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亚当·诺伊曼与母亲、妹妹在以色列度过，从那时起他就跟着一位驾驶教练学习。在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家人辗转各地，在22岁来到纽约之前亚当有过13个居所，与每个渴望掌控自己命运的青少年一样，一辆汽车给了他想要的最大自主权。母亲阿维维特花了些时间让亚当在安静的沙漠道路学会基础驾驶。到高中快结束时，亚当加入了阿里·艾根费尔德的课程。后者在特拉维夫北侧的卡法萨巴教授驾驶课程，诺伊曼一家当时就住在那里。
没多久，艾根费尔德就意识到亚当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亚当在十一年级时转学来到当地的学校，有同学记得他只有来时的第一天很害羞。他留着长发，能与老师随意交谈，还跟高年级学生约会。20多年后，一个同学仍然记得有次亚当在走廊上经过一群女孩时，她们齐刷刷地扭头看他的背影。阿里·艾根费尔德也喜欢亚当，但他觉得亚当太受欢迎可能反而不是好事。仔细观察了手握方向盘快速驾驶的亚当之后，艾根费尔德当即宣称，自己认为亚当只有两条路可走。“亚当这人，以后要么身陷囹圄，”他说，“要么腰缠万贯。”
亚当并非天生就有高中时的那种自信。他的父母多伦·诺伊曼和阿维维特·诺伊曼都是医生，两人在本·古里安大学医学院相识。阿维维特成了一名肿瘤学家，而多伦则从事眼科。夫妻二人于1978年结婚，1年后，22岁的阿维维特在沙漠城市贝尔谢巴生下了亚当。亚当一直嫌弃自己的家乡过于平庸，以至于多年后WeWork员工建议在此开设办事处时，他还表示了反对。亚当说，贝尔谢巴就是个“垃圾场”。
亚当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成长时期，他也时常提起这段经历。他的曾祖父于1934年从波兰移民到以色列，但未能及时说服10个兄弟姐妹一同前往。诺伊曼一家从这个沙漠小镇搬到另一个，后来又搬到特拉维夫郊区，这种游牧般的生活迫使亚当一次又一次地以新人的身份闯入陌生的社区。毫无疑问，这是个冷漠的孩子。直到二年级被祖母带去吃午饭时看不懂菜单，其阅读障碍问题才暴露出来。当时，他已经很擅长向老师隐瞒，也很擅长哄骗别人帮自己做事。与此同时，他的父母时常因为婚姻中的争执感到心烦意乱，搞得亚当与父母的关系都很紧张。阿维维特经常带着亚当和妹妹艾迪去她工作的癌症病房。“亚当总是看到人们受苦受难，”阿维维特后来告诉一家以色列刊物，“我也没有刻意隐藏病人的痛苦。”长时间在医院工作会让人疲惫不堪，有天晚上下班后，阿维维特在给女儿读睡前故事时脱口而出：“白雪公主长了肝脏肿瘤，所以去了临终关怀医院。”
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的两周前，阿维维特和多伦离婚了。亚当后来形容这是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离婚后不久，一家三口搬到印第安纳波利斯，阿维维特要在那里完成医疗实习。亚当不得不再次努力适应，这回他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甚至不会说当地语言——美国政府在他已经感到很困难的关头，还砍掉了其家族姓氏的最后一个字母“n”（Neumann的最后一个n）。“他崩溃了。”阿维维特这样形容当时的儿子。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阿维维特带亚当去看儿童心理医生时，医生给了他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鉴于亚当一直在问母亲何时会与多伦和好，医生说：“拿着魔杖在爸爸妈妈身边晃三圈，他们就会和好。”亚当称自己不相信魔法。心理医生问，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幻想父母和好呢？阿维维特后来说：“我们坚持了8个疗程，然后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孩子——至少不需要药物维持了。”然而，诺伊曼一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过得并不开心，全家仅靠阿维维特微薄的薪水生活。亚当开始当报童，并坚持把一半收入交给母亲，以支付自己那份房租。
在印第安纳州待了两年后，诺伊曼一家于1990年回到以色列，定居在离加沙地带一英里远的尼尔阿姆（Nir Am）小镇上，那里有一片种着枣树和石榴树的岩石沙漠。尼尔阿姆是个集体农场，属于几十年前在以色列兴起的乌托邦社区之一，最初还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混合体。作为自给自足社区的一个全国性样本，农场中的人们既要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又要分担专门职责，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却拿着相同的薪水。
