资源正在取代土地、权力、能源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城市发展资源，从基础设施到城市治理与服务再到城市人文，当下的城市正面临着由表及里、从空间到内核的城市数字化革命。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直播平台以算法驱动的流量池为依托，成为曾经不被主流视野看见与重视的城市重新表达自我的气质温度计与文化取景器，使正定、淮安、绵阳、临沂等曾经只是一个社会新闻符号，或者只是一种主流表达的地理齿印与历史胎记的带有乡土气息、边缘色彩的三四线城市，通过庞大的直播流量的驱动，成为一个个具有性格与气质的区域引擎。
在传统媒体时代，城市人文在出租车上的收音机被听见，在免费地铁报、城市晚报、消费指南上被看见；在互联网时代，城市人文开始在门户网站的城市频道、地方新闻网站中被看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城市开始在微博、微信上的官方平台上被看见，传播方式开始由“游击式”转向“阵地化”；而在以算法与数据著称的人工智能时代，抖音与快手似乎第一次触及了城市的“灵魂”，将市民精神与城市精神以一座城市引以为傲的人文地标的方式推向世界。在此之前，人们需要从城市游记和地方志里获取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精华；在此之后，直播平台为城市的文旅景观进行了“加粗”显示，比如，西安除了有兵马俑，还有游客十分钟爱的“大唐不夜城”。数字化与去中心化还无法提升似乎已经板结的超级城市对科技、教育、金融、资源的吸聚能力，但那些曾经被地理阻断和被弱资源掩盖，在资本竞争与治理竞争中失却崛起机会的城市开始因为直播平台重新“被看见”。
直播平台真正赋予了草根市民参与城市精神建设的兴趣，赋予了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新的沟通与连接方式，这或许是亚文化的魅力——在主流的边缘更为准确地触达城市的活力之源。
3.3.3 数据与城市
如果工业时代的城市活力主要以碳排放量、用电量等指标进行评价，那么数字时代的城市活力则主要以“数据排放量”[7]，以及在全球网络分工节点中的地位，是否拥有影响世界、服务全球的数字经济平台作为决定现在和未来城市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中国的深圳和杭州、美国的旧金山、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均以拥有全球知名数字经济巨头而闻名于世，这些城市的创新与迅速崛起均来自对网络空间的数字领导力与话语权，以及通过数据调节、改造和影响城市运行的能力。
复旦大学联合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4月底，我国已有130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17个，副省级和地级平台113个。在数据开放的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利用层四个指标评估维度上，上海在准备度和平台层两个单项上排名第一，浙江在数据层单项上排名第一，深圳在利用层单项上排名第一。由此亦可看出城市对数据开放的态度与执行能力，侧面也反映和推动了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数据不仅是一座城市在数字时代建设、运行和发展的结果，也是一座城市实现数字创新、价值重塑与竞争升级的动力与能源。
对于城市而言，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进程中，数据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转轨与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关键性变革力量。从各大城市对高端人才的争夺来看，通过数据优化人才落户、居住证办理及社保事务流程，可提升流入人口对城市的信赖度与友好度。从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来看，通过数据赋能的数字政务服务平台优化和缩短涉及不动产登记、企业注册、获得贷款、获得电力、建设用地审批等在线办理流程，可加快投资开工速度，提升整座城市的运行效率。对于个人而言，数据成为一种权利；对于企业而言，数据成为一种竞争优势；而对于城市而言，城市数据的挖掘、分析与应用能力则成为一种决定未来城市发展命运的比较优势。
[1]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WeCity未来城市：智慧城市进化之道》，2019年。
[2] 资料来源：浙江日报。
[3] 资料来源：胡泳，《你想象不到的新数字鸿沟》，新闻战线，2020年第19期。
[4] 资料来源：环球网、澎湃新闻。
[5] 资料来源：《办件量激增10倍，温州线上政务服务经历了一场大考》，浙江新闻，2020年3月24日。
[6] 资料来源：丹尼尔·米勒、希瑟·A.霍斯特，《数码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
[7] 城市在生产、生活、运行、治理、服务等方面对数据输出和输入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