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平原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众多师生及校友跃跃欲试，都想略尽绵薄之力，我自然也不例外。那年我编撰刊行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与《北大之精神——十先贤对北大传统之建构》（北京：中华书局，1998）三种读物，在学界及普通读者那里得到很好的反响。前两者日后不断重刊，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大学读物的热销以及重写大学史的潮流——谈论大学的历史，不再局限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而是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故事和文章。相对来说，应中华书局之邀编注的《北大之精神——十先贤对北大传统之建构》，时过境迁就被遗忘了，这册薄薄32页的《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第17期，1998年4月第一版），校庆期间大量赠阅，流传甚广，影响了日后众多关于北大历史、传统及精神的“言说”。当初强调选文标准包含“文章可读”——不必文采斐然，但求谈论的是现实（或历史），关注的是精神（或传统）。事后想想，其中还蕴涵一种内在思路，那就是如何兼及“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

二十多年过去了，借“生气淋漓的人物、故事和文章”来谈论中国大学逐渐成为潮流，这让我喜忧参半，于是有了几年前的演说稿——《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初刊《书城》2016年第10期；收入《讲台上的“学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此文选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三所名校的校史读物，谈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校史、校园与人物”；第二，“故事化了的‘老大学’”；第三，“碎片拼接而成的历史”；第四，“在文史夹缝中挥洒才华”。

起码从1917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以及1923年为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起，北大就不断地积累校史资料。不仅校方及校友，很多文人学者也都喜欢撰写议论或追忆北大的文章。“无论任何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另外，必须超越为本校‘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与质疑，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正是基于此立场，我在上述文章中介绍并评述了许多关于北大的书籍，其中就包括严敏杰、杨虎编著的《北大新语——百年北大的经典话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我称书中所载北大人的“新语”，凡摘自作者原著的多可信，凡属于逸事转述的，则大都夸张变形。可话说回来，“逸事”不同于“史实”，“变形”方才显得“可爱”。

这册《北大新语——百年北大的经典话语》，经过一番增订，变成了杨虎、严敏杰著《微说北大》（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属于肖东发主编的“北大文化丛书”。我之所以关注此书，一是同属这套丛书的吴丕、刘镇杰编《北大精神》收录了我四篇文章；二是我与这套书的主编肖东发先生熟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1949—2016），乃中国书史、中国藏书史、中国出版史和年鉴学研究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有不少著作传世。我与他的接触，无关各自的专业，而是对于北大校史的共同关注。记得进入新世纪不久，他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主编四卷本“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风物——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风采——北大名师的岁月留痕》）时，征询过我的意见，事后赠送新书。

说实话，同样关注北大校史，我与肖教授立场不太一致。当初我辩称自己不是“校史专家”，理由是：“我的研究策略是以北大为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得失成败，并进而理解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之建立与发展”；“北大百年，有光荣，也有失落；只讲光荣而不讲失落，不是真正的‘北大之精神’。”（《辞“校史专家”说》，1998年5月10日《新民晚报》）多年后撰《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我更是主张：“讲述或辨析大学故事，虚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固然是一个障碍；但这属于技术层面，比较好解决。真正麻烦的是，怎样处置与主流论述的冲突。不是考辨有误，而是不合时宜，或担心给学校抹黑，或让领导很为难。可正是这些‘被压抑的故事’，代表了校史坎坷的另一面。大学故事若彻底抹去那些不协调的音符，一味风花雪月，则大大降低了此类写作的意义。”如此带批评眼光的校史书写，与肖东发教授的“爱校主义”，显然步调不太一致；可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互相欣赏与敬重。

谈论北大校史时，更多地强调其崇高与优美，或者说热衷于传播北大精神，肖教授的这一立场促使其不仅主编了多种有关北大的丛书，还带出了不少同样热爱北大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本书的编者之一杨虎博士。杨博士在其《北大钝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的前言中，表彰其恩师“一以贯之地热爱北大、研究北大、讲述北大，被人誉为北大的‘爱校主义者’”，而他本人也正是在导师的引领下，“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参与了他主持的‘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北大文化丛书’等一系列丛书的编撰工作。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常年参与讲授他主持的全校通选课‘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主要为师弟师妹们讲授北大历史、校园风物和人文精神”——这篇前言的题目很直率，干脆就叫《努力做一名为北大热情歌唱的“爱校主义者”》。

当初《北大新语》的《后记》称：“本书体例仿《世说新语》而作，共分二十三大类，将百年北大人的精彩‘话语’汇集成书，让读者在细微之处体悟北大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气象以及精神魅力。力求不着一字评述，却可尽览北大风流。一言以蔽之，就是想用我们有限的能力为百年北大编撰一部《世说新语》。”到了《微说北大》，改为二十五章，体例没有变化，只是内容略为扩展。这回的《先生说：1898年以来的北大话语》，增加了作为“代后记”的《“外未名而内博雅”的北大气质》，表达了作者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

作为一所大学，北大确实有气质，多嘉言懿行与奇思妙想，加上编著者借鉴《世说新语》的体例，旁征博引，此书必定好读。但只在全书后面开列参考书目，而不为每则逸事注明出处，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不仅逸事本身，包括其来龙去脉——是谁先说、依据何在、有何背景、何时传开，所有这些都值得深究。抹去了出处，单看逸事本身，总觉得分量不太够。当然，如此寻根究底的考据癖，脱离了一般读者的趣味。

最后，借用我当初为《北大旧事》撰写“代序”的一段话，赠送给《先生说：1898年以来的北大话语》的读者：“对于史家来说，此类逸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扎根并生长的逸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

2020年2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