即使在这么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亚当仍然很难交到朋友。农场的多数孩子从出生起就住在那里，所以亚当刚来就受其他孩子的欺负。有次他邀请几个孩子到家里，打算用录像机看电影，结果却发现母亲把录像机带到医院给癌症病人看了，因此他早期融入尼尔阿姆的尝试没能成功。
后来，亚当深情回顾了在集体农场度过的时光。他最终结交了不少朋友，成长为当地居民记忆中那种扎着马尾辫、闯进农场游泳池裸泳的本地青少年。但他也声称自己发现了尼尔阿姆乌托邦理想主义核心中的腐朽成分。农场中有庄稼要耕种，有柑橘林要采摘，还有奶牛要挤奶，但主要产业却是银器工厂。亚当注意到，有些人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维持农场的运转，而另外一些人只需花一半时间照料农场花园就可以了。“我知道他们赚钱一样多，”亚当后来说，“但这实在不合理。”由于父母离异，长期颠沛流离和难以融入新环境，他一直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虽然集体农场这样的社区可以填补他生命中的一些空白，却还是远远不够。诺伊曼一家在尼尔阿姆只待了几年，但当亚当开始创建WeWork时，却说自己在尼尔阿姆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WeWork也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集体农场。”他说，“一方面我们会构建共享社区；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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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亚当报考了以色列海军学院，这让他的高中同学都大吃一惊。那是一个军官培训项目，通常需要服役至少6年，而不是常规的3年。而在军校同学印象中，亚当是个颇有天赋的水手，只是行事风格似乎过于随意，经常违反规定，总是为所欲为。其中，有人回忆说，亚当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和他妹妹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结果遭到了上级的训斥。他的妹妹因为获得了全国模特大赛冠军，从而一举成名，亚当也间接地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家伙。“最好每班都能有亚当这么一个人，”亚当的一位同僚说，“这家伙挺逗的。”
军官学校毕业后，亚当在常驻海法的一艘导弹艇上服役，但并未待到期满。关于这段经历，他对不同人提起时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对WeWork早期员工，他说自己尽管身高不符合条件，还是靠溜须拍马上了潜水艇。而在曼哈顿西村一个别致酒吧小酌时，他向朋友吹嘘自己曾在波斯湾指挥过一艘军舰。
移居纽约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故事。艾迪先来纽约当模特，然后时不时打电话恳求亚当也过来。“9·11”事件后不久，亚当漫无目的地来到曼哈顿。当时的艾迪已是一名成功的模特，甚至登上了俄罗斯版Vogue和西班牙版Elle的封面。她在世贸大厦遗址以北10个街区的翠贝卡区租了一套15层的楼顶公寓，接纳哥哥免费入住。接着祖母资助了亚当读曼哈顿巴鲁克学院的学费，然后这个22岁的新生就入学了。
来到纽约后，亚当在又一次适应不同文化的同时，也渴望着建立新的生活。他会赤脚走在曼哈顿东村波希米亚风情的圣马克广场上，去一家水烟店买大麻烟斗，这些行为让他一个纽约的朋友感到十分惊讶。而亚当也对在公寓大楼电梯里没有交谈对象深恶痛绝，如果一个以色列人需要什么东西，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敲开邻居的门，但问题是亚当一个新邻居也不认识。“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吗？还是说人们真的不想交谈？”他问妹妹。艾迪试图解释说，有时人们只是希望在忙碌一天后得到些许平静。亚当对这个回答并不认可，他说服妹妹跟自己比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尽可能多地与邻居成为朋友，衡量标准是能敲开邻居的门，要上一杯咖啡之类的。艾迪赢了——“她是超级名模。”亚当解释妹妹的优势。但亚当也是胜利者，因为公寓住户之间变得友好起来。他们开始为新邻居举行欢迎派对，还在老邻居搬离时送上纪念的礼物。
这次比赛让亚当产生了一些想法。当时，巴鲁克学院恰好在全新的热门领域开设了一门本科生课程：创业。而亚当正是这门课程的首批学生之一。他决定参加学校的一项创业竞赛，他提出要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经营公共性质的公寓大楼，旨在让人们从封闭的公寓中走出来，进入共享的公共空间。结果他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了，因为有位教授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这位教授说，即便亚当想出办法哄骗人们离开私人空间，他也永远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在纽约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中掀起一丝波澜。
亚当在功课方面仍然没花多少心思，而是将纽约当成了活生生的课堂。用他后来的话说，在这里他可以与各种门卫练习谈判艺术，“勾搭城市的每个女孩”。（亚当称其将大部分课程研究集中在“女性研究”方面。）在纽约的酒吧和俱乐部，诺伊曼兄妹是一对很有吸引力的组合，艾迪模特事业的成功让他们可以出席各种时装秀，并出现在社交网站的新闻里。在以色列期间，诺伊曼一家从不热衷于宗教，但在纽约两人加入了苏豪区的犹太教堂，这是一个具有宗教倾向的社交俱乐部，旨在迎合年轻时尚人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酒吧为主题的圣殿”。（该俱乐部通讯录中显示联系人的年龄范围从21岁到38岁不等。）诺伊曼兄妹在翠贝卡的公寓也吸引了一群追名逐利的年轻以色列人。魅力四射的男女在那里夜夜笙歌，川流不息。
然而，公寓是艾迪的，名声也是艾迪的，亚当还在琢磨如何不依靠妹妹找到自我存在感。他跟几个熟人提过自己可能会去尝试当男模，但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每晚派对将近尾声时，他坐在那儿，要不吹嘘着打算如何实现驾驶教练的预言成为巨富，要不干脆对曾经或未来的潦倒深感绝望。
随着时间推移，饮酒作乐愈发了无新意。每次狂欢一夜后醒来，亚当的胃里总有一种不同于宿醉的恶心感。这样在纽约虚度了两年时光之后，一位以色列的朋友关心了一下亚当的生活，问他在纽约得到的快乐是否足以弥补背井离乡的失落。这似乎触碰了亚当的内心，于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亚当决心做些改变。他决定开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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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和互联网泡沫的破灭都给21世纪初期的全球经济留下了创伤。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经济才得以从二者的废墟中崛起。YouTube开始提供流媒体视频，巴鲁克学院的学生也开始呼朋唤友注册脸书。在这种氛围中，亚当觉得最有前途的生意就是制造可以折叠成平跟的高跟女鞋。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像妹妹和其他女性研究对象就可以在参加试镜时自由走动，而不会在翠贝卡的鹅卵石街道上磕磕绊绊，步履维艰。后来他把这个概念描述为“《饥饿游戏》和《欲望都市》的结合体”。但实际生产出来的鞋子似乎与《饥饿游戏》更相似，样品首次送来时，鞋跟的可折叠装置突然启动，差点把一个员工的手指割下来。
亚当花了一个月时间思考这些“极度危险的鞋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有次和朋友外出过夜时，其中一人开玩笑地问为什么婴儿连体衣不带护膝，毕竟在硬木地板上爬行还挺疼的。第二天早上，亚当就注册了一家名为“爬行者”（Krawlers）的新公司，也就是把英文单词“crawler”（爬行者）中的“c”成改成了“k”。“这样看起来酷一些。”他后来说。他连带着还想出一句广告语：“不告诉你，不代表不伤害你。”
亚当开始投身于“爬行者”公司，他在艾迪的翠贝卡公寓里工作，并从祖母那儿得到10万美元初始投资。艾迪也投资了几千美元。尽管巴鲁克学院的同学对其前景普遍表示怀疑，他还是成功说服一位教授飞赴中国帮忙建立供应链。他们找到了愿意参与的制造商，可是样品运到时又发现有很多问题：纽扣过于锋利，容易割伤皮肤；裤脚又松又长，膝盖垫足有烤箱手套那么大。更要命的是在推销期间，哪怕稍微有点经验的零售商都认为婴儿在几个月爬行期内无需护膝，更不用说那些有过育儿经历的人们。好在亚当已经在巴鲁克学院锻炼成一名金牌主持，而且在他所选的这个行业中，一个未曾生育的男性又像独角兽一样极为罕见。所以在婴儿服装贸易展上，依然有成群结队的人听亚当的推销：“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再对宝宝在地板上爬行熟视无睹，膝盖会受伤的！”
亚当后来把这段经历编成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年轻企业家产生轻率想法的迷人故事。其实，当时他对业务很上心，还把公司业务从婴儿护膝拓展到了婴儿服装领域。在亚当结束巴鲁克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爬行者”公司已经发展到可以雇用几名员工的规模了。可惜的是，尽管个人魅力非凡，亚当还是很难促成交易，更谈不上发薪酬。“当时的销售额在200万美元左右，”他后来说，“不过支出额度在300万美元左右。”他每天抽两包香烟来缓解这种压力。由于竞争激烈，又害怕再度失败，他决定全身心投入公司经营。是时候加倍付出了，所以在只差几个学分就能毕业的情况下，他从巴鲁克学院退学了。祖母知道后很不高兴，员工也都觉得他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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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某天，斯特拉·坦普洛正坐在曼哈顿一家专门从事移民工作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位同事冲了进来。坦普洛和她的同事们早已习惯在人们最绝望时与他们打交道，但那天早上来的这位潜在客户的言辞过于疯狂，坦普洛的同事几乎搞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于是这位同事前来求助，说要是坦普洛能接手这位客户，就请她吃午饭。
“这儿不能抽烟，是吗？”亚当落座后问道，接着开始解释自己的处境，坦普洛努力跟上他的思路。他是持学生签证来纽约的，希望在美国发个大财，然后回到以色列。但他还没做到前者，也没准备好后者。他为了经营婴儿服装生意而辍学，签证也即将到期。他咨询过纽约其他几位移民律师，但谁也没给多少希望。如果不能尽快想出解决办法，他就不得不离开美国了。
坦普洛觉得谈话很辛苦，很难跟上对方思路，但亚当的狂热和活力又莫名吸引着她。和他聊天很有趣，即使她不确定他说的话哪些可以当真。坦普洛问亚当想做什么，他当即回答说，自己希望给世界留下积极的影响。
坦普洛笑了，这家伙刚刚不是说自己经营一家婴儿服装公司吗？
这家伙承认自己当前的职业不太可能实现上述想法，但他认为这是个有所作为的开始。“可能以后我会想成为以色列总理？”亚当说，“也说不定。”
坦普洛把亚当可申请的签证类型给他列举并排除了一遍。他不是外交使节，也回不了学校。尽管这家伙近期开始跟一个美国女孩约会，但终究还远远没到可以申请绿卡的地步。最终，坦普洛点到了O-1A签证，这是专为在科学、教育、商业或体育等领域表现非凡的人而准备的签证，适用于特定领域中1%的最优秀者。比如坦普洛最近帮到的那个截瘫赛车手就可以自称世界最佳，因为全世界也就他一个截瘫赛车手。正如坦普洛所说：“要是得过诺贝尔奖，那肯定没问题。”然而眼下，亚当只是个销售婴儿连体衣的辍学生。
亚当开始表现得坐立不安，烟瘾犯了，急着想出去抽一根。看着他这副样子，坦普洛说：“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相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
“要说现在，”亚当说，“我也不太确定了。”
坦普洛尝试着去申请签证。（她给刚生完孩子的妹妹送了几件“爬行者”连体衣，得到的反馈不怎么样：“宝宝怎么穿都觉得不太合适。”）她让亚当去找人写担保信，他送来两封：一封来自他的巴鲁克学院教授，也是婴儿服装贸易展的举办者；另一封来自他的新业务合作伙伴苏珊·拉扎尔。拉扎尔是位时装设计师，于2000年关闭了自己业已成功的服装品牌。（节奏蓝调歌手劳伦·希尔非常喜欢这个牌子，在拉扎尔的仓库关门后把库存牛仔布料都买了下来。）一年后，拉扎尔推出了高端婴儿服装品牌“艾格”（Egg），以195美元的价格出售羊绒连体衣和配套帽子。诺伊曼在苏豪区的犹太教堂通过一位犹太教拉比认识了拉扎尔。虽然“爬行者”和“艾格”这两个品牌市场定位不同，但两人开始商讨合作的可能性。很多名流会去曼哈顿精品店购买拉扎尔的衣服，但拉扎尔不知如何才能把品牌做大；亚当的产品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他知道怎么推销。他们决定成立一家名为“大帐篷”（Big Tent）的公司，把两个品牌合并。
为了省钱，亚当把公司搬到了丹波，一个与曼哈顿隔桥相望的贵族化社区。这里租金便宜，亚当得以拥有一间私人办公室，员工则在另一个房间处理商品。那段时间，他很少和员工谈论影响世界之类的话题，他似乎更专注于确立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更关心如何增加公司盈利。亚当喜欢走进员工打包的房间，计算每批货物的价值。有员工问道，谁家父母会花400美元买件婴儿尺寸的皮夹克？亚当回答说，父母不是目标消费者。“这些可都是‘奶奶的心头好’，”他说，“谁家父母都不会花这冤枉钱，但祖辈一般都溺爱孙辈。”
为了保持业务增长，亚当需要筹集资金。那时艾迪的约会对象是内森尼尔·罗斯柴尔德——他既是家族财产继承人，又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亚当最终得以与罗斯柴尔德会面，通常不会投资婴儿服装公司的罗斯柴尔德同意慷慨解囊，投资数十万美元。
2008年年初，坦普洛的签证申请成功，亚当得以继续留在美国。公司的衣服已经铺货到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商店，其中多数是家庭小铺。但由于经济衰退的打击，就连祖辈也开始注意控制开支。2008年年初亚当在接受《女装日报》采访时说：“我们已然注意到经济不景气。”当年晚些时候，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萨拉·佩林带着其最小的儿子特里格出现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后者身穿一件价值60美元的蓝色条纹“艾格”连体裤，这让公司火爆了一把。亚当已经烧光了祖母提供的初始资金，开始用罗斯柴尔德的资金维持运营。他那夹着香烟的手指开始经常性颤抖。由于急需现金，亚当决定把布鲁克林的部分办公空间租给另一家公司，这也是他首次成为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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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夜晚，还在为婴儿服装生意发愁的亚当骑车横穿曼哈顿，满头大汗地来到丽贝卡·帕特洛位于东村的公寓，来接后者进行第一次约会。丽贝卡大学时期的朋友安德鲁·芬克尔斯坦在一次聚会时结识了亚当，进而撮合二人。28岁的亚当已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丽贝卡大他一岁，但是已经6年没有认真和男人约会过。之前，她先是试图效仿堂姐、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想要在好莱坞取得成功，但最终失败。后来，她回到东海岸，在纽约郊区的欧米茄疗养中心花一个月时间考取了吉瓦穆克提瑜伽教练认证。“我遇见他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她后来谈到亚当时说，“就是想：‘如何才能把这种美好的感情共鸣传递到整个星球？’”事实上，这对夫妇刚开始时的关系挺紧张。“你和我的朋友都是一坨屎，”丽贝卡在初次约会时这么对亚当说，“你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假的。”亚当表现得信心满满，却连打车来接女朋友的钱都没有，也没主动付餐费。他在约会过程中不停地谈钱，其实就是没钱的确切迹象。
“你显然破产了。”丽贝卡说。
“我没有破产，”亚当说，“我是个企业家。”
丽贝卡说自己老爹也曾是个企业家，但都没法让她吃饱饭。显然，亚当对婴儿服装既不感兴趣，也不擅长销售。也许他只是入错行了。
亚当后来把结识丽贝卡视为转折性事件。“丽贝卡和我是生活中的联合创始人。”他告诉我。从来没人像丽贝卡那样要求亚当承担起责任，所以他开始考虑她也许是正确的，自己是个夸夸其谈却没多少实际行动的人。与此同时，丽贝卡在亚当身上看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潜力。“我们之间似乎有种能量，感觉合在一起比彼此分开更为强大。”她后来说。亚当也许一无是处，但首次约会似乎就让时间停止了，她甚至能看到两人厮守到老的未来。仅约会了几个月，双方就订婚了。亚当后来说，丽贝卡是自己放弃婴儿服装生意想法的来源，他想寻找更多东西。“我感到他潜力无限，或者说我俩合二为一后潜力就没有上限。”丽贝卡说，“我明确地知道，他有望成